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变革的交会

多层级变革的交会——略论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的走势

◎冯天瑜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曾在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湖北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被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多年来为建立和发展武汉大学中国文化史学科作出了突出贡献。

老师们、同学们：

我谈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或者说我们当下的文化变革，它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最近一些年我经常在思考。今天想就这个问题与大家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在它通向现代文明的路程当中，它就必然要把“先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在长达四五个世纪以来的一些历史使命，要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段内完成。这里面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问题，好处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不必亦步亦趋地重走那些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一些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接纳人家先进的东西，可以实现一些跨越式的进步。但是，我们这样的国家在它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由于时间比较短，又有一些地方有先天不足，所以又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对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不要走向片面，那么，我们当下的文化变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呢?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就从现代化进程的情况而言，它应该说是把三个不同层级的社会变革的任务都一并在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时间当中摆到了我们的面前，那么大概有哪三个方面的社会和文明的变革一并挤压在我们的面前呢?其实这个情况也不仅仅是我们近30年，应该说是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就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不少先哲对此都有很生动、很精彩的表述。譬如鲁迅在1919年写的《随感录》里提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怎么奇怪呢?它就是把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很多东西都挤压到一起了，很多很古典的和很现代的东西，甚至是后现代的东西都同时出现。按鲁迅的话说就是挨肩擦背地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包括胡适、梁启超等都说过类似的话。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个问题又显得比较突出。我们是面对着三个层级变革的同时呈现，大概就有这样三个层级的变革：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二是从苏俄模式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型转化；三是从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化。那么这三个层级的社会和文明的变革对我们的文化变革都提出了任务。

第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这应该说是从我们国家的19世纪中期洋务运动以来办近代工业、教育、军事就开始在实现着从农业文明形态向工业文明形态的转化。那么到20世纪以后，在文化领域越来越肯定地提出了它的要求，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请出“德”、“赛”二先生上，完成科学与民主的使命，以此来对应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从我们固有的中华社会中的地主经济和专制社会向契约社会，由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向共和民主的社会转化。这个任务经过了一百多年，完成了相当的一部分。根据我们国家的科学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统计，现在我们这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叫做第一次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文明，我们到现在也只是完成了70％～80％，估计要到21世纪中期才能够全部完成。这是完全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所以说这一个变革作为我们文化变革的基础，这种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在我们今天看来，完成了一些，但是还是未尽之业。所以在文化领域多年以来讨论关于启蒙的问题、新启蒙的问题，其实就是是否承认我们这样一个轮次的现代化进程，还有没有未完成的东西，或者完成到什么程度。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层级的变革，它对于我们的文化变革是有深刻影响的。

第二，从苏俄模式的，以计划型的、统治型的这样一种动员式的现代国家的模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模型的转换。这个应该说是我们30年改革直接的对象，邓小平同志带领着全党全国人民在30年中做了很多的试验，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就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对于文化领域而言，它也引申出了一系列课题。

第三，从工业文明时代向后工业文明时代的转化。这个是“早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场非常深刻的大变革，被称为是第二次现代化。这是先进国家从70年代以来展开的，至今还方兴未艾。对于我们中国，或者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在第一次现代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又面临着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这是无法回避的。对于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在文化领域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今天提出的很多口号，或者我们提出的一些基本的目标，比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等。我觉得这一类的口号都是非常好的，具有前沿性。这样一些口号、使命的提出都不是第一次现代化中所能提出来的。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征服自然，实质上也就是掠夺资源，第一次现代化往往就是这样进行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泰晤士河被污染成为一条死河，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开始治理，现在泰晤士河的鲑鱼等都返游上来。类似的例子还有匹兹堡，还有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是这样。这是第二次现代化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在第一次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新的任务又提出来了。从经济层面、从社会层面我们先不去说，而从文化层面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传统的看法，现在我们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什么，那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历史进程分成三个阶段：农业文明(农耕文明)是第一阶段，工业文明是第二阶段，后工业文明是第三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二阶段的否定，而对第二阶段的否定是通过对第一阶段的复归来实现的。借用清代中后叶的思想家龚自珍的一段话，叫做：“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第三个阶段非常像第一个阶段，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第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站在后工业文明的高度来看，对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一些原创性思想，比如像中国周易里面的思想、老子的思想等，为什么在前一些年，往往是西方一些具有前卫思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高度的评价，反而是我们站在工业文明的时候还不理解，而且认为这种东西是很落后的?像爱因斯坦、波尔等一些人对周易和中国老子的思想那么感兴趣，给予那么高的评价，是什么道理呢?那就是“终不异初”。所以现在这一轮出现的，包括国学热等问题，有些人把这简单地理解成复古，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道理，所以我们对三个层级的变革给我们的文化制度乃至于文化观念带来的深刻影响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种提法是从费孝通那儿借过来的，费孝通先生在香港地区的一次会议上，反复强调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对这三个层级的文化变革给我们的文化思想，包括我们的文化制度、整个的文化工作带来的影响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就不至于走向一种简单的肯定，或是简单的否定，或者是一种简单的两级观。最近一些年对于文化新启蒙的问题，是一种两级观；对待传统也是一种两级观，恐怕这种两级观都是有毛病的。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三个层级的变革上，或者站在一种对它进行统合，对它进行深刻整理的高度上来对待的话，可能我们在文化变革之路上就会更清晰一些，更自觉一些，可能我们也会做得更好一些。

这些是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