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乡青年会与理想村建设运动

母亲的突然辞世将李载英引向农村运动家的道路。李载英在母亲去世后，于高二那年开始参加农村启蒙队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他作为农村运动家的人生。1957年李载英从景福高中毕业后，将农村启蒙队中结识的伙伴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做“爱乡青年会”的农村启蒙组织，主要从事扫除文盲、清除陋习恶习、联合建设等农村运动。

李载英的生涯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瞬间发生在高中二年级（1955年），这一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身患疾病的母亲一次都未能去医院接受过正规治疗。进入景福高中读书后，李载英一直生活在舅舅家。在景福高中读书期间，李载英不仅成绩优异，还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学校活动，曾任举重部部长、纪律部部长和首尔市学生联盟会会长。

正在他享受着上学读书带来的乐趣时，突然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事实上，在他读高二的那年，重病的母亲曾经背着弟弟来到首尔舅舅家，李载英内心是多么希望舅舅可以主动提出来将母亲送到医院治病，但是舅舅什么反应都没有。母亲也许觉得自己的儿子住在弟弟家已经够添麻烦的了，便什么都没说就回家了，不久便离开人世。李载英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未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我读这个书又有什么用”，他一方面非常沮丧，一方面陷入了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恰恰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认为母亲的死亡全是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医治所致，当务之急应该是改变农村的落后经济。这件事为其后来成长为农村运动家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母亲去世后，他参加了农村启蒙队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踏上了农村运动家之路：

高二第二学期开始，我萌生了“一定要开展农村运动”的念头。后来加入了启蒙队，由于参加启蒙队的活动，学习成绩曾一度变得很差。但心里考虑更多的是我家境的贫寒、农村的落后，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做才能为改变农村的现状贡献点力量呢，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读书呢？以我现在的所学是否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农村呢？”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并不是你学得多就可以开展农村运动，学得少就开展不了农村运动，以我现在的状况，应该可以有足够的能力为农村做点什么了。”在我读高三第二学期时，放暑假后我两个多月没去学校上课，为了农村启蒙运动……[7]

李载英选择农村运动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对当时的学生们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他选择成为农村运动家的决心，是随着农村启蒙队的活动成长坚定起来的。1955年、1956年，景福高中学生参与的农村启蒙运动是学生护国团启蒙队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护国团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将大学生和中学生动员起来到乡村开展乡土启蒙运动。护国团的主要工作是在农村设置国文讲习班扫除文盲，通过“对国内外政局的正确把握，以及教育热潮的宣传”“民主主义座谈会”等会议形式开展精神启蒙活动[8]。这一组织是李承晚政府时期的官方反共学生动员组织的。但是，护国团的活动却为学生们提供了直面农村现实的机会，培养了一部分农村近代化运动的实践家，该组织基层的活动主体实际上开展的活动内容和其正式的职能有所差异。

李载英选择成为农村运动家的决心，是随着农村启蒙队的活动成长坚定起来的。农村启蒙运动是学生护国团启蒙队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护国团利用假期开展“乡土启蒙”活动。护国团虽然是李承晚政权的官方机构，却为学生们提供了与农村问题正面接触的机会，培养了大量农村近代化运动的实践家。照片为学生护国团的阅兵典礼（拍摄于1951年6月27日，国家记录院提供）。

李载英是当时首尔市高中同学会联盟的会长，他广泛参与各种学生组织的活动，与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地方青年保持了良好沟通交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这为其毕业后作为农村运动家开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不读大学了，我要开展农村运动！”我当初这个想法还不是特别坚定，后来在参加农村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我在首尔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中有大学生、高中生，大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致，非常聊得来。在全国范围内也认识了很多农村的青年指导者，从他们身上受到很大启发，最终我下定决心：“我不上大学了，我要从事农村运动的事业……”[9]

对于李载英的这一决定，他景福高中的同学和校友们却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学校有位师兄选择了农村运动家的道路，他们深知那位师兄的生活非常艰辛悲惨：

1957年我从景福高中毕业后，决定投身于农村运动中，但平时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和校友却都反对我放弃读大学从事农村运动。他们以农村运动出力不讨好为由，以某位从事农村运动的师兄目前生活困窘悲惨的实例加以劝阻。[10]

李载英毕业后坚定地走上了农村运动家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并不孤单，因为有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路同行。1957年，他与当时农村启蒙队的队友们一起创立了一个叫做“爱乡青年会”的农村启蒙组织：

之所以取名叫“爱乡青年会”，是想表达这个组织是在“热爱家乡”的强烈信念下成立的。我们还制定了青年会宣言和宗旨，制定了合理的组织架构，农村的会员我们称为普通会员或地方会员，以面或者村为单位组织，首尔的会员称为特别会员，特别会员大多集中在首尔，作为辅助，为地方会员的活动提供支持。[11]

爱乡青年会的会长由李载英担任，副会长是杨玄石、李载恩，文化部长是宋世文，事业部部长为金德焕等。爱乡青年会设置地方会员与特别会员，实行二元化组织架构，地方会员是农村当地的青年，以面或者村为单位开展日常活动。特别会员大多由首尔的学生组成，他们利用寒暑假下乡开展活动，起到支持普通会员的作用。该二元化的组织架构有效地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连接起来，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特征。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爱乡青年会是以农村启蒙队的活动为基础成长转化而来的。正如前文中提及的，李载英开展农村运动的据点主要集中在京畿道的安城郡和利川郡以及忠清北道的阴城郡。同时，特别会员大多居住在首尔等城市，后来他们在全罗道和庆尚道也发展了部分会员，爱乡青年会的影响力开始从北到南发展，由此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创造了拥有3000名会员的“李载英神话”：

我们本来也是全国性的组织，不是只局限在某个区域活动，从会员的分布来看，京畿道的安城郡、利川郡和忠清北道的阴城郡会员人数最多。特别会员的情况，居住在首尔市的人数最多。后来全罗道和庆尚道的人也慕名而来，我们在那两个道每个郡设置几个会员名额，比起另外几个郡，人数少很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那里巡回演讲，协同当地的会员开展一些活动。虽然我们这个组织是全国性的，但当时会员大体有3000名，也不是非常多，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我个人从事农村运动的神话。[12]

爱乡青年会的活动目标依然与启蒙队活动紧密联系，设置了四大目标，分别是扫除文盲、根除赌博、改善陋习、协作联合。前三项是来源于学生护国团启蒙队的活动，其中最活跃的为扫除文盲和根除赌博的活动。会员的村庄全部开设了夜校，由村里的“读书人”和首尔来的特别会员担任教师，主要教授韩文读写，有些地方的夜校甚至教授初中的课程。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根除赌博的运动。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不开设赌场的村子，而且在赌场有很多看场子的黑社会势力。青年会没收了赌博用的骰子等工具，与恶势力做斗争的同时，保护村民免受黑社会势力债主的恐吓。

爱乡青年会积极探寻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其中之一为协作联合运动。当时农村的大多数问题来源于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分散性。农民们将自己分散的利益关系团结起来，协同作业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协作联合会代表着农民的共同利益，并且可以通过公共生产和销售来降低成本，将农民利益最大化。这种协作化既是克服农民分散经营的创新，又是改善农村环境的有效手段。

农业的协作化容易使人联想到社会主义的协作化，因此有些人会认为李载英组织的农业协作化带有左翼色彩。李载英上学时经常阅读关于协作化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权泰献的文章，他将其评价为协作联合运动的先驱。1980年，在权泰献去世一周年时，李载英和从事协作联合运动的同志们一起组织了一次权泰献追思会，将他平生所著收录成册，出版了一本权泰献文集，名为《伟大的一颗麦粒》[13]。

李载英与农村启蒙队队员们一起组织的爱乡青年会开展的活动之一——协作联合运动。李载英认为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分散性是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而将农民们团结起来协同作业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协作联合会代表着农民的共同利益，并且可以通过公共生产和销售来降低成本，将农民利益最大化。照片为烽火协作联合商店（上图，1958年）和四里院农协联合会的分红现场（下图，1958年）（国家记录院提供）

权泰献的一生有很多亮点，他自日本统治时期就开始从事协作联合运动，解放之后，主导了新生活运动。曹奉岩[14]任农林部部长时曾经受到政敌排挤，权泰献为其出谋划策，将协作联合运动的实践与理论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曹奉岩本人非常关注协作联合运动，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他提议在1948年年内建立农协联合会，并于1949年初完成土地改革。但是他关于协作联合法的草案，遭到农林委员会内韩民党势力和李承晚政府的反对，甚至都未被国会接受，后来他因为私吞公款事件从农林部部长的位子上卸任，但他并未因此停止支持农民组织的行动，最终于1951年末推动了韩国农民会议的召开[15]。

协作联合运动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是第七届农林部长官申重木的任职（1952年8月29日至1953年9月9日）。申重木长官将农村实践协作联合运动推向高潮，他提出农村实践协作联合运动的概念，是指不要等制定了法律之后再去开展协作运动，而是由志同道合的人们自发组织自助式协作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启蒙讲习会，为农村培养了很多运动家，并以村为单位开始运营实验性的协作联合会。截止到1952年，该项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共成立了里洞联合会13628个、市道联合会146个[16]。农村实践协作联合运动开始时，权泰献还在农林部任职。

权泰献从事农协运动的活动在《伟大的一颗麦粒》中有所叙述，由于曹奉岩曾经被判间谍罪，所以他和曹奉岩的关系，在书中被很模糊地一笔带过。但是，李载英认为，权泰献与曹奉岩私交甚密，是一位对曹奉岩农村协作联合运动的思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

我在书中提到了权泰献纪念事业会，最后那页。

提问：权泰献纪念事业会？

回答：是的，他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就从事协作联合运动了。也曾化名在满洲开展活动，解放之后回国任农林部职员，与曹奉岩一起在基层开展协作联合运动，但这些活动完全都无法光明正大地搞。[17]

通过权泰献的生涯，可以看到日本统治时期曾经实践协作联合运动的农村运动家们，在解放之后从事协作联合运动的过程中，反对将农协作为政治化手段，而是积极地将农协打造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并为之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努力。

李载英游走于全国各地开展爱乡青年会活动，全国各地很多农民组织也都邀请他到当地讲课。经常一天去两个村庄，有时甚至半夜一点才到下一个目的地，但不管他多晚到达，村民们都会列队欢迎。后来为了节省在路上辗转的时间，李载英购买了吉普车当做周游全国的交通工具：

很多村庄都邀请我去给指导指导，经常是一天跑两个地方，赶路实在是非常辛苦，但对方一再要求“我们村是这个情况，请您务必来给指导指导呀”，于是我盛情难却只得过去，但我事先会跟他们定好几点到达，几点必须离开，因为下一站很多村都在等着。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我经常需要连夜赶路，下了车之后甚至需要步行五六十里地。凌晨一点到目的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我。后来我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一台二手的吉普车，开着它走遍了全国。[18]

李载英组织爱乡青年会是在高中毕业的1957年，直到1959年他服兵役，其间从事了三年的农村活动。三年间他不停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与当地农民交换意见，探讨符合当地实情的农村启蒙运动，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李载英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启蒙和农村改善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作为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村青年运动家。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因为贫困不治而亡的母亲，以及他对于近代化的渴望和强烈的信念都构成了他从事农村运动和追求新生活的巨大动力。

李载英活动的背后，有无数志同道合的青年们的身影。根据他的口述可以得知，邀请他去讲课的其他村庄，必然都有一帮青年组织者，与他一起探讨当地农村的发展思路。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农村广泛存在追求农村生活变化的地方青年。这些没有在农村近代化进程中留下姓名的青年们，他们也许像牙美里的青年们一样，大多在日本统治时期接受过小学或中学等近代教育，并以此获得与传统农民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在朝鲜战争时期有过外地或从军经历，接触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空间，于是决定返乡建设新农村，为农民的生活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必须克服农村存在的落后、懒惰等问题，同时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大家长制下的农村共同体，因此认为李载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好手，因为他拥有经验并兼具智慧和行动力。李载英曾经和地方上的青年们一起制止赌博的行为，并与赌坊中的黑社会势力做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可以说，李载英对他们的支持并不只局限在精神启蒙的层面，还伴随着强有力的实践行动。

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政府对以农民为中心开展农协运动的政治家们实施压制政策，协作联合运动也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于是，爱乡青年会的活动也受到警察的“关注”[19]：

我们那个年代，协作联合运动都被看做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当时在北朝鲜有一种联合农场，因此一提到“联合”二字，人们自然联想到极左的东西。协作联合运动甚至被当做是“赤匪”的运动，所以我们也被监视了。[20]

凡是听过李载英演讲的会员都被抓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曾经在安城的一个面为会员们演讲，结果听过他演讲的30名青年全部被安城警察局收监。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一五不实选举之前的时期，自由党对在野党实施非常露骨的弹压，1956年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候选人当选为副总统。曹奉岩在总统选举中以30%的得票率作为李承晚的竞争者出现，后来李承晚发起了进步党事件，以间谍罪为由将曹奉岩投入监狱。

20世纪50年代，协作联合运动被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爱乡青年会的协作联合运动也无法避开这种社会氛围，自然进入警察的关注视线内。1956年在政府总统选举中，曹奉岩以30%的得票率作为李承晚的竞争者出现，受到自由党野蛮的弹压。照片为因李承晚政权炮制的进步党事件被以间谍罪嫌疑名义受审的曹奉岩。

李载英在李承晚政府对在野党实施疯狂压制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政治中立的道路。在他看来，农民运动不可以带有政治色彩，也不可以被政治所利用。他对政府的压制反而采取了正面积极回应的方式，他带着爱乡青年会的章程找到安城警察局，向他们展示了爱乡青年会的工作内容，要求他们不要将其视为左翼组织，并请求他们支持农村运动：

安城警察局不分青红皂白把三十多名青年抓走了，于是我特意找到安城警察局，“我是爱乡青年会的会长”，我把我们章程、宗旨等内容呈现给他们看，然后说：“我们主要从事这些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农村想要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必须以这些活动为基础，你们却把这些当做左翼行为任意压制有什么道理？那些听我演讲的人有什么罪？你们就这样把大家都拘留起来有道理吗？”我就这样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给警察局的人讲道理，最后有个叫金文重的局长说：“你做的都是伟大的事情”，“把他们都放了吧”。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被关起来的人见到我不仅没有任何抱怨或退缩的意思，甚至给我打气，让我不要因此气馁：“我们就算比这吃一千倍的苦，也要继续做这项运动。”他们让我重新充满勇气。[21]

李载英后来到首尔找到京畿道长官详细说明了爱乡青年会的事业和活动内容，并请求他们的大力支持。之后爱乡青年会的活动风生水起，甚至得到过警察署署长颁发的感谢牌。为了避免政治打压，李载英坚持不与政治势力结盟，采取政治中立的态度。爱乡青年会的理念仍然是以纯粹的农民主义为基础的，所以在初期没有遭到强制打压，可以持续开展活动：

我们向自由党或其他党派提请求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不得不答应给予支持。我们虽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中立的概念就是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我决定在中立的立场上，什么都要做，但我们绝不属于哪一方，也绝不依存于哪一方……[22]

爱乡青年会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启蒙运动，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贵人相助，便开始了模范村庄的建设事业。随着爱乡青年会农村运动的声名鹊起，首尔的李教善校长主动提出将他位于安城郡一竹面的一片14.4万坪私人山地的使用权归青年会所有：

首尔有位中学校长叫李教善，他在安城郡一竹面金山里有片私人山地，数十万坪，有一天联系我，让我到他家里做客。我通过交谈才知道，原来他是通过他的侄子李仁基知道我的，李仁基在一竹面任商务会会长，是我服兵役时的战友。李教善校长认为我们青年会做的都是善事，想帮助我们。所以提出来将他的一片山地给我们无偿使用，说前三十年都无偿给我们使用，三十年以后如果需要，他还将延长无偿使用期。[23]

李教善曾参加过1958年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时向青年会捐赠山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一种政治活动的需要。在李教善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之后，李载英曾经在第一时间找到他，向他阐明青年会在他的选举中帮不到任何忙，因为他们采取政治中立。但不幸的是，局面似乎已经开始无法控制。李教善的捐赠虽然给青年会提供了新的事业机会，但他们同时也因此遭受了政治上的压制，为青年会埋下了解体的种子。

李载英与爱乡青年会会员们决定利用李教善提供的空地建设一个理想村模型或者说示范村。因为他们认为比起解决现有村庄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设一个理想村模型可以起到示范引导作用，更有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理想村模型的建成亦可以为其他村庄提供一种前进的方向。于是，在这种美好的期待下，理想村的建设开工了。劳动力的问题全部在爱乡青年会会员内部解决，特别会员每周下乡一次参与建设，普通会员除了在理想村劳作，也去别的工地打工，并用工钱购买理想村建设需要的木材等。

理想村建设运动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多种阶层和势力的作用下广泛展开过。总督府的模范村庄培养运动、基督教势力的耶稣村建设运动、天主教的自主村建设运动、以李钟万许憲等进步民族主义者为首开展的大同农村社的团体农村建设运动都属于这一范畴[24]。随着太平洋战争而逐渐消失的理想村建设运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根据现有的研究，基督教社会势力以20世纪30年代时主导耶稣村建设运动的裴敏洙为中心再次主导了50年代的模范村建设运动。基督教势力构想的模范村首先是公共设施完备的村庄，如教会、学校、医疗所、协会组织、浴池、理发所、洗衣所、托儿所等，而且这些公共设施是由农村协会运营管理的。同时，模范村需要开展各种生产奖励运动、协作联合运动、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教育等生活改善运动和福利运动[25]。根据李载英的口述，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运营白云山协作农场、和南协作农村等小型协作农场的青年非常多，他们通过该种方式探讨将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和莫沙夫（Moshav）[26]引入韩国的可能性：

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将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应用到我们国家来，虽然也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探讨协作农场方式的朋友还是很多。我去白云山等地的协作农场参观学习，虽然这些最后都失败了，但这些朋友确实为实现农村的理想生活状态做出很多努力。当时全国到处可见理想村运动，不管是白云山协作农场还是和南协作农场，最初可能就是五六名或者七八名青年，一无所有的一群青年人，没有成家，满腔热血地提出“我们要开辟一片荒地，按照我们的规划搞建设，建设一个理想村乐园”，全国各地到处可见[27]。

需要关注的是1954年开始发行的农民启蒙杂志《农民生活》的读者栏。该杂志主要刊登了农村生活中必需的实用信息，如新型农作方法、成功的农民经营案例、农作物的加工方法等启蒙性内容。仔细阅读读者栏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热衷于该杂志的全国各地的“农村运动家”们。他们作为积极的开拓者，以改善农村现状的一片丹心实践着新型农村经营方式。现将读者栏的部分内容列举如下：

庆尚南道金庭果蔬园朴龙业——我开辟了金庭山的中心地带种植特殊果树和蔬菜，还有试验各种草药的栽培方法，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农民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受益匪浅，希望贵刊可以继续为农民提供有用的信息。（《农民生活》1954年9月刊，第1页）

全罗北道万州地方农民团宋先硅——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们当地的农村非常闭塞落后，所以我时常夜不能寐，期待着有朝一日改变这种贫困的现状。后来非常有幸读到贵社的《农民生活》，并因此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我们一起创办了农民团。我们农民团的所有团员都是《农民生活》的忠实读者。（《农民生活》1954年10月刊，第1页）

庆尚北道青松郡真宝面真安洞金昇汉——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认为传统的耕作方法需要不断地更新，这个过程中我曾经试图找一些相关参考书来学习，但总是找不到。后来发现了《农民生活》，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很多文章和信息对我启发非常大。（《农民生活》1954年11月刊，第4页）

虽然有关协作组织的争议在李承晚政府的主导下被歪曲，但这并不影响社会大众对农村问题和协作组织的关心。在社会大众的渴望中，青年们自告奋勇担当了农民运动家的角色，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主力军，开展多种多样的农村活动。这个时期青年农民运动家们积极改善农村环境，开创新的耕作方法，通过协作组织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组织爱乡青年会的李载英便是其中一员。

爱乡青年会的理想村建设运动于1958年遭遇到警察的疯狂压制，因为理想村用地的捐助者李教善参加了安城地区第四届面议员的选举。当时共和党对民主党等在野党实行打压政策，李教善是民主党的代表，接受他赠地的爱乡青年会自然被看做是民主党的党羽。理想村建设工程被当局压制，李载英本人也因乱伐山木罪被逮捕。1959年被释放时，接到服兵役的通知，他将农民运动的事业托付给同志们后进入部队。然而，因为理想村工程的中断和会长李载英的缺席，爱乡青年会最终失去了中心，走向解体的命运。爱乡青年会的会员们继续以农协开拓员的身份，通过农协探索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农村运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