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农村运动的故事

朴正熙政府在新农村运动中强调“自力更生”的概念。一般来讲，“自力更生”指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身发展。但是，朴正熙政府倡导的“自力更生”与政府的“指导”并行，必定是沿着国家规定的方向和路线实现民众一定的自发性参与，这才称其为新农村运动的“自力更生”。

国家指导下的村庄会实现快速发展，但其他村庄再过五千年也不能摆脱贫困的境地。我将会对那些有志于通过自力更生的力量建设美好家园的青年们给予最大的支持，希望你们在村里发起总动员，如果有任何困难，欢迎向政府提出支援申请。接下来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这项运动，我们可以叫它“新农村创造运动”，也可以称其为“美丽家园建设运动”。

上文是1970年4月22日朴正熙总统在全国抗旱地方长官会议上的演讲。内务府在发表的《新农村运动十年史》中指出，朴正熙总统演讲当日提到的“新农村创造运动”或“美丽家园建设运动”是新农村运动的出发点。在这篇演讲中，朴正熙总统提到的“自力更生”值得关注，他将政府的支援限定在有意“自力更生”的村庄。

朴正熙提到的自力更生并不是农民个体的自由行为，而是沿着国家认可的方向追求发展。事实上，在新农村运动中，比“自力更生”更重要的概念为“指导”，国家层面的指导者为总统“阁下”，在农村基层也设有新农村指导者。最终，“自力更生”作为与“指导”并行的行为，意味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地区居民的自发性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农村运动与之前的区域性社会开发建设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连贯性。

在国家“指导”下存在的自力更生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区域性社会建设事业，该事业于1958年至1961年由韩美协同经济委员会推行，旨在通过经济建设事业实现农村社会的安定，也是美国企图巩固反共主义的第三世界统治战略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的支援下开展区域性社会建设事业的国家有25个，当然，美国该项经济开发政策亦符合韩国政府的利益。因为李承晚政府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面临着解决农村极端贫困的问题。

1955年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大会中，将区域性的社会建设事业做了如下定义：

为了改善和发展区域性的各种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将居民的努力和政府机关的努力结合起来，将区域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充分贡献的过程。[1]

区域性社会建设事业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与国家发展方针政策相吻合的区域经济。这里有两点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区域社会需要自己努力实现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发展的实现需要与国家既定的方针路线一致。即“区域开发”和“国家主义”作为紧密相连的价值，激发地区居民的经济建设热情和意志，并将其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统一起来是区域性经济建设事业的主要内容。由“自力更生”与“指导”这两个矛盾因素构成的运动，恰恰是将区域性经济发展动员到国家层面的新农村运动的模型。

作为美国第三世界统治战略其中一环的区域性社会建设事业热烈开展，韩美协同经济委员会在该事业正式开始之前组建了调查团，调查团在京畿道光州郡的四个地区，分别以每两个村庄为单位选拔出示范村庄，并探讨区域建设的方案。最终，调查团针对韩国农村开发建设的可能性得出了极其“有希望”的结论——首先，韩国的农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村庄；其次，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些外部支援和必要的“指导”。于是，本次调查以近代科学研究的名义，为朴正熙政府确定农村自力更生事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国政府于1958年9月2日以大总统令1384号文件制定和公布了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纲要。纲要规定各个地区树立示范村庄，并向示范村庄投入有能力的指导要员予以辅助。指导员的活动内容包括农耕技术指导、社会福利和保健卫生环境的改善以及妇女运动指导等。该建设事业中表现突出的示范村庄由1958年的12个、1959年的109个扩大到1960年的260个。但是，这项示范村庄的事业于1962年3月21日根据农村指导体系的统一化方针，被农村振兴厅收回而宣告结束。

一度中断的区域性社会开发建设事业于1966年以“村民自力更生开发六年计划”的崭新面貌重新登场。该项六年计划作为一项宏观的发展规划，广义上讲是对区域性社会开发建设事业的延续，实际上与之前的开发建设事业在主体和内容方面有很大不同。农村振兴厅发起的新六年计划中，对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做了如下定义：

我国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是指为了满足村民们共同的需求，通过村民们自己的创意和努力，由村民们计划和实践的农村事业。[2]

1958年1月24日，国务会议中通过的区域性社会开发建设事业的定义如下，通过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变化的内容：

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居民，为了他们自身更好地生活，共同地或以个人为单位解决难题、渡过难关，制定集体或个人的计划，通过自身的力量与外部（政府等其他机关）的力量获取人力物资方面的供给，进行社会改善实践活动的过程。[3]

20世纪60年代的村民自力更生开发建设六年计划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区域性社会开发建设的单位明确限定在“村”，而且在实行方式上删除了“外部”支援的内容，界定为“村民们”的事业。内务府该项六年计划中的不同源自对前期社会区域性开发建设事业经验教训的总结。前期的农村政策未能促进村民的“自力更生开发能力”，助长了对外部的依赖心理，未能在农村内部形成克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协作化局面，并有效地进行资源的调度和利用。即，20世纪50年代韩美协同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区域性开发事业在朴正熙政府主导下，朝向以“村”为基本单位通过“协作”的方式克服零散小农经济的弊端，最大化实现资源调度动员的方向变化发展。共同享有历史和传统的“村庄”，拥有“共同体”这一宝贵的无形资产，也是可以将协作性发挥到极致的组织，因此朴正熙政府将“村庄”设定为区域性开发建设的基本单位。

然而，遗憾的是，该项六年计划事业仅停留在“计划”的宏观层面，未能实际落地推行。在六年计划中，试图以全国33000个村庄为对象同时展开平衡发展，64万件建设案例中有23万件向着援助事业，41万件向着自力更生事业的方向发展。事业内容涵盖全天候农业、经济发展和治理、增进肥力、栽培技术改善、自然灾害对策、渔业、桑业、林业、农器具、土木建设、农产品加工设备、公共设施、园艺、畜产、社会文化、生活改善等16个领域。内务部将以上16个领域未能实地施行的原因作了如下叙述：

村民自力更生开发建设六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33000个村庄同时进行，并希望产生全面均衡发展的局面，这个体系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开发建设落后的社会经济的过程中，一般存在几个难点：（1）资本不足，（2）技术不足，（3）教育水平低下，（4）建设愿望不强烈，（5）宗教或旧习俗的阻碍等。总之，在全国各地实行全面平衡发展的方式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而且很难有组织性地动员行政指导力量参与其中，因此几乎无法取得各区域全面平衡发展的效果。为了应对和克服上述难关，本应采取有步骤的开发建设路线，但违反这一基本规律推行的六年计划最终不得不只停留在计划的阶段，无法落地实施。[4]

村民自力更生开发建设事业未能落实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计划在全国33000个村庄中全面推行“平衡发展”的战略背后，没有足够强大的资本和技术的支撑。这个现象同时说明那个时期的政府政策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如果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到全国村庄的全面和平衡发展上势必会受到掣肘，相反，应该对有潜力的村庄实行优先发展的差别化开发建设战略。回到本篇开头中提到的1970年4月22日长官会议中朴正熙总统的演讲，其中提到的“差别化援助战略”意义非常重大，即通过对有自力更生能力的村庄实行差别化援助，解决六年计划中的遗留问题。

朴正熙政府决定实施农村差别化开发建设战略的契机是清道邑新岛一里的调研，该调研通常被认为是为新农村运动提供智库的平台。

1969年8月4日，朴正熙总统巡视庆尚北道清道郡清道邑的新岛一里抗洪救灾现场时，目睹了这个道路宽阔、砖瓦房整齐、整体环境良好的村庄与其他村庄不一样的风貌。原来这个村庄自1957年开始便在一名叫做金奉英的地方指导者主导下开始了自发的新农村运动建设。不仅是清道地区，战后全国各地都涌现出很多农村运动家或有志青年，他们在农村生活改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清道新岛一里的村庄改善情况只是其中的缩影。

济州道新农村运动服务团清早出工的场景（拍摄于1972年5月13日，国家记录院提供），新农村运动时期村民的自发性活动是一种常态，国家在农村倡导村民们自发参与家园建设并根据成果实行差别化的援助战略。

那么，农村变化的驱动力又是在何时从何处而来的呢？显然有很多因素，但首屈一指应该考虑的因素是教育。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教育热在农村社会兴起，小学入学率达到50%，朝鲜战争以后高中生比例剧增等情况都促进了整个韩国教育平均水平的提高。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选择返乡参与农村建设的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赡养父母、家族继承的观念在农村社会比较浓厚，尤其是对于长子，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返乡之路。朝鲜战争中复员的伤残军人亦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度过余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探索农村富强之路、打破绝对贫困的主力军，他们要么在新农村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就已经作为“指导者”活跃在农村建设现场，要么在朴正熙政府倡导的新农村运动中发挥出无穷的潜力。

通过清道调研，朴正熙“发现”了在地方基层存在着自发的农村建设成功案例，利用现有的力量可以以最少的援助资金取得最大化的建设成果。基于此种判断，朴正熙最终制定了区域开发建设差别化援助的战略。“选择性的援助”意味着优先对那些条件成熟的区域实行援助。一方面，通过一种竞争机制激发农村建设自力更生风气的扩散；另一方面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取得在全国推广的效果。

1971年，政府在全国33267个行政里、行政洞中，以分别援助335袋混凝土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因为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该项举措是政府走出实验性探索的第一步。但之前朴正熙总统有自己的乐观判断，他相信那些曾经有过自发建设新农村成功经验的村庄必定可以在本次新农村运动中取得成功，政府在第二年度将以这些村庄为对象展开奖励性的援助。现将内务府关于第一年度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叙述摘录如下：

1971年年末针对新农村运动事业的成果做出的分析结果显示，全国33267个里、洞中16600个里、洞取得了超出预期的优秀成绩。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点之一是，拥有一个优秀的指导者。根据国家差别化援助的政策和优先援助的方针，针对16600个优秀村庄在第二个年度给予500袋混凝土和1吨钢筋的物资奖励，由此掀起了新农村运动的经济建设热潮，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重视。

朴正熙政府为了继续鼓舞新农村建设第一年度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式执行新农村运动的政策。但是事业的成功不单单靠政府的政策，而是得益于新农村运动之前存在的新农村和新农村指导者。图片是庆尚南道居昌郡妇女会员们忙于新农村事业的场景（拍摄于1972年3月27日，国家记录院提供），从中不难看出村民们的协同劳作精神以及新农村和新农村指导者的痕迹。

在第一年度，新农村建设就取得可喜的成绩，这得益于村庄内部“优秀指导者”的存在，优秀村庄也得到第二年度的奖励性援助。新农村运动和“新农村”分明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是在新农村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新农村”和“新农村指导者”。在发起新农村运动的国家背后，早就存在着一个自发创造新农村的区域社会。虽然清道邑和浦项邑在谁是新农村运动发源地的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很显然，新农村运动的发源地并非只有清道和浦项两地而已。

1971年，朴正熙开始了寻找新农村和新农村指导者的努力，在全国各地挖掘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并努力将其与现行的新农村运动结合起来。1971年5月，朴正熙在经济动向报告会上向他手下的长官们下达指示，选拔出农村建设的成功范例并让他们的指导者亲自在接下来的经济动向报告会上做分享。经济动向报告会是一个由国务总理、经济计划发展委员长、各经济要害部门的长官、国会常务委员长等大韩民国的经济智囊团参与的高层会议。

总统的指示传达到各地方行政机关，各地开始收集农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并让其主人公在经济动向报告会上亲自向总统介绍自身推进的农村建设事业的经验，内容包括农村之前的状况、建设的过程、建设现状与成果、建设计划和思路等。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农村建设运动是怎么吸引到了大韩民国元首的目光，有的只是诚惶诚恐。后来他们在新农村运动的宣传杂志《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中回忆起经济报告会与大总统会面的场面，做了如下叙述：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作为典型被选拔出来的，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场面，都有些不知所措了。但是，却因为那些不足一提的成绩，没想到大总统却亲手给我们戴上奖章，和我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动，作为全国的元首，却对我们一介草民如此称赞、如此厚待，这是何种真诚啊！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段历史上，这样的事情都很少见吧。[5]

朴正熙政府致力于寻找农村中自发建设的成功案例，并将他们与现行的新农村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照片为朴正熙总统在景福灵川郡官正二洞新农村的视察场景（拍摄于1972年3月24日，国家记录院提供）。

直接和国家元首面对面对话，接受国家元首亲切的接见和鼓励，对这些农村红旗手来说，是莫大的光荣，无限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通过这一机会，他们意识到之前自己为家乡和村民们做的努力竟然推动了国家近代化进程，自己从事的事业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这个发现让他们无比激动。“只有新农村运动不断深入人心地推进，国家近代化才可以实现”，这一信念令农村运动家们心生接受国家召唤的使命感，变身为国家新农村运动的“红旗手”。当时澎湃于心中的爱国之情通过下面的叙述可见一斑：

总统阁下亲切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席间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和我们聊起家常，从农村房屋改造到养鸡的方法，甚至耐心地向我们介绍农村新型种植耕作技术，面前的这位可是总统阁下啊，真是令我们诚惶诚恐。通过与总统阁下的交谈，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实现农村近代化的决心和执着，于是我们也被他深深地感染着，他这种坚定的信念瞬间转化成我们的信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勇气和动力。[6]

新农村运动初期，在总统面前演讲的新农村指导者除了被授予勋章之外，还得到赴海外调研的特殊待遇。当时朴正熙总统称赞他们是“农村近代化的先驱者，新农村的红旗手”，并为他们提供了去日本、中国台湾的农村考察学习的机会[7]。随后，1972年9月到10月，韩国新农村指导者们到中国台湾与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海外调研，1973年《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中，专门以“新农村运动家在台湾、日本的农业视察”为题做了专题记录。

去海外参观学习的农村运动红旗手共有八名，分别是金成宝、夏尚道、姜南星、洪铣杓、郑会元、郑寿万、全孝林、李载英，其中李载英在本书中有所介绍。在《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中，除了八名红旗手的海外调研记录，还刊登了他们八人在朴正熙总统面前的演讲《我们微不足道的成功案例》，这些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非常珍贵，因为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倡导的新农村运动之前已经存在并活跃于农村的新农村运动的雏形。

《成功案例》中介绍的第一位红旗手名叫金成宝，济州道南济州郡西归浦邑人，家住离西归浦邑中心东面不到五公里的新孝里。出生于新孝里的金成宝1955年与村里的青年人一起组建了“建设青年团”，开展“村庄开发运动”。在他们多年的努力下，1959年建成了文化会馆，1960年建成红薯制粉厂和村庄仓库。建设青年团同时承担着推动新农作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工作。济州岛的柑橘至今仍闻名全国，柑橘栽培种植技术得以开发都是建设青年团努力的结果。他们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查阅了大量的农业专业书籍，经过数次尝试和失败，最终在济州道成功推广普及了柑橘的种植技术。另外，他们还从日本引进了柑橘苗木繁殖技术并在韩国试验成功，1957年，新孝里的柑橘苗木开始向全国供应。济州岛人民通过自身努力，逐渐从四三抗争事件[8]这一悲惨的历史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展示了民众社会顽强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对于新孝里来说，绝对不是一个黑暗和萎靡不振的时代，而是一个克服困难、充满斗志的时代。

夏尚道为忠清北道清州石和里人士，他在外地生活了20余年后，于1961年3月重返石和里从事“村庄开发”的事业，立志改变家乡农村的“惨状”。1961年12月，村庄会馆竣工，夏尚道在村庄会馆里组织了文盲扫除活动。另外，夏尚道还以18名退役军人为中心组织了“青年互助会”，共同探讨村庄改善的对策。互助会通过组织村民们共同耕作，筹措了村庄基金用于扩音器等设施的安装。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桑田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大幅提高了农民的收益。除此以外，石和里于1962年开始了房顶改良运动，1968年实现了电力架设和农村道路的拓宽工程。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村民家中都购置了缝纫机和家电。

姜南星是土生土长的全罗北道金帝郡奉山面南阳村人，与大家一样，他也是出于摆脱贫困的初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村中组织了“振兴会”。振兴会的第一项事业是在村中设立了农贸市场，一方面为村民们节省了购物时间和精力，一方面为振兴会开辟了一条盈利的渠道。同时，他们成立了“自律活动团”，制止赌博和酗酒，并制定了自律公约。红白喜事中需要的设施和器具，村民们共同购买、共同使用，从而节省了家庭开销。不仅如此，他还组建了共同作业团，共同改善农村环境，用村庄共有基金于1960—1971年修建了7.5公里的道路。这个村庄也通过桑蚕和畜禽业提高农民收入。

洪铣杓出生于庆尚北道领一郡基桂面文成村，1967年，该村曾经遭受了严重的寒冬灾害。当年村里开发地下水资源并集资设置水泵和水利设施，引水浇灌经济作物，提高农民收益。同时，改善村庄环境，铺设车道，建设兼具仓库功能的农村会馆。

全罗南道谭阳郡月山面道界村人士。道界村村民为了摆脱战后贫困的境地，1960年成立了“创新契”，踏上了改变农村的道路。他在村庄内部实行禁止赌博的措施，并使用村庄共同基金购买了大片林地，后来将林地开发成果园，成为村庄经济的重要来源。

郑寿万出生于庆尚南道居昌郡马里面凌胜里，比起其他区域，居昌郡的简易自来水设施非常发达，全郡大约有75%的村庄开通了自来水。这个地区实际上长期面临吃水难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大冶村村民们在现有的井水旁铺设了简易的自来水设施，随后居昌郡的其他各村庄都参照大冶村普及自来水简易设施，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展养蚕和养牛业。当然，环境改善方面也成绩斐然，房顶改造、道路拓宽、桥梁架设等工程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个小小的大冶村如星星燎原之火带动和改变了整个居昌郡，这是引人注目的。

全孝林是忠清南道西山郡安绵道最南边的岭南村的里长，1967年全里长与村里青年人一起在海边滩涂地建设了“海苔共同养殖场”，这个项目取得巨大成功，当时韩国海苔出口量非常大，带动了当地村民的收入超过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数倍。在农村环境改善方面，修筑防波堤，修缮道路，修建砖瓦生产工厂并用本工厂生产的砖瓦进行房顶改造工程。另外，为了节省海苔清洗的时间，家家户户设置了水井水泵。1967年建设了农村会馆和公共理发所。1970年设置了自备发电设施，家家户户通电。

上述事例中充满着感动与鼓舞，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事例。在成功的事例背后，全国范围内一定也存在着失败和挫折的尝试。通过朴正熙政府选拔的这些成功案例可以确认，在新农村运动推行之前，全国各地农村已然开始了新农村建设方面的尝试，并多少取得一定成效。

新农村运动与“新农村”的关系，并不是分不清前后的。新农村运动必然是在“新农村”的基础上存在的尝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认为先有了新农村运动，才有了新农村，是该转变固有观念的时候了。新农村运动之前，新农村和那些致力于新农村运动的农村运动家便已然存在了。也就是说，朴正熙政府20世纪70年代倡导新农村运动之前，农村运动家们便开始了其试图改变农村社会的微小却顽强的努力，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惨痛。初期朴正熙政府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背景恰恰与之前成功的农村运动有关，将农村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自发性的运动成果上升到国家动员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讲，朴正熙政府是有影响力的，新农村运动也是成功的。因此，新农村运动的成绩需要与民众社会以及各位读者朋友分享。

[1]文炳鏶：《地域社会开发的理论和实践》，法文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2]内务部：《新农村运动十年史》，第48页。

[3]内务部：《新农村运动十年史》，第46页。

[4]内务部：《新农村运动十年史》，第49页。

[5]农协中央会：《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新农村运动家的台湾、日本农业考察纪行》，第16页。

[6]农协中央会：《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新农村运动家的台湾、日本农业考察纪行》，第17页。

[7]农协中央会：《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新农村运动家的台湾、日本农业考察纪行》，序言。

[8]译者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国虽然脱离日本统治，但是朝鲜半岛不幸由美、苏分割占领。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由美军占领，实施军政。美军执政的三年期间，由于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韩国各地发生多起民众抗争事件。其中以济州岛人民反抗最为强烈，“济州岛四三事件”造成的伤痛也最大。朝鲜劳动党济州岛支部于1948年4月3日凌晨提出抵抗镇压，发动武装起义。美军当即派了警察部队展开镇压，居民因害怕上山躲避。5月10日，韩国200个选举区同时实施国会议员选举。因选举受阻，美军派出第20旅团长任伯郎上校统率警备队、海岸警备队、警察与美军，于1948年10月17日下令，凡在距离海岸线5公里以上的岛中央半山腰地带通行的人，一律视为暴徒，即刻处死，至1949年3月的5个月内，见人就杀，并执行烧死、饿死、杀死的所谓“三尽计划”，使汉拿山成为一片火海。政府军实行焦土化战略把整个岛化为废墟。这个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视为禁忌，基于各种原因，在韩国并不允许被广泛讨论，因此不为一般民众熟知，即便有一些资料给出的也都是官方数据。进入90年代随着要求还原事件真相、恢复牺牲者名誉的呼声逐渐增高。人民才得以了解这一冷战时期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根据四三事件真相调查团的报告，四三事件的牺牲人数“暂定”为2.5万人到3万人，其中被政府军杀害的占86.1%，被游击军杀害的占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