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协开拓员和农村运动家的道路

李载英认为，成为农协开拓员将是他能继续从事农村事业的绝好机会。1962年，李载英跟随爱乡青年会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农协开拓员的考试并顺利通过。成为农协开拓员后，李载英并没有一味附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而是处处以农民利益为重，组织开展了大量造福农民大众的活动。以此为依托，李载英成功助推了长湖院地区13个小规模农协的合并，全国最早的农协连锁店——长湖院农贸市场也在他的努力下顺利开门纳客，为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载英复员后，一度为了解决家人的生计问题四处奔波。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他决心再次从事农村事业。1961年5月31日，军事政府发表了“重组农业协会，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基本政策，经民主党政府商讨后迅速推进了农协和农业银行的合并。7月29日，原有的农业协会法和农业银行法被废止，新农业协会法作为第670号法律被颁布实施。8月15日，以农协中央会为首的全国140个市郡农协、101个特需农协以及21042个里洞农协，作为合并重组后的新农协组织，正式开展业务[28]。

战后的农协是随着1957年农协法的通过而成立的。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协直有名无实，因为农协不过是中央政府商议成立的官方组织，排斥农民的参与和自发性[29]。道一级以上的信贷业务开始出让给过去的金融协会改头换面后新成立的农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财力基础可想而知有多薄弱。20世纪50年代，农民们对于领导层极端不信任，政治上虚无，对于农协的态度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一点来看，军事政府合并农协和农业银行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协各项事业实质性的进展。

朴正熙政府意图强化农协的政策极大地鼓舞了爱乡青年会的组织者们。他们给予朴正熙政府的农协政策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类似于他们向往的农协运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选拔农协开拓员的新政策一出台，大批曾在爱乡青年会任职的各地干部们就蜂拥而上，加入农协，成为开拓员。

那还是1961年8月15日，从那天起，农协就成为综合性农协了。过去旧的农业协会和农业银行不是都合并成为现在的新农业协会了吗？后来又出台了开拓员制度。农协里有书记，又有了开拓员这样的职务，听说以前在爱乡青年会任职的干部们有一大批都当上了开拓员。一开始，谁能成为开拓员由郡农协会长决定，从那些从事农村事业、关心农协发展的人中挑选。很多以前的爱乡青年会各地干部们都成为开拓员。[30]

爱乡青年会多数干部成为农协开拓员的这一事实，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运动家们，迎合、接纳了朴正熙政府的农村政策。这些开拓员并非农协的正式职员，他们需要深入农村一线，接地气，办实事。开拓员的任务是到以里、洞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基层农协去，在耕作技术、经营管理上给予农协成员们指导。他们的工资不到一般职员的一半，又要奔走于农村一线处理事务，开拓员一职算是个苦差事。早期，开拓员是由所在郡农协会长选拔产生的，从那些过去从事农村运动或是热衷农协工作的人中间挑选。因此，按照1个面1名标准配备的农协开拓员们，相当多数都是过去的农村运动家出身。

李载英跟随爱乡青年会的同志们，顺利通过了1962年的开拓员考试。他主动申请派他去利川——作为爱乡青年会的一员战斗过的地方。他选择成为开拓员，并非为了谋生而寻求的“职业”，而是认为这是他能继续从事农村事业的大好机会。他自己做开拓员，把以前经营的事业托付给兄弟和朋友们管理，以此来维持生计。李载英说，为了能继续从事农村事业而选择了担任农协的开拓员，虽然收入微薄但全然没有自卑感，依然能充满热情地做事：

我掏出自己的钱，自费从事农村事业，不管自己的生活过得怎样。我以个人名义活动时，常受人怀疑，也被调查过我个人做这些事的目的，这次却是国家授予的资格……能够做我想做的农村事业，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一直都有“通过农村运动，把我所想的事付诸实施，大干一场”的想法。别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卑，觉得失望，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浑身都充满了干事创业的激情。[31]

李载英作为开拓员，负责联系利川郡长湖院地区的13个里、洞的农协。担任开拓员的经历，使他能直面农协存在的问题。农协要求开拓员所做的是改善农民生活，而不是鼓励他们开展农协运动。农协的职员们讨厌干那些收取肥料贷款、分配农业资金、办理融资等杂务。这些杂务落到了开拓员头上，只有把这些杂务做好，才能算是优秀的开拓员。农协开拓员的作用背离了爱乡青年会干部们的预期。成立农协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和“促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但大部分的农协活动均和这些目标毫无关联。

郡农协会长、专务、常务们是怎么支使开拓员的呢？所有开拓员都被要求佩戴统一制作的里洞农协的标牌，秋收之后，去回收农事资金和肥料款。开拓员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别的农协职员却是忙于外勤，四处出差。只要把回收资金的任务做好，开拓员就能受到“优秀员工”的表彰，农协就能获得“优秀里洞农协”的称号。这就是当时的实情。成立农协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和“促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但实际上却塑造出了与这一目标毫无关系的农协以及它的成员。[32]

另一个大问题是，农协职员对待农民态度强硬，权威主义色彩浓厚，信贷业务中也存在着不公。农民能贷到的额度很少，大部分资金都被和农协职员保持亲密关系的人贷走。另外，从农协贷款，借款人必须盛宴款待农协的职员，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农民们要负担的不只是利息，还有数量可观的招待费。在李载英担任开拓员的初期，他从某饭店老板那里得知，仅半年光景，农协的职员们在该饭店接受农民宴请的费用就超过了1000斗大米的价值：

反正贷到得钱少得可怜，就像老鼠尾巴一样，一点点。虽然也有一些人能贷出一大笔钱，但那些都是以前就和农协职员有亲密关系的人。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一个村庄不过能贷出200万而已。这些钱拿回去后马上就被分配成许多份，供几十个人使用。农协职员们的每一天都在花天酒地中结束，每晚都获邀出席各种聚会。有时候我们开拓员出差回来得早，一迈进办公室，“喂，今天这个开拓员也一起去吧”，有那么一两回也跟着参加过。贷到款的家伙，收到钱那天要请客，以后还钱时还要再请一顿，农协职员每天就到处忙着接受宴请……半年光景，算起来接受宴请的费用就超过了1000斗大米的价值。[33]

李载英的生活是双面的。他批判农协的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上处理农协交办的工作，私下里一直在推进自己想做的农协运动。在担任开拓员的早期，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其负责地区——长湖院邑调研农民们真实的生计情况。他希望通过调研，能准确把握现在农民们生产和消费的真实情况，探寻改善农村经济的新路子。长湖院地区一些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加入到调研中来。他们同心协力工作了一年，摸清了自己村庄的真实情况。

农民们现在的收入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没有出路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想弄清楚这些是需要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的。把这些资料搞到手，怕是我两年内只能一直不停地调研了。农民们的经济状况，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一个人怎么能完成调研工作呢？往少里说，只调查13个里就要走访超过2000户人家。因此我拜托加入调研团队的同志们，以他们所在的村为单位开展调研，收集我想要的资料。我还要求他们发掘本村的典型农户，进行调查。那时候调研农民生计的真实情况才是我的主要工作。农协给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到村里回收资金以及销售农资。“这个火炕是改良产品，你去推销吧”，“这个锄头是改良过的，你去村里卖吧。”这样的东西还很多。……我只是机械地执行农协安排的工作，真正用心做的还是调研。[34]

对13个里超过2000农户的生计情况进行调研，并非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如果没有各地青年同志们的帮助，调研工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这些年轻的同志们在帮助李载英开展调研的同时，甚至代替他做了很多农协交办的征收肥料款等农事资金的工作，这为李载英能抽出手来开展实质性的农协运动提供了时间保障。得益于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李载英被选为农协最优秀开拓员。

我经常被评为最优秀员工。这些青年同志们在了解我的想法后纷纷表示，“我们村的工作我来负责！我们一起帮忙，保证您有充分时间去完成您想做的事业！”这种同志间的关爱保证了我在农协安排的各项工作评比中都拿到第一。他们收回各项资金后还不忘对我嘱咐，“您不要为了这些事浪费时间”。农事资金回收第一名，肥料贷款回收第一名，等等。都是托他们的福，我才能有时间开展实质性的农协运动。[35]

作为开拓员十分优良的业绩，使李载英在农协内部被赋予强有力的话语权。青年同志们的无私帮助，充分说明了在当时的农村存在着许多希望改变农村现状的有志青年。李载英的想法和活动本身也是为这些有志青年代言，才促使他们团结一心，投入农村一线开展调研。

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计情况的调研，让李载英和他的同志们发现了下面的事实：长湖院地区的农民们在1公顷左右的耕地面积上，进行着以维持自给为主的耕作。户均农民收入9万韩元（当时10斗大米的价格是3000韩元），但是户均生计维持费却在12万韩元左右。农民们每年都要承受3万韩元左右赤字的煎熬。这一缺口要靠一种被称作“对半利大米”的高利贷填补，每年都是如此，农民的负债逐年增加。1962年，政府推行了高利贷整顿措施，农民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因为这一政策堵住了农民们借贷补充农耕费和生计费的路子。由于从政府和农协那里融资来的农耕资金少得可怜，取消高利贷加重了农民的苦痛。

通过搜集第一手资料，李载英和长湖院的同志们制定了1964年至196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降低消费、提高收入来改善农民经济赤字的情况。他们编印了厚的资料集和薄的简行本，每晚来往于各个村庄，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说明会。

我们通过调研，搜集第一手资料收获了什么呢？那就是1964年至196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是这种状态。怎么才能增加生产收入，缩减各种费用支出”，“整体的收入水平现在是这种情况，五年后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协组织要扩大到什么规模，怎样去推进各项事业？”等等，这就是五年计划的内容。这一计划被书写在纸上，整理出了那么厚的一大本。当时，每天白天要工作，晚上就到各个村庄去演讲。“各位虽然形式上都是农协的成员，但现实情况能让你们满足地生存吗？就此下去是无法生存的。我们必须同心协力这么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大家都首肯我的演讲，但是只是在方法上，没有人想去实践。[36]

李载英也开展了农协改革。为了更加充实农协力量，他致力于里、洞农协的合并。他认为只有通过壮大农协资金规模、整合零散农协组织，才能实现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最开始合并的产物是长湖院里农协，由长湖院里、梧南里、池南里、老塔里合并而来。合并日那天，每个里出资的资金不过是10万—15万韩元，但合并后的长湖院里农协的总资产就增加到了70万韩元。虽然资金规模不是太大，但已经能够为农民们干点事了。

作为4个里、洞农协的合并体，长湖院里农协首先进行的工作是从商人对农产品的垄断中将农民解救出来，也就是计划实现农民掌握农产品销售的定价权。当时的情况是，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属于农民，产出后属于商人。在缺乏通信手段的时候，农产品的市价是商人决定的。商人欺诈农民的典型手法是在称重上弄虚作假以及在市场价格上捣鬼。李载英力图通过称重精准、定价透明来避免农民在销售农产品中受损失，这也是农协首先针对农产品销售开展工作的缘由。

为了打击商人在农产品价格上的欺诈行为，长湖院里农协在支部办公室装配了电话，每天收集市场信息，公示首尔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公示中一一列出农产品价格、到首尔的运费、回扣等支出，计算出农民最后能赚到手的收入。农民非常感谢农协的这一举措，它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商人操纵价格的行为。

长湖院合并农协使用长湖院支部的档案库房办公，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和首尔的商会电话联系，询问当天农产品的市价并公示。农民们纷纷聚集于此，对大米价格、谷子价格全都能准确掌握，“首尔农产品的价格是多少，到首尔的运费是多少，回扣多少，最后农民拿到手的是多少”，这些都被明明白白地公示出来。狡猾的商人们回收农产品时弄虚作假，大肆盘剥农民血汗，农协却光明正大地公布各种价格，农民自然感激不尽。[37]

为了节约农民的生活费，农协也尝试进行了采购上的革新。肥皂等生活用品由农协统一批发收购，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民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赚取的利润还能返还给协会成员。在和附近的商人磋商运营批发市场的过程中经受了很多困难。李载英将罗来里和梨黄里等距离邑镇较远的4个村庄的里、洞农协统一成墙北里农协，在这一地区推进批发市场的运营。在家门口经营批发市场，使这些远离邑镇的农民感受到了市场的繁荣热闹，减少了去邑镇购物的交通费用，极受当地农民欢迎。特别是经营批发市场的收益在年终还会返还给农民，这一举措提高了他们自发参加农协活动的积极性。

墙北里农协也进行了运输方式上的改革。商人们凑到一起商量提高农产品的运费，为了对抗他们的暴利行径，墙北里农协拿出协会的资金采购卡车，运输农产品只收取成本费用。墙北里农协和长湖院里农协合作，利用积攒的资金以及个人投资共有200万之多，购买了载重6吨的新型卡车，专门组建了联合运输部。

别人一说起那时的新型卡车就会提到载重6吨或是8吨的狄赛尔柴油发动机卡车。“我们也买一台，对我们没什么坏处，还能达成预期的目标”，购买的呼声很高，但买这么一台大家伙对于单个农协来说资金上有些困难。长湖院里农协作为当地最早合并的农协，通过销售农产品有一定剩余资金，墙北里农协也有剩余资金。“你出100万，我也出100万。名称就叫做联合运输部，单独建账，盈亏均分”，“好的”，就这样开始合作了。共筹集200万资金，购买了载重6吨的新型卡车。从那时起，运输业主们再也没提过涨价的事情。[38]

在长湖院地区，李载英和他的同志们的一系列活动，使得农协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机构。和其他一味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不同，李载英做事以农民的利害关系为基准，只有符合农民利益的政策，他才会积极地推进。如果因为行政部门的懈怠或是威权态度损坏了农民利益，他会果断地改变工作方法，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这期间，李载英甚至被囚禁过。政府的“自立安定农户支援”政策一出台，他就上报了长湖院地区26户“自立安定农户”的资料以求得政府对他们的补助。但是由于行政部门的懈怠，播种期已过，允许开垦的批文还没下来。为了不使农民遭受损失，李载英先行口头允许农民开垦。因此，1970年8月，他因非法开垦的罪名被囚禁入狱[39]。幸运的是，由于长湖院地区居民的请愿，李载英又被释放出狱。

李载英统一了长湖院地区13个零散的小规模农协，利用巨额的资金修建了2层楼房用作农产品销售市场。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农协连锁店，作为基层开展的农协合并的成功典范，每天都吸引着两三个团体前来参观学习。照片是长湖院农产品市场运营会议的场景。

通过上面的活动，李载英从基层开展农协合并运动，整合了零散的小规模农协，取得了巨大成就。1969年，按照五年计划中设立的目标，长湖院地区13个农协成功合并。利用合并后募集的巨额资金，以成本价收购了碾米厂，还开办了有2层楼房的销售市场（农协连锁店）。1970年1月31日，长湖院农协连锁店开张，作为全国最早的连锁店被《农协二十年史》一书收录，开业仪式的照片也登在其中[40]。为了观摩学习这一成功典范，每天都有两三个团体前往长湖院农协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