牙美里的新农村运动神话和老区长时期的农村发展神话一起，成为人们重要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青年一代站在农村政治中心的舞台，积极参与新农村运动，为农村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开垦代表农村信仰的山岭地带，新建村庄精米所，扩大了农村共同体的公共物质基础。然而牙美里虽然两次受到国家表彰，但另一方面却与共和党关系亲密，而且对国家强制性的运动具有逆反心理。
新农村运动与日本统治时期老区长的农村发展神话一道，为牙美里的农村神话增添了重要一笔。牙美里分别于1973年和1978年获得新农村运动的优秀村庄奖，被评定为“自立村庄”，并获得150万韩元的大总统奖金。当时政府根据新农村运动的成果，将全国的村庄划分为基础村庄、自助村庄、自立村庄3个等级，自立村庄是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奋斗目标。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972年，自立村庄仅占全国村庄的7%。但是随着新农村运动的深入开展，自立村庄的数量持续增加，在1977年达到全部村庄数量的67%[48]。
牙美里经过新农村运动初期至1972年的积累，于1973年被评选为自立村庄，在那个时期，牙美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后来于1978年再次当选为自立村庄，并获得政府奖金。两次获得如此殊荣在利川郡是非常少见的，在夫钵面更是独此一家。时任牙美里里长的林晚圭与方仁峰再次回忆起牙美里在新农村运动中的辉煌历史，流露出的自豪感总难以掩饰：
我们是优秀村庄，利川郡的优秀村庄，优秀村庄的大总统奖金是150万，很多吧。利川郡有几个里，我做里长的时候，牙美里获得过一次大总统奖。用那个奖金买了些地，后来卖掉了，在前面（村庄会馆所在地）又买了一块地。（村民林晚圭，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如果可以当选为自立村庄，并不只是荣誉的问题，还可以为村里带来物质上的奖励。牙美里用第一次获得的奖金购买了300坪土地，后来将这块地卖了，连同第二笔奖金，重新购买了两千余坪的村庄公共用地，这块公共用地至今还作为村庄公共财产存在。（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20世纪60年代，新农村运动是由青年指导者们主导的，他们为打破氏族间的矛盾、寻求农村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青年里长们在老区长建的“公共礼堂”里每日面对着老区长的亲笔题词“勤勉节俭”，履行着国家赋予的新使命。可以说，这些青年里长们继承了老区长的遗愿，致力于传承优秀传统，建设美丽家园。他们是新时代的老区长，和老区长一样具有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刻画了老区长的光辉形象，有意将有关老区长及他儿子的不光彩的记忆淡化，而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他“勤勉诚实、节俭节约、协作团结”的献身精神和事迹，将其奉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优秀的农村指导者。“走在时代前列”是对新农村运动时期农村指导者作用和地位的强烈认可，同时也说明日本统治时期老区长的地位和业绩是无人可替代的。
牙美里老区长形象的华丽复活，与罗来里主导农村振兴运动的姜大宪区长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区长的功绩碑作为农村共同体的象征，赫然矗立在农村会馆前面。但罗来里却鲜有村民可以回忆起姜区长的事迹。姜区长以强大的“门中组织”为对象开展日本统治当局的农村振兴运动，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罗来里的地形非常不利，除了梅雨季节，其他时间经常会被风沙困扰，因此罗来里曾一度大规模地建设围堤防沙工程。姜大宪区长与面事务所关系密切，不能否认他对这个防沙工程的贡献。但奇怪的是，村民们竟然不记得他为村里做过什么事情。姜区长的功德碑被灌木丛遮住，自然引不起过往行人的注意，但竟然连本村的村民都未曾得知功德碑上的内容，于是，罗来里农村振兴运动的主导者姜区长被寂静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罗来里姜大宪区长功德碑（拍摄于2009年5月）。牙美里老区长形象的华丽复活，与罗来里主导农村振兴运动的姜大宪区长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区长的功绩碑作为农村共同体的象征，赫然矗立在农村会馆前面。但罗来里却鲜有村民可以回忆起姜区长的事迹，姜大宪的名字渐渐被历史遗忘了。
1971年，政府为全国33267个行政里、洞分别无偿赞助水泥335袋，用于改善村社公用设施。牙美里得到300袋水泥和一台双轮手推车，据说当时很多村庄不知道水泥的使用方法，将水泥随意丢弃的情况不在少数。罗来里的青年们非常积极地到附近工厂去学习水泥的使用方法，“没有任何建筑基础的村民一面抹着水泥，一面提高着技术”。从最初的自学到桥梁的修建，牙美里村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得到了回报。修建桥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的桥梁工程往往需要政府划拨巨款才可以修建，但牙美里的村民却在实践中掌握了过硬的建筑技能。
牙美里扩建了村里的主干道，将其拓宽到5米，这个工程中村民付出了很多义务劳动，村民分成若干班组，每日以筲箕和背篓等农具装运泥土。
村民们贡献的不仅仅是义务劳动，还有他们当做生命一样珍视的“土地”。时任里长的金晚圭回忆说，当时的村民特别淳朴厚道，修路自然会占用村民们自己的耕地而且要求无偿使用，然而一旦村里确定好规划方案，路过谁家的地，谁家都会毫无怨言地将自家耕地无偿奉献出来。但是，后任里长辛玄胜的说法却不同，他说被要求无偿提供土地的村民们心存不满，事实上是反对的。土地的自发性捐赠是依托新农村运动的主导势力实现的，同时围绕土地捐赠一事村庄上空笼罩着一层无声的高压氛围。
值得玩味的是，新农村运动表面上看似乎是轰轰烈烈、热情高涨的全民参与，但很多贫民层却甚至不知道新农村运动为何物。牙美里的一金姓村民在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对于新农村运动一片茫然：
提问：新农村运动时候的事儿，您还能记得吗？
回答：新农村运动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提问：您来牙美里三四年，或五六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回答：我每天得下地干活，为了生计埋头苦干，所以对村里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什么新农村运动。（村民金苏德，1925年生，1967年迁入牙美里，2000年2月11日口述）
上述金姓村民作为贫民层，是1967年从外村来牙美里谋生计的，他的雇主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面议员选举中当选的林仁圭。后来在我们继续采访的过程中，将新农村运动的背景和内容向他做了简单介绍，他才回忆起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他们是从事过修缮屋顶、拓宽道路的劳动。对像金苏德这样的贫民层来说，参与新农村运动建设的劳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只是按照雇主的要求做事罢了，并不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愿景下主动参与的。
新农村运动时期，牙美里的妇女会开展了相当积极热烈的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位女性口述者却对新农村运动本身感到云里雾里。她曾经按照里长的要求，到村里参加过清扫道路和路边绿化的劳动，但并不知道那就是新农村运动的内容。对她来说，那是村里要求的集体劳动，不得不参加而已，并没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概念：
提问：您对新农村运动还有印象吗？
回答：我对那个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在家干家务活。
提问：那您没有出去义务劳动过吗？
回答：去清扫过村里的路，在新修的路边干过种花拔草之类的活儿。
提问：谁让您去干的？
回答：里长呗。男的也去了，他们修建草坪。
提问：不去不行吗？
回答：大家都去，我们当然也得去了，都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去怎么办。
提问：您认为这是村里大家共同的事吗？
回答：当然，这是在村里生活，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大家都做。（村民林纯霖，1928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主导新农村运动的青年阶层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他们以“村庄的共同利益”为纽带，与掌握村庄话语权的势力阶层进行有效沟通与对话，以“农村共同体”为载体寻求与其他阶层的共鸣之处。国家作为这些青年们的强力后盾，必要时推动他们以强大的力量与任何反对势力作斗争。
青年阶层在成功地维持了村庄内部的团结之后，推动了村庄山岭地带的建设工程。山岭地带作为牙美里山神居住的地方，是村庄信仰的中心。开辟山岭地带的工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老区长时期公共礼堂的建设起步，后来在新农村运动时期正式开展了近代化的建设工程。山岭地带的开辟工程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从地理上和精神上连通了大马村与新马村，使二者融合；二是削平山岭，扩大了开垦地的面积。但与此同时，该工程的实施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力的问题，因为诸如开山辟地之类的巨大工程无法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还需要引进推土机等机械手段；另外，山岭地带作为农村信仰的中心地，对该神圣空间的破坏性建设是否能得到村中长老的同意也是个问题。
牙美里山神居住的地方，山岭地带（上图），从山岭向下俯瞰的牙美里村庄（下图，拍摄于2009年5月）。村庄信仰的中心地山岭地带在新农村运动时期在青年们的主导下被夷为平地，尽管村中的长老一再反对，但他们还是借着嶺东高速公路工程的力量推进了山岭地带的开辟工程。
青年们之所以可以促成山岭地带的开辟工程，得益于牙美里前面正在开通的嶺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他们决定借助高速公路主管部门和施工公司的力量，推进山岭开辟工程。以里长林晚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青年们与原州的道路公司协商，争取到一台推土机的免费使用权。当时班组成员一接到班长关于“推土机来了”的号令，几乎是一夜之间紧急集结，迎接推土机的到来。推土机无法在新修的沥青路上通行，村民们就用草苫子将沥青路覆盖起来，铺设了一条推土机专用道路。
我们通过道路公司的一位装备课课长，联系到原州，从原州派来一台推土机，推土机到达的时候是夜里，我们接到通知后用最快的速度出来迎接，因为沥青路不能通行，我们就用草苫子现场铺出一条路来。推土机来了两次，帮我们铲平山头。（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工程实施中的物质上的问题解决了，但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山岭地带的“神圣”性问题。与普通的山不同，在人们的信仰中，该山岭地带居住着牙美里的守护神，这座山被当做是牙美里的“镇山”，村中长老们一再强调“镇山”是动不得的。但是，里长站出来说，出了问题由自己承担所有责任，因此开辟工程才得以实行下去。山岭开辟工程完工后不久，村里发生了一起青年自杀的事件，当时村中传闻是因为动了镇山，山神发怒要降罪于青年人。但青年会的成员们并不相信类似的传闻，也没有举行过免灾的祭祀等活动。
在平坦的山岭地带，新建的精米所平地而起，精米所是完全属于村庄的公共财产，原来村民们到私人的碾米坊碾米一年大约需要交纳700—800斗大米作为劳务费，现在这些大米都交纳给村里公有的精米所。牙美里二度获得大总统奖的1978年，在山岭地带开始了农村会馆的新建工作，新会馆的选址离公共礼堂只有三十米距离。牙美里的青年们为了这个工程，从国家那里成功获得300袋水泥、300万韩元扶持资金，以及1吨钢筋的支援。其他的不足资金靠那些在外地的村民共同解决，青年们找到那些到首尔工作的村民做动员工作，最后他们答应每人出资10万韩元支持村里的建设。
资金还有一些缺口，于是我和林晚圭去了一趟首尔，找到那些在首尔工作的人，要求他们捐助一部分费用，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每人出资10万元。最终，我们的新农村会馆工程胜利竣工了。（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新建的农村会馆前面伫立着一块感谢碑，碑文内容为“以此碑感谢并纪念远离故乡、为新农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上面刻录了人名和捐助的金额。除了同乡会的捐赠，还有19名个人捐赠，金额共计160万韩元。
在新农村运动时期作出贡献的人们不仅只有牙美里村内的人，移居村外的人们亦被动员团结在牙美里农村共同体这个大家庭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展开城市中的新农村运动，虽然效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但至少生活在首尔的外乡人对自己家乡的新农村运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支持作用。
综上所述，新农村运动时期的牙美里农村共同体具备强大的凝聚力，村庄公共财产作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得以空前巩固和扩大。在2000坪的公共空地上建设了农村会馆和精米所，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作为过去村庄信仰中心的山岭地带随之解体。
山岭地带开辟工程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传统信仰的权威在国家近代化进程面前逐渐解体。从那以后，农村会馆前面飘扬的太极旗替代传统的山神居住在山岭地带，国家从此在深邃的山林农村树立起统治权威。青年们与老区长不同，他们是近代化的忠实粉丝。他们从小接受近代教育，服过兵役，有过都市生活经历，他们属于一群游离在传统信仰之外的存在。他们对民俗与迷信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传统文化被误解为阻碍农村发展的迷信，因此不得不被逐出农村的中心地带。老区长时期开始的农村近代化最终在新农村运动时期得以收官。
1978年新建的牙美里农村会馆（上图）和会馆前面的感谢碑（下图，拍摄于2009年5月）。出生于牙美里，后移居到城市的人们同样为新农村运动做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捐赠，就没有农村会馆的落成。感谢碑上刻着所有捐赠者的名字。
在农村工程中，牙美里的农村组织发挥了有序的指导作用，当时牙美里有90户人家，分为5个班组，里长和班组长由同年龄段的青年们担任，这些领导们思想与行动都保持高度一致。总之，这时期的青年们就好像已经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只要是村里的事，全部当做自己的家事一样全力以赴。里长和班长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分担村中的事务，尤其是班组长，虽然没有薪酬，也一样为了村中的事务不知疲倦：
当时我家里的事情都顾不上。建设道路的时候，需要村民们运输铺路用的碎石子，我经常是今天去这个班组做动员工作，明天就去动员另一个班组，总之，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们把家里的事情都放下了。（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我们班组长一共五人，从来都是商量好了一起行动，甚至有时晚上也不辞辛苦，每个班组长负责大约十五户人家。当时班长就像个跑腿的，各家各户地上门收取人头税等，不像现在，通过村里的大喇叭一广播就全解决了。（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牙美里的青年会具有完善的组织力，里长和班组长全部是青年会的成员。青年会既是村庄内部的时代组织，也是村庄里可以维护里长和班组长的正式组织。新农村运动时期青年会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虽然每个村庄都是这样，但牙美里的情况却可以用“癫狂”来形容。那么这种自发性来自何处呢？难道只是出于当时青年们的一片丹心和爱家、爱乡之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养家糊口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牙美里青年会的活动中存在某些经济因素。时任里长的林晚圭和几名青年在嶺东高速公路开通时，中标了周边的防沙工程。这是牙美里青年会活动的原动力。1971年开通的嶺东高速公路横贯牙美里，出入口设在了牙美里。青年们通过这个工程获得了很多就业机会，除了领取每日应得的报酬外，其余的钱都存在青年会作为公共基金：
道路公司与牙美里结成姊妹关系，道路公司施工后，被削平的山岭需要进行绿化工程，这个工作由青年会来做。我们除了支出正常的工资之外，剩余的钱全部存入青年会作为公共基金。托嶺东高速公路的福，我们有很多盈余。（村民朴圭和，1949年生，2000年1月19日口述）
经济力量是令牙美里青年会具备强大组织力的原动力之一。嶺东高速公路开通时，担任里长的林晚圭和几名青年找到道路公司，中标了高速路周边的防沙工程。牙美里的青年们由此获得了就业机会。除了领取每日应得的报酬外，其余的钱都存在青年会作为公共基金，基金数额曾高达1000万元。从那之后，青年会的活动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照片为首尔—原州嶺东高速公路开通仪式现场。（拍摄于1971年12月1日，国家记录院提供）
随着高速公路湖法至原州段防沙工程的建设，青年会的活动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并筹集到1000万元的会费，这在当时堪称巨款。
道路公司与牙美里也因为此项工程结成了“姊妹关系”，1972年，牙美里的村级公路拓宽工程、精米所的建设工程以及扩音器的安装工程等，全部是在道路公司无偿提供机械装备的支持下完成的。道路公司不仅免费提供拖拉机、推土机，就连整个村庄扩音器的安装都无偿支援了。新农村运动时期，所有的村庄在政府的赞助下安装了扩音器，每天在大喇叭里播放新农村歌曲和《大韩新闻》等，及时将政府的政策和精神传达给村民，令村民对政府的新农村事业产生信任感。
牙美里是夫钵面区域最早设置扩音器的村庄。在农村有一个传统职务，叫做“所任”，不仅是牙美里，很多村庄都设有这一职务，相当于里长助理，负责在村里挨家挨户传达通知等。自从新农村运动中各个村庄安装了扩音器，这个叫做“所任”的传统职务便消失了：
道路公司为我们安装了扩音器，我们是夫钵地区最早安装扩音器的村庄，那是70年代初期吧。
提问：所任呢？
回答：我没有见过所任，那时候所任已经消失了，有了麦克之后。听老人们说，所任就是挨家挨户下通知的人，经常会站在你家门口喊：“今天去村里开会。”（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总之，如上所述，牙美里青年会的活动之所以可以取得耀眼的成绩，除了青年们的激情与付出外，还存在经济激励方面的动因。嶺东高速公路的开通给牙美里村民带了经济方面的实惠，从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中标的防沙工程展现了农村事业的灵活性。牙美里取得其他村庄无法追赶的建设成果，并连续被评选为自立村庄是具有偶然性的非偶然事件。一方面牙美里青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牙美里独特的地理位置。随着嶺东高速公路的建设，牙美里得到了其他村庄不具备的资源优势，他们不仅拥有政府下拨的300袋水泥和1台双轮手推车，还拥有了高速公路工程队机械装备的使用权。道路公司之所以与牙美里结成姊妹关系，并无偿提供很多帮助，是因为政府将高速公路沿线作为国家近代化成果的示范区，于是高速公路旁边的村庄自然成为政府重点和优先支援的对象。牙美里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两次当选为自立村庄似乎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新农村运动时期，牙美里妇女会的活动不比青年会逊色。不同的是，牙美里青年会在新农村运动之前便成立了，而妇女会是在新农村运动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农村运动对妇女群体的动员工作是相当成功的，一旦活动需要，妇女们就纷纷加入，参与度之高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妇女会的“驱动力”值得关注，牙美里青年会是出于对近代化的认可和追求而参与农村运动的，但女性们却并不是出于国家的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而是在农村运动的过程中，她们可以找到作为“人”的自我认可与尊重。一定程度上来说，村民女性的妇女会活动是协助她们摆脱大家长制压迫的突破口。
妇女会会长金在淑的生活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立场和处境。金会长与林晚圭和方仁峰里长一样，都是1931年出生，她与其他男性一样接受了近代教育，且具有外地生活的经历。金会长出生于京畿道光州郡，但父母早年间迁居首尔，日本统治时期，金会长在首尔读完小学五年级后随父母重新回到家乡。她出生时父亲已42岁，有些中年得女的感情色彩，因此对她非常宠爱，为她提供了与男孩一样的教育机会。可以说，她是喝着首尔的水长大的新知识女性。
金在淑的不幸开始于1948年，那一年她17岁，经媒人介绍嫁到了牙美里。在出嫁之前，她甚至没有见过男方，更无法得知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于是家庭和睦对她来说变成了奢侈品。据她描述，她曾经多次想要自杀，最终为了孩子选择苟活于世。1967年丈夫去世之后，她独自抚养八个孩子长大成人，并独自承担了6000坪田地的农活。
金在淑的人生转折期是她被推荐为妇女会会长的1972年。当她作为自立村庄牙美里的妇女会会长开展了四年的农村活动后，她才发现了什么叫做找到自我。虽然既要照顾子女，又要做农活，还要开展妇女会活动，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但她却无法不感到幸福，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回归、自我肯定的过程。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份无法用物质衡量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忘不了那段日子，当时称赞我的人很多。大家都称呼我为“妇女会会长金在淑”，郡妇女会和面妇女会的领导们都非常认可我，我总是努力将上面的指示付诸实践，本来我一个人支撑着家里的事情，后来又承担了妇女会的工作，村里的人都称赞我了不起。后来我卸任妇女会会长时，收到一套韩服礼物。（村民金在淑，1931年生，1972—1974年任妇女会会长，2000年2月11日口述）
当时的女性们虽然都有自己的名字，可一旦出嫁，就永远与自己的名字告别了，取而代之的是某某妈妈、某某家的。但当时金在淑的名字响当当地被大家提起，这是国家赋予一个“农村战士”的权利。金在淑会长不仅热心于村里的事务，每周去面事务所开一次会从未缺席过，也参加过妇女会长研修班。只要是村里的事、国家的事务，她总是非常模范地完成。
妇女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我非常忙，共同耕作、节米储蓄、商店业务等事务非常忙，面事务所每逢开会我一次都没有请过假，因为其他村子里的妇女会会长都来参加，我把它看作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交流机会。面长对此大加称赞，对新农村运动方面的活动也非常支持。村民们都非常拥护改造屋顶等活动，对政府下达的政策方针也尽力执行。（村民金在淑，1931年生，1972—1974年任妇女会会长，2000年2月11日口述）
妇女会长研修班有两期，夏季班我因为太忙没去成，参加了冬季班。在水原道厅上课，住在市民会馆，三夜四天、两夜三天的样子，那时候的时光多美好啊。在道厅会议室学习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读书的样子。担心我们只是学习太过单调，研修班还给留出了娱乐时间，吃过晚饭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聊天，回忆太美好了。（村民金在淑，1931年生，1972—1974年任妇女会会长，2000年2月11日口述）
妇女会长研修班一般是三天两夜的日程，在过去那个年代，嫁做人妇的农村女性在外留宿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女性们被动员到农村建设中，可以说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这一主体面前淡化，女性们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大家长制体制中寻找到解放自我的突破口。基于新农村运动时期国家与女性的该契合点，妇女会运动空前活跃。金在淑在妇女会长研修班时曾经凭借下面的话剧获得三等奖，是关于国家与大家长制对垒的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婆婆：顺儿呀，你们这些小年轻人天天不在家，老往外面跑，这还是个过日子的样子吗？
儿媳妇：妈妈，我刚从妇女会回来，今天有个会议。
婆婆：（好像不知道新农村运动为何物似的一脸茫然的样子）什么会议不会议的，这么天天不着家，像什么样子。
儿媳妇：（为婆婆详细解释妇女会工作的内容）今天妇女会开展了节米储蓄和商店的业务。
婆婆：是吗，做得好。我虽然没文化，但如果是为了农民过好日子能增加收入的事情，我举双手赞成。好，非常好。
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在舞台上一起唱起“让我们好好生活”的歌曲。
牙美里妇女会的活动大体由三部分组成：节米储蓄、共同耕作和商店业务。节米储蓄是指号召妇女们每天节省一点大米存起来的运动，最开始是节省大米，后来发展为节省现金。共同耕作是指将新开辟山岭地带的荒地承包下来，共同耕作运营三四年，其中的收益归妇女会共同所有。
妇女会收益的亮点项目为商店业务。商店可以节省下村民们去县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时间和交通费，方便村民的同时，也成为妇女会创收的重要途径。商店里批发购入的商品都是村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洗衣皂、火柴、煤炭等。妇女会每次采购的生活必需品数量大，价格自然低廉，销售后能取得可观的收益。启动经费是每家2000元募集来的。最初没有合适的位置运营商店，就轮流在各家各户临时摆摊位卖，直到1979年，随着农村会馆的建设，妇女会商店才得以固定经营，同时妇女会还代理销售村里酿造厂的米酒，成为妇女会基金的重要收入来源。1979年，妇女会曾经使用自有基金为农村会馆捐助过建设资金，也拿出过800万元支援农村会馆门前工程的建设，1999年新农村会馆建设时又捐助了1500万元。
牙美里妇女会的节米储蓄活动现场（拍摄于1972年，利川市史志编撰委员会提供），牙美里妇女会的主要活动为节米储蓄、耕地共同耕作和商店业务三大版块。节米储蓄活动是指家庭主妇们每天节省下一点米存起来定期卖到妇女会，这对当时连钱都很少有机会碰到的妇女们来说是一个零存整取式的赚钱机会。
妇女会承包经营的商店（拍摄于2009年5月），商店的经营是妇女会收益的亮点。商店批发村民必需的生活日用品，既便利了村民，又为妇女会创收。
1973年，牙美里妇女会用自有基金组织了农村妇女们外出旅游，从那以后，妇女会的外出旅游活动便一发不可收拾。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妇女们来说，一年一度的旅游无疑是大家长制下女性生活的出口。
我们在利川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另外一个重要事实，即新农村运动与共和党政治运动的密切关联。新农村运动虽然是有关村庄建设的运动，却与面事务所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新农村运动崭露头角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以当地建设为根据地迅速成长，并得到共和党的关注。
牙美里新农村运动培养了很多新一代的“老区长”，以1968年至1973年任期六年的林晚圭里长为例，他在任期间中标道路公司的防沙工程，并接受新农村运动模范村庄的表彰，在道路公司的协助下推进了山岭地带的开垦工作，新建了村里的精米所等事迹在牙美里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如此，在他卸任里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以新农村建设指导者的身份，主导了村里农村会馆的建设。1974年，他卸任里长职务的当年，又以新农村建设指导者的身份在面和郡里开展活动，并加入共和党。主导新农村运动的里长们成为共和党党员的事情并不稀奇，不仅牙美里，其他各地都有类似现象。1972年至1974年任期两年的牙美里里长后来任江原道长湖院邑共和党的副委员长。当时村里的指导者为了开展村内事务，不可避免地与共和党等党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共和党的活动家也遍布各个村庄，各村的里长或里长出身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共和党活动家。
提问：共和党在邑和面中也有基层组织吗？
回答：当然了，而且很体面的。如果在邑或者面中担任共和党的委员长或副委员长，都是很有派头的。
提问：党员们开展的活动多吗？
回答：当然了。
提问：我想问的不光是选举时，平常也开展很多活动吗？
回答：反正邑和面里有重大决定时，都是把共和党干部召集在一起讨论后决定。还有契长和契里的干部也都会参加。
提问：像是中央政府党政协商会议那样吗？
回答：当然了，基层的党政协商会议。如果村民们有什么不满的意见或需要提建议，只需要由我们（共和党干部）给邑长打一个电话，马上就反映到上面了。总之还是给我们很多权限的。
提问：共和党在村里也有基层组织吗？
回答：那是自然，都是以村为单位的。（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3月11日口述）
共和党通过新农村运动，将农村社会中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吸纳为党员，将他们作为共和党施政的首要的宣传对象。事实上，基层的共和党党员对共和党理念上的认同程度并不高。以姜明远为例，他并不是由于认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而加入共和党的，他本身是天主教农民会的优秀农村运动家，天主教农民会本是在野党大力支持的农民组织，他们的活动还曾经被共和党执政的长湖院警察支署驱散并上了黑名单。但后来因为他本人加入了共和党，成为共和党长湖院党支部的副委员长，所以可以平安无事。加之他本是罗来里的大户姜氏出身，因此共和党求同存异，忽略了其政治倾向上的不同，而将他吸纳为共和党党员。由此可见，当时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共和党党员，虽然不排除出于个人政治认同加入共和党的人物，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由于经济或社会原因被纳入共和党的情况。
我从事的是天主教农民会的活动……天主教农民会通常可以很快得知外部的甚至是国际上的一些信息，从而给政府提出意见或建议，而且我们一般都是基于“六何原则”[49]，可以正确地指出问题的要害，因此政府也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处境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还曾经被长湖院警察支署追赶，也被行政拘留过，但后来我加入共和党，出任副委员长之后，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3月11日口述）
在罗来里加入共和党的并非只有姜氏里长一人，1975年至1977年任里长的金氏里长亦为共和党党员。金里长是车智澈[50]选举运动的主导者，新农村运动与朴正熙政权的农村政治基础运动紧密相关。
新农村运动既是改善农村现状的运动，又是为朴正熙政府扩大农村政治基础的运动。共和党的上层在农村社会中物色有能力又有群众基础的人，将他们纳入共和党体制内，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在农村社会中开展选举运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交易关系，他们承诺共和党党员以“里长权”作为交换条件，获得“里长权”支持的党员们必须在选举中大力支持共和党。在城市中沸沸扬扬开展“维新反对运动”[51]时，朴正熙政府在农村的支持率却一路飙升，这正是由于以上的政治策略所致。当时作为共和党党员的姜里长曾识破政府的这一政治意图：
提问：您是怎么开始开展共和党活动的呢？
回到：利川市中央会议中选拔决定的，选那些头脑灵活有能力的，在村子里有威信的。
提问：那您是因为担任里长时表现突出被他们选中的吧？
回答：（笑而不答）
提问：共和党给基层党员们支付活动经费吗？
回答：刚开始的时候有，不是日常的支付，只在选举时给活动经费。一般会给党员们一些承诺，比如事成后给你这种权限，选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动员大家投票。我就是在选举的时候非常卖力的，每晚约见一些活动部长，告知他们选举时投谁的票之类的。
提问：您说的活动部长，只在有选举活动时才活动吗？
回答：当然了，他们参加选举大会，也参加邑和面里的党政干部大会。
提问：长湖院党支部有自己的办公室吗？
回答：当然有了，而且连电话费都是上面报销。
提问：邑长或面长在作重要的行政政策决策时，会和党干部们合议吗？
回答：当然会的，党政协商会议上，一般会通告近期重要的活动方向和决定，然后找几个关系比较近的里长，安排他们在各自辖区内开展一些活动，而这些里长一般都会感到自己非常受重视，通常会很热情地执行。中央党也是类似的情况，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动下面的支持。
提问：（笑着）那么他们是否可以长期执政呢？
回答：就是说的这个。
（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3月11日口述）
牙美里辛氏家族的重孙与林晚圭是初中同学，但他却从不参加村里的任何事务。他与里长一职、农协或新农村运动指导者的名衔没有任何关系。他之所以在牙美里过起了政治上的隐居生活，是因为他需要全力照顾家族事业和弟弟妹妹，但这并不是充要条件。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这段时间，他的弟妹们都已长大成人，并不需要他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继续照顾，但他仍然没有发挥自己是近代化知识分子的优势参与到农村运动中来，这实际上与其政治倾向有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是在野党的忠诚支持者，对朴正熙政权非常不认同，尤其对朴政权发动的五一六军事政变持非常批判的立场。在那个年代，那些反对朴正熙政府的人们，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选择了一种隐居的生活方式，因为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非常不赞成朴正熙政权，因为那场军事政变。虽然我也认为韩国人民是要自立自强地搞好建设，但我却非常不认同独裁。不管是房屋屋顶改良运动还是大米运动，虽然都能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军事政变的名分很成问题。总之，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在野党分子”。（村民辛宗倍，1930年生，2000年1月19日口述）
牙美里的辛玄胜里长对新农村运动的评价褒贬参半，他毕业于首尔的高中，曾是全职警察出身。作为利川郡本土的知识分子，他于1974年至1976年出任牙美里里长，1978年至1979年担任夫钵面的农协会长。他对新农村运动中农村环境的改善和农民意识的提升持赞赏态度，但却批判行政机关的强制性问题。
辛里长在任期间曾经主持开展了荒山开垦、道路拓宽、房顶改良等运动。根据他的回忆，房顶改良运动虽然遭到村民的反对，但在青年们的主导下得以强行开展。另外，为了完成政府制定的农家肥增产目标，牙美里村民们曾经不得不直接用稻糠冒充农家肥来完成任务。当时，这个曾经被光荣地评选为模范村庄的先进典型，在强制的行政体系下，为了完成行政机关的无理目标，不得不弄虚作假。通过这个事件，折射出当时的农村社会为了应对不符合实际的政治目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新农村运动时期，政府的强制性态度带来的不满，通过罗来里村民的口述得到进一步印证。1972年至1974年任村里里长的姜明远披露了当时的高压政治情况，不管是上面派下来的公务员还是村民，都曾经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绞尽脑汁。公务员们不得不下乡到农村蹲点督促，村民们也为此不得不在困境中挣扎。如果完不成目标任务量，村民们会被黄牌警告，公务员则需要递交辞呈：
当时大家的处境都非常非常困难。公务员来村里蹲点，吃喝拉撒都在这里。大家天不亮就起来下地干活去了。
提问：只有罗来里存在这种现象吗？
回答：都是这样的。其他村子也一样。公务员到各个村子里蹲点，每个人都有任务量。
提问：那村民不帮他们吗？
回答：帮是帮，但他们每一个人也有一定的任务量，如果完不成就要递辞职书了，所以也都非常卖力……（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
新农村运动虽然在改善农村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农村生产力方面却存在一些问题。在利川地区，上面要求一年种植两茬儿大麦，这完全不适合当地的农作情况。但农民们只能无奈地种植大麦，在应付完检查之后，将大麦连根拔掉，重新种植辣椒，然后到了收获季节再去外地以高价买来大麦交差。如此一来，由于经济上的损失惨重，罗来里便由村里出面筹钱共同应对：
上面让我们种大麦，但大麦实在不适合在罗来里种，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是没办法，于是就种上大麦，到了春天拔掉重新种辣椒。种植面积上面有记录，按照标准产量计数，也就是说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们必须产出高于标准产量的大麦……但是，天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种大麦吗，哪里来的收获产量啊。于是我们就到别的村子去借大麦，借不到我们就到阴城、监谷等地购买。如果大麦每垛的市场价格为5000韩元，我们有时就需要按照6000韩元、7000韩元甚至8000韩元的高价购入。差价3000韩元就算作我们不种植大麦的惩罚了吧。但由于损失实在无力承担，最后由村里筹钱补上了这些缺口。（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即没有被评选为模范自立村庄的罗来里，反而在很早之前就自发地探索农民创收增收的事业。这一事业与政府的政策无关，而是在村庄内部对土壤土质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罗来里村民很早之前就开始了近代农业的经营。罗来里的邻村梨黄里有位叫朱真硕的人，自日本统治时期便致力于钻研观赏木的栽培技术。经过多年实践，他发现当地的土壤多为沙土质，非常适合种植红豆杉和桧柏类观赏木。他多年磨一剑，研究开发了观赏木插扦繁殖法的种植技术，这一努力为他换来了可观的收益。罗来里后来发展成为主要的观赏木集散地，朱真硕功不可没，因为罗来里观赏木苗木的栽培技术大多是他传授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乘着韩国经济发展的建设大潮，观赏木苗木的市场需求空前好，罗来里村民直接打开销路，实现了飞跃性的收益增长。那个时期，在罗来里没有村民没尝过观赏木的“甜头”，村民们用观赏木的收益供子女上学接受近代教育。
罗来里的观赏木苗圃（拍摄于2009年5月）。罗来里村民很久之前就自发地致力于创收增收的观赏木栽培事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乘着韩国经济发展的建设大潮，观赏木苗木的市场需求空前好，罗来里村民直接打开销路，实现了飞跃性的收益增长。罗来里的全体村民都尝到了观赏木栽培的甜头，并用观赏木栽培的收益所得供子女接受教育。
后来令罗来里村民走向成功之路的是观赏木苗木，当时人们都挣了个盆满钵满，大功臣是梨黄里的朱真硕，他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就对观赏木苗木栽培技术颇有造诣。插扦繁殖的技术除了朱真硕无人能及。罗来里村民向朱真硕学习了插扦繁殖技术，各家各户在自家庭院里栽培观赏木苗木，但当时的农民们并不知道观赏木的销路，只能通过朱真硕往外卖，比如1颗苗木10韩元，但朱真硕转手可以卖到100韩元。后来村民们开始自己寻找销路，直到后来提起观赏木，没有不知道罗来里的。
提问：当时村里观赏木种植的主导者是哪位？
回答：谈不上主导吧，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只要是有空地，就插扦繁殖。（李载英，1936年生，时任罗来里农协开拓员，2000年5月10日口述）
罗来里虽然对新农村运动的参与氛围不如牙美里热烈，但对自身的近代化农业经营之路的探索却热情高涨。村民们对经济作物的种植经历由来已久，其中有过花生和丝瓜的失败经验，最终在观赏木苗木的栽培上获得成功。罗来里通过观赏木种植实现收益的飞跃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在新农村运动中，政府针对农作方法一刀切的行为引起了罗来里村民的一致抵触。他们认为政府的上层指示并不适用于当地的实际情况，虽然表面上执行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却非常反对。他们经过自己的摸索和实践收获了成功的果实，政府强制性的、不合时宜的政策反而对农民的创收增收起到阻碍作用。
提问：你们都种植过什么经济作物？
回答：甜瓜、西瓜、辣椒，还有观赏苗木……杉木也种了很多，总之，我们尝试了很多种作物。
提问：是不是在新农村运动之前，这里因为观赏木栽培业务生活水平就已经得到很大提高了？
回答：是啊，那时候农民收入已经提高很多了。
提问：人们对新农村运动的意义本身的体验在这里是不是也与其他村子有所不同啊？
回答：是啊，尤其是当我们站在增加收入的角度来考虑这种体验时。
提问：这么说来，新农村运动反而是个苦差事喽。
回答：当然可以这样认为了，苦差事。因为新农村运动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属于半强制性的……
（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1972—1974年任罗来里里长，2000年3月11日口述）
罗来里村民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地适应市场商机，当韩国建设经济大潮退去时，随着市场对于观赏木苗木需求的减少，1980年前后，罗来里村民又将视线放在经济作物桃树的种植上。当村民们发现当地的粗沙土质非常适合甜桃的生长时，便义无反顾地选择甜桃栽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直到现在，一提到“长湖院甜桃”，全国各地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罗来里虽然对新农村运动的关心氛围不如牙美里热烈，但对自身的近代化农业经营之路的探索却热情高涨。1980年前后，观赏苗木市场不景气之后，罗来里村民将甜桃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因此获利丰厚。照片为罗来里的桃园（拍摄于2009年5月）。
新农村运动时期，牙美里与罗来里农村收益的方式有很大差别。一方面，罗来里通过观赏苗木和甜桃的种植实现了富村之梦；另一方面，曾经受过国家表彰的牙美里虽然因为靠近高速公路的地理优势地价上升，村民财产有所增加，但在农业种植方式方面相对落后。更为反讽的是，20世纪70年代新农村运动时期两个村庄农民收益的对比结果，与调查当时两个村庄农民收益的对比结果，刚好是相互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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