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总统，新农村旗手的宿命

1972年3月，李载英在农村运动报告会上获得与朴正熙总统面对面的机会。当时的朴正熙政府虽然制定了新农村运动的大方针，但具体的方向还在摸索实践中。这时李载英的农协运动模式刚好为其提供了具体的案例和方向，而李载英本人也作为新农村运动的红旗手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当地的农村运动中。

李载英与朴正熙的相见是在1972年3月，当时李载英成功完成了五年计划并被联合会代表们拥立为利川郡联合会会长。郡联合会会长的选举最初是由各个面的代表们投票，8个面的代表一致认为李载英应作为长湖院联合会的成功代表当选为郡联合会会长。

然而，当时得到共和党支持的联合会长候选者另有其人。李载英受到共和党相关人士的压制，最终因为共和党人士的诬陷暗害，被逮捕到南山中央情报部，甚至遭受鞭刑，被迫写下自动放弃联合会长职务的承诺书。

他们抽了我三十多鞭子，我对他们说：“随便你们抽吧，来呀！”最后抽我的人都不敢再抽下去了，我的衣服让鲜血浸透了，后来，一个头目过来对我说：“你只要在这里按个手印，明天就可以放你出去了，今天出去也可以。”我回答道：“我都没看写的是什么内容，怎么按手印？”对方说“你看不看都一样。”后来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让我看了写的什么内容。原来是让我认罪，并自动放弃联合会会长的职务。我回答道“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按手印。”于是挨了一整天的鞭刑。[41]

最终，李载英虽然被中央情报部释放，但仍然与联合会会长的任命书失之交臂。当时共和党的势力强大，几乎无人可敌。对于农协中央会来说，虽然李载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支持，但毕竟任命一个曾经被中央情报部逮捕的人为会长是非常不妥的。

另一方面，朴正熙政府虽然开始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但暂时未能明确具体的方向。朴正熙每月都要在经济计划院听取“每月经济动向报告”，国务总理、经济计划发展委员长、各经济要害部门的长官、国会常务委员长等大韩民国的经济智囊团全部参加这个报告会。1971年5月，朴正熙在经济动向报告会上向他手下的长官们下达指示，选拔出农村建设的成功范例并让他们的指导者亲自在接下来的经济动向报告会上做分享，以此探索新农村运动的方向。

李载英在总统面前作报告的机会是偶然得来的。1970年新任农协中央委员会会长的金润焕为了确定农协的发展方向，在全国地方农协巡回调研。到达利川郡长湖院农协时，李载英作为长湖院农村运动的代表人物被推荐给金润焕会长。金会长听过李载英的报告，认为李载英是农协运动的实力派人物，后来积极推动李载英在总统报告会上分享成功经验。在金会长的协调下，1972年3月6日，李载英站在了总统和高级长官们面前报告自己在农村运动方面的成功经历。朴正熙对李载英的事迹表示高度赞赏，并当场授予其国民奖章。

农林部来了两个人为我的报告做了幻灯片，并让我在经济计划院直接演示。于是，1972年3月6日，我在经济计划院的大会议室，有幸为总统和长官们做演讲。报告结束后，总统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并表示要亲自授予我国民奖章。我还非常意外，问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奖章，总统说：“既然是已经决定的事情，就请接受这个奖章吧。”就这样我得到了国民奖章。[42]

李载英的报告刊登在《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中。在朴正熙关于新农村运动指导者的大大小小的演讲中，唯一点名提到的新农村运动家的名字便是“李载英”，以下是李载英被授予国民奖章的第二天，即1972年3月7日朴正熙总统在第一届地方长官会议上的演讲文的一部分：

昨天，在经济计划院的会议室，我听取了若干农村指导者的报告，其中京畿道利川郡长湖院农协有一位叫“李载英”的农村运动指导者，他在过去9年的时间，默默从事新农村运动，他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动。如果全国各地都有如此优秀的农村指导者，我坚信我们的农村一定会发展繁荣起来。通过他们的经历，我很受启发。首先，在农村运动的初期阶段，由于旧习俗和农民惰性的存在，很多活动会受到阻碍甚至反对，但农村运动家们为了启发农民，往往身先士卒，不怕挫折，不断以实际行动对农民们施加影响，最终达到全民参与的阶段。一旦超越这一阶段，工作就变得容易起来。可见优秀农村指导者在农村的示范作用有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将来的新农村运动，一定要培养优秀的农村指导者。[43]

农村运动家李载英正是朴正熙期待的农村运动指导者，具有为国家、民族、农民可以随时献身的高大形象。朴正熙“发掘”出像李载英这样的农村指导者，强调将他们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在国家范围内“培养”类似的指导者。李载英被点名为新农村红旗手，作为新农村运动的宝贵资源被国家使用。照片为担任利川郡农协联合会会长时期的李载英。

可以说，农村运动家李载英正是朴正熙期待的农村运动指导者，具有为国家、民族、农民可以随时献身的高大形象。朴正熙“发掘”出像李载英这样的农村指导者，强调将他们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在国家范围内“培养”类似的指导者。

朴正熙在报告会上授予李载英国民奖章，第二天，李载英便以“新农村的红旗手”的名义在媒体上出现。1972年3月7日新闻报道的题目为《获得国民奖章的新农村运动红旗手》，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载英在农村舞台活跃的身影：

他指导了36户农民，他的农村指导方法正是“为农民树立自立的信念”，比如说，他对种植果木失败的一户人家说“我们再试一次吧，如果再次失败了，我来负全部责任”，从而说服了该农户。1967年，李载英为了方便指导农村工作，搬家到长湖院，他的夫人开始在长湖院设立幼儿园，帮助更多家庭的孩子在幼儿园接受启蒙教育。1969年9月，联合会329名会员聚集在一起参加农协联合大会，制定了农民收入增长和经济作物增产的五年计划。[44]

该新闻报道中，对李载英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将用至死不渝的农村实践来回报今日的荣耀”，当然，这份荣耀不仅仅是李载英个人的，也是朴正熙政府的，因为以李载英为代表的农村运动家的宝贵实践经验，对当时的朴正熙政府来说犹如雪中送炭，是新农村运动的宝贵资源。

朴正熙曾经打算委任李载英为新农村专员部负责人一职，但遭到后者的拒绝，因为他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利川郡农协联合会上：

当时我和朴正熙总统共进午餐，一起就餐的还有总统办公室主任、政务首席秘书官、农林部长官、农协中央会会长以及利川郡长官。朴总统提到希望将新农村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因此青瓦台计划专门开设一个新农村专员部门，并邀请我出任该部门负责人。但我当时认为还不是时候，我在农村现场开展的新农村运动还没有收尾，没有理由离开一线去青瓦台，因此就婉拒了总统的好意。[45]

后来，朴正熙总统提名了另外两人任职新农村专员部负责人，而李载英受益于总统的国民表彰，最终如愿以偿出任利川郡农协联合会会长。

随后，朴正熙政府将李载英树立为典型，在新农村运动的实践中大力宣传。李载英走过的新农村运动之路也被搬上了《大韩新闻》，1972年3月11日《大韩新闻》870号曾经以《汗水浇灌的人生价值》为题，对李载英的事迹大篇幅报道。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朴正熙几乎每次有关农村的会议中都会提到李载英的名字和事迹。朴正熙的点名和《大韩新闻》的报道将李载英变成了全国范围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农村公众人物：

在我被授予国民表彰之后的大约一年的时间，朴正熙总统几乎每次开会都会提到我的名字和农村实践，当然，比起他评价我在新农村运动中指导工作做得科学缜密等，我想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方面的认可吧。而且大家提起我的时候一般都会加一句，就是这个人，拒绝了总统给的官职，于是，政界的部级长官和地方干部，几乎没有不知道我的，加之当时《大韩新闻》中关于我的报道铺天盖地，大家看到我都能认出来，“这位就是李载英啊……”[46]

李载英与另外七名新农村指导者一起接受了国民表彰，表彰结束后，他们于1972年9月6日至10月4日期间，曾经到日本和中国台湾考察学习当地的新农村建设经验，该访问团的八名成员都是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和摆脱农村贫困问题的有志之士，朴正熙计划通过推广他们的成功事例，在全国范围内打造新农村建设的神话，这些新农村运动实践家们便升级为“新农村运动红旗手”。

李载英一行从国外回来后，农协中央会会长金润焕邀请李载英牵头出版关于新农村运动方面的刊物，并表示计划将其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朴正熙总统。于是，李载英结合出国考察学习的收获，针对国外先进的农村近代化建设经验和韩国农村运动的开展方向，与忠清北道的夏尚道一起担当了执笔《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的重任。

当时我们在第一辑的基础上，结合去日本和台湾考察学习的资料，计划编写第二辑。农林部长官计划将该书作为送给总统的圣诞节礼物，同时作为我们出国研修学习的“报告书”，将我们国家的“农村发展长期计划”编写成册。在农林部长的要求下，我和农林课课长，以及忠清北道的夏尚道一起，入住现在的首尔宾馆，原来的首尔市内资洞公寓，进行一个月的封闭式作业。[47]

李载英一行在首尔宾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作业的成果，便是后来以农协中央会的名义出版的《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新农村运动家的台湾、日本农业考察纪行》。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为“与总统的对话”；第二部为“他山之石——台湾、日本考察纪行”；第三部的题目为“攻玉之道”，叙述了我们应该怎样借鉴国外的先进农村建设经验来设计韩国的农村发展思路；第四部记录了考察旅行日志以及八名独立农村运动家的成功之谈。

以李载英为代表的农协开拓员为农村运动和农协运动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是农村运动家中的无名英雄，他们在农村近代化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是农村社会变革的原动力。照片为长湖院农协联合会成员合影。

李载英不单纯是政府的幕僚。他对政府的某些强制性的、不符合实际的政策非常抵触，事实上在政府和农村运动家之间，多少存在着裂痕。

李载英个人的特殊经历不足以代表农村运动家在新农村运动中的自发行为。首先，即使是只讨论李载英的事例，在他身边也聚集着无数志同道合的“同志”和许多直接或间接对其思想与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家或思想家。这些人全部都是致力于改变战后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村近代化的主体。李载英成为众多农村运动家的代表，广受瞩目，与此同时，农村运动家中还有很多未能被历史和社会关注的无名英雄。他们之所以没有在农村发展史上留下姓名，也许是因为活动的时间太过短暂，或者是因为中途太容易地妥协于世俗的欲望，但无论他们留下的足迹是长还是短，都或多或少地发挥过积极作用，从而成为改变农村现状的原动力。仅以新农村运动初期农协的开拓员为例，每个面至少有一人，总数高达几千人，开拓员中绝大多数是有志于农村运动的青年人。李载英的《协作运动的火花》曾被当做初期农协开拓员的随笔集之一出版，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农村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这本书的序言部分由“农村同志会事务长”吴斗永所作，他在序言中提到了农村运动家中的无名英雄们：

我们这些农协开拓员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农协创立以来，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都奉献给了农村运动和农协运动……为了纪念那段光辉岁月，我们决定收集并出版农协运动的红旗手农协开拓员们的随笔。本书中将首先刊登第一位寄送随笔原稿的李载英同志的随笔。[48]

李载英只不过是无数从事农村运动和农协运动的运动家中的一员，截止到1981年，他连任利川郡联合会会长长达十年。另外，作为朴正熙政府的农村指导者，他在农村近代化运动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他还是官僚和运动家之间的边缘人。农协是农村政策的中枢机关，李载英作为郡农协联合会会长时，任务之一便是有效执行农村政策。但他对那些不符合农村实情的政策向来持批判的态度，其中代表性的事件是他针对政府糙米政策的公开指责。

当时，政府为了减少大米的消费，曾经下令对精白米的生产进行管控。但是，李载英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这个政策却造成了大米加工过程中更大的浪费。随着糙米政策的强制实施，当时石臼立即成为畅销品。精米所禁止精白米的生产，于是村民们不得不在家里使用石臼自己生产精白米，造成了大米的极大浪费。李载英将这一实地调研情况如实反映给国会议员会议，并指出政府现行政策的不现实性。这个事件曾经在青瓦台掀起轩然大波，但据说因为当事人李载英曾经受过总统赞赏并得到过国民奖章，最后政府网开一面免除了对他的处罚。

我在第二天的大议员会议上，提出糙米政策是非常错误的。举例说明，本来希望通过该项政策节省50万担的大米，但实际上却造成了100万担的浪费。另外，该项政策滋生了腐败，总之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我是在野党，提议应该撤回该项完全错误的政策。在农协大议员会议上，联合会会长们也是持此种观点。在国会会议上我也公开批评糙米政策，如此一个“无名之辈”却在青瓦台“大放厥词”，令当时参加会议的政府人士们大为惊讶。[49]

政府对李载英的压制体现在长湖院农协联合会会长的任命过程中，当时共和党在全国各地的势力根深蒂固，不仅是各政府部门，在各地农协的工作中也非常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地方农协联合会会长的任命上，由共和党直接推荐人选并提出强制性的任命要求。但是李载英在任命地方农协联合会会长时，却不畏强权，根据村民们的投票选举会长：

非常可笑的事情是，共和党在选举地方农协联合会会长时通常强制性任命。我经常接到他们的指示，“某地某农协联合会会长，由某某人担任”，甚至他们会通过国会议员给郡联合会会长施加压力。但我不管谁来施加压力，始终坚持民众投票选举产生。[50]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和共和党政治文化的不民主性，这制约着农村实践家和农民们的生活条件。当时农村实践家们作为新农村运动的主体，比较配合朴正熙政府的农村政策，但是政府当局却予以掣肘，不得不说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