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哲学的时代精神

当代法国哲学的时代精神

◎高宣扬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1940年生，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与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海外名师”。70年代赴法国留学，80年代初获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兼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由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创办)教授，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教授。

出版专著近三十种，发表中、法文论文近百篇。《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两卷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两卷本)、《德国哲学通史》(三卷本)、《当代社会理论》(两卷本)、《后现代论》、《流行文化社会学》、《福柯的生存美学》、《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利科的反思诠释学》、《萨特的密码》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两卷本)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福柯的生存美学》获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9世纪末，当尼采以“真正艺术家的眼睛”，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由衷地感恩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叔本华(Unzeitgem－e Betrachtungen，1788—1860)，一览无遗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今天，当我们刚刚跨出21世纪的门槛，试图探索未来哲学和文化重建的可能思路的时候，也应该回顾法国哲学领域中所发生过的重大理论变革，不但以哲学家的眼光，而且特别要尽可能地以诗人的感情，像法国诗人瓦列里(Paul Valéry，1871—1945)所说的那样，以惊人的毅力和近乎于疯狂的执著，百折不挠地聚精会神和反复思考，一再地在已经精心挑选过的语词中，试图重复地字斟句酌，以便准确重现那些惊心动魄地发生过的理论事件，激荡起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精神波涛，从中发现哲学创造游戏的审美乐趣及其激发生命冲动的自由本质。

一、对启蒙的超越

1.后现代性在现代性中的渗透

正是为了造就一种特殊的视域，我们首先要粗略地环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当代法国哲学的宏伟历史图景，进入那充满灵感的思想创造场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é)文化经历近四百年成长、发展和反复危机的过程之后，终于进入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和全面自我批判的时代，因而也是“现代性”进入成熟阶段、面临在其内部所产生出来的“后现代性”的挑战的不平静的年代。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它们之间不但开展了空前未有的相互争论和批判，而且连各个学派自身也不停地进行自我革新；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要不断地把自身从经验中“拔除出来”。

2.思想群星灿烂的“后启蒙”时代

在近半个多世纪当代法国哲学的高空中，耀眼地闪烁着成群的思想明星，由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智慧光芒，至今仍然照亮着哲学创造的思路。如果按出生年代的顺序简单排列的话，那些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哲学发展方向、并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大师”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包括：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庄·瓦尔(Jean Wahl，1888—1974)、加普里尔·马尔塞(Gabriel Marcel，1889—1973)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些名单还没有包括一大批具有深刻哲学见解的杰出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没有包括在这一时期流亡法国、受到法国哲学氛围的熏陶而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外国哲学家，如原罗马尼亚血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巴黎期间撰写出震撼宗教学界的光辉著作的宗教理论家埃里亚特(Mircea Eliade，1907—1986)、于1935—1940年间流亡法国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希腊流亡思想家卡斯多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原籍罗马尼亚的哥尔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以及扬格列维兹(Vladimir Jankélévitch)等人。

不难看出，这些当代法国思想名家，包含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不同世代的哲学家，由他们所开创的思想宏伟场面，似乎重演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图景。他们敢于面对时代的挑战，一次又一次“突破极限”，“逾越”(transgression)一切理论思想的“禁忌”和陈规戒律，不仅勇于吞噬和消化一切历史传统，而且也表现出大无畏探险和非凡创造巧妙地相结合的实践智慧，个个都以独特的创造风格，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致使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真正成为当代整个西方思想革命和理论创新的真正动力基础，不愧为现代人类思想史上最活跃和最深刻的思想探险和理论创造活动，简直可以同两百多年前的启蒙运动相媲美，具有历史里程碑的伟大意义。因此，由当代法国思想家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成为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文化再创造的最富有启发性的氛围，照亮了21世纪未来新文化创造的航程。

当然，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至世纪末的当代法国思想革命运动，不仅不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简单延续或翻版，而且，它的创造性和彻底性，简直就是一场具有“反启蒙”意义的“第二次启蒙”或“后启蒙”。这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深刻的理论典范转换的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转折的关键时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理论变革，实际上是启蒙运动所倡导、并在其后两个世纪内一直蔓延泛滥的理性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矛盾的直接产物。伽达默尔在评估20世纪文学变革的性质时说，它们“从十九世纪的历史束缚下大胆地自我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真正敢于冒险的意识，使所有迄今为止的文学都成为过去的东西”(Gadamer，1975：6-7)。同样地，由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所进行的“后启蒙”思想革命，就其彻底反思和颠覆启蒙思想以来的传统而言，不仅是对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历史审判，而且也是人类跨入新世纪后对整个文化的重建的“第二次启蒙”。

福柯在探讨启蒙的意义时说：“启蒙时代在我们的历史上，特别是就其政治意义而言，无疑是一段极端重要的历史阶段。”(Foucault，1994：IV，136)根据福柯等当代法国思想家的看法，启蒙思想的至关重要性，不仅在于奠定了近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决定了整个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力运作逻辑和模式，决定了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整个西方人的命运和基本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建构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基本精神。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提出的“主体性原则”(le principe de la subjectivité)，强调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珍贵品质，显示个人“自决”、“自主”、“自由”的至关重要性和至高无上性。

启蒙运动所开辟的西方文化发展方向和思想原则，构成了所谓“现代性”(Modernité)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启蒙”所阐扬的理性，不但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灵魂，也成为西方人的主体身份(l'identité)的正当性尺度(critère légitime)。这样一来，究竟怎样对待启蒙思想，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评估和纯粹理论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当代人的实际命运以及关系到当代整个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向的问题(Foucault，1994：IV，136；578； 679)。

所以，在当代法国哲学革命过程中，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审查和彻底批判启蒙运动所奠定的基本思想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法国哲学的创造性，就是从批判启蒙思想及其基本原则出发而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建设。

3.将创造与探险相结合的批判游戏

通观当代法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批判精神在推动思想创造中所展现的关键力量。“批判”本来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基本动力。但是，当代法国哲学所表现的批判精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第一，就批判的历史动力来源而言，它不仅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批判精神的总和和延续，又是对他们的批判原则和批判实践的超越。第二，就批判的性质而言，它是将颠覆传统与革新创造相结合的反思性理论重建活动。因此，当代法国哲学的批判精神，一方面是逾越一切既定事物和既定理论的极限，是对以往一切历史的解构，另一方面也是创造性探险活动的动力。第三，就批判的主要对象而言，它主要是针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是对启蒙原则主导下所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的彻底审判，集中批判西方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逻辑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和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e)。第四，就批判的目标及其对未来的关系而言，它是为21世纪人类新文化重建事业的开创性探险试验活动的一个历史预演，因而，它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后启蒙”时代中具有“反启蒙”性质的文化革命的哲学导论。第五，就批判对其自身的态度而言，是一种彻底的反思原则，也就是批判对其自身所采取的反复主动的自我否定态度。这是批判是否彻底的最高和最后标志。法国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彻底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一种“自我颠覆”。正如福柯所说，它要永远使自身变成为异于原有自身的新出发点。第六，就批判的形式而言，它是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文化创造的游戏活动的最新表演。当代法国哲学所实行的创造游戏形式，使哲学实现了真正自由的自我超越，不仅超越传统哲学本身的理论领域，而且也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进行穿梭。用李克尔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最大限度的迂回”，以便完成哲学本身的无限度的革新。同时，哲学游戏还渗透到文学和艺术，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哲学和生活的诗化，不但加强了哲学的诗性，也提升了生活的审美价值。正因为哲学创造在游戏中进行，当代法国哲学特别注重哲学论述的策略和语言游戏的实践智慧性质。

二、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三大阶段

1.思想历程的阶段性和循环性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所进行的理论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前所述，他们几乎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展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革新，前后共经历了三大不同阶段，谱写出现代思想史上最光辉的史诗。所有这些发展阶段，既不是绝对相互分割，又不是单向地相互连接；它们之间有相互穿插和相互渗透，又有断裂和分离。简单地说，各个发展阶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复；它们之间如同板块一样，相互断裂，又发生重叠。

当代法国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在不同阶段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关键人物，发表出来的具影响性的著作和发生的重大理论争论，以及重要社会文化历史事件。所有这些因素都呈现非常明显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对哲学思想的创造活动提供条件和力量。

一般来说，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末至80年代；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三大阶段之间固然相互联系，但更多的，却是彼此间的“断裂”；也就是说，三大阶段的更替是在付出巨大代价的艰苦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的。

2.怀疑和批判浪潮的兴起

向传统挑战，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所以，在法国思想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如德里达所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整个场域还充满着传统的影响，法国思想界还保留较浓厚的人道主义气息；人格主义、价值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占有很大势力，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尤其强烈。它们基本上源于这一时期思想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的“人类学解读”(l'interprétation anthropologique)(Derrida，la marge de la philosophie)。所谓“人类学解读”，指的是从传统的人本中心主义(l'anthropocentrisme)的理论视野，将人放在世界和自然的“主体”地位，把世界和自然当成观察和思索的“客体”或对象。这显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的延续。

所以，第一阶段的主要思想家，是环绕着萨特或同萨特相对立的人物。萨特的存在主义通过对于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在世生存”的特殊分析，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般化主体理论，使长期以来已经隐含内在矛盾的主体性观念及其论述成为当时理论论战的焦点。因此，萨特的思想具有双重特征：既保留传统的主体性原则，又举起严厉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旗帜。所以，萨特的许多思想观点，后来虽然成为新起的思想体系的批判对象，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不失为新思想的启蒙者。正如贝尔纳特·亨利·列维在20世纪末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萨特不愧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理论革命的启蒙者；他是20世纪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思想家。萨特比同时期其他哲学家更早、更尖锐地提出问题，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动摇了传统观念的基础(Levy，B.-H.2000)。与萨特属于同一世代的著名思想家，还有梅洛·庞蒂、卡缪、李克尔、罗兰·巴特、列维纳斯、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等人。所有这些人，都具有与萨特相类似的特点，这就是在他们的思想创造中，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问题，足以动摇传统的思想观念及其整个体系，但同时又仍然保留旧形而上学的余迹。

3.突破各种极限的创造游戏

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到80年代，主要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符号论的出现，使原来已经在第一阶段开创的哲学革新真正进入成熟时期。

1968年学生运动的兴起及其失败，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历史转折将陈旧的思想体系，更彻底地送进历史的博物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以批判传统思想为特征的新思想，在结构主义的带动下，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在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也把它们批判传统思想的工作进行得更加彻底。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新的思想派别及体系的创造者，既彻底地完成了萨特等人所没有全部完成的批判传统的工作，又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创造方向。

原本已经在上一阶段产生的结构主义，只有到这一时期，才从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的狭隘范围走出来，成为广泛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论基础。

结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以新的论述模式，取代了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结构主义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论述模式，彻底颠覆了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观念的“标准化”及其“正当性”基础。所以，结构主义之所以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旋风的启动者并非偶然。在结构主义思想深处，实际上隐含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理论和思想革命风暴的种子。

当代法国思想界所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潮，首先应归功于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他是法国当代最有声望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创立的结构主义(以1949年发表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1962年发表的《原始思维》和以后发表的《神话学》四大卷为代表著作)，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及基本方法，而且也广泛地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革命。

在谈到结构语言学的重要意义时，列维·施特劳斯指出，结构语言学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就好像核物理在整个物理科学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一样。在他看来，结构语言学为社会科学提供的结构主义基本方法，主要包含四条原则：第一，结构语言学从对于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变成对于其无意识的基础的研究。第二，它并不把语词当成独立的单位来研究，而是把语词间关系的研究当成分析基础。第三，它导入“系统”(Système；System)的概念。第四，结构语言学把揭示一般性通则(lois générales；general law)作为其研究的基本目标(Levi-Strauss，C.1977［1958］：33)。

列维·施特劳斯所总结的以上有关结构语言学的四大特征，对于批判传统思想模式以及传统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它意味着将无意识列为重要因素，从而否定了传统思想将“理性”和“意识”列为首要地位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尼采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反理性主义路线的胜利，使思想创作的范围从意识和理性扩大到包括无意识在内的整个精神活动领域。第二，它突出地显示了“相互关系”和“系统”对于“主体中心”的优先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于主体中心主义和意识哲学的批判，也有利于深入批判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模式。但是，在上述结构主义方法中，仍然保留传统的意义理论，仍然强调了语音与意义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重要性，显示了结构主义本身在反传统方面的一定局限性。

然而，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整个法国思想界毕竟开创了新的格局，使法国思想界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受到列维·施特劳斯的影响，埃德加·莫林、路易·阿尔图塞、莫里斯·哥德里耶、勒耐·杰拉特和米谢·谢尔等人，也创造性地将结构主义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及政治学等领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和成长的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改革的主流方向，他们都一样深受现象学和尼采哲学以及结构主义的影响，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及其基本原则，集中地对语言论述问题深感兴趣，将由结构主义所启迪而没有彻底完成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斗争继续开展下去。

但是，德里达和福柯的思想方法及风格并不完全一样，探讨的重点也不同。德里达更多地是对人文思想、哲学和文学艺术感兴趣，他更关心西方文化的语言符号核心问题；而福柯则更多的是揭示主体性原则，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对当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他所独创的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和道德系谱学以及“关于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对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法制和权力机制给予无情的揭露。

德里达和福柯作为第二阶段的典型代表人物，突出地显示了他们这一代同上一代思想家的关系及其彻底反传统的性质。

4.在世纪转折中反思和创新

第三阶段是80年代末之后的所谓“世纪末世代”的思想争论。从80年代以来，欧洲和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首先是指以苏联为中心的原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分崩离析。其次是指欧盟的迅速发展和扩大。2004年5月1日起，欧盟将从原有的15个成员国，扩展成25个成员国，把原属苏联集团的10个中欧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囊括进来。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东欧国家的命运，而且，也震荡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界和理论界。第三，西方国家本身内部，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全面地实现了全球化的过程，二是全面地进入新的所谓消费社会、程序化社会和数码化社会。米歇·谢尔最近在接待《新观察家》杂志访问时指出：最近，法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几乎都发生了两大“地震”：第一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第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人口结构方面，都发生了质变。他说在1900年，法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9％，而在2000年农民只占2.3％。几千年来以武士、教士、农民所组成的农业社会，从此彻底结束了。社会进入一种只讲享受和流行的时代。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战争(“Le nouvel observateur”，No. 2042-2043，2003：140)。因此，不仅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文化、思想和人们的精神心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所有这些变化，成为这一时期法国哲学进行改革的社会文化基础。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起，法国哲学家更集中地探讨影响着世界未来命运的全球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重大问题。德里达在其最近发表的《明天将是什么》的对话录中，列举了哲学思考的最紧迫的具体问题：暴力、恐怖主义、人性、数码化知识、虚拟文化、环境保护、法制、死刑、动物虐待、克隆人、多元文化等(Derrida/Roudnesco，2001)。德里达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实现了它们在殖民时期所未能完成的“漂白世界”的使命。他尖锐地指出：“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所有西方思想的传播方式，进行输出的，一般来说，并不只是规范、既得物和立场，而且还有危机以及非常脆弱、很容易引起粉碎的问题；而所谓“主体”也只有在它受到考验的时候才出现。现在，人们往往同时坚持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主张巩固一切与法制、政治和公民性有关的事情，坚持“主体”的主权，另一方面又主张使主体得到解构或摧毁。因此产生一种矛盾，也就是说，全球化就是欧洲化(la mondialisation，c'est l'européanisation)”。(Derrida/ Roudinesco，2001：288)德里达在这里所揭露的，是伴随全球化和欧盟扩大而产生的世界性悲剧。

正如2001年12月召开的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许多与会者所指出的：“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思想观念和历史事件的景观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式梦幻或噩梦的终结、世界的急遽多极化、美国超级大国的统治、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不确定性、中东冲突的持续性、艾滋病的悲剧性蔓延……在这种骚动中，很难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如同柏格森所说：人们对未来所能预测的，只能是那些类似于过去的事情，或者只能预测那些可以由类似于过去的因素所重构的事情(Bergson，1907：28)。因此，必须承认变动的不可预测性。”(Centenaire de la société fran9aise de philosophie.p.23)

法国哲学家针对新世纪的变化，将优先思考哲学本身的普及化、生活化、大众化和跨学科化，同时思考哲学语言表述的多元化、多民族化和多语化。在这方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哲学已经通过哲学的多学科化、文学化和生活化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了完成哲学在新世纪的变革，根据德里达在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意见，应该从两方面加强工作：一方面改造学校的哲学教育制度，另一方面使哲学变成社会大众日常关心的领域。哲学本身面临着自我革命；而哲学的自我革命，则必须从哲学走出其传统狭隘范围开始(Centenaire de la société fran9aise de philosophie，15 décembre 2001)。

三、在生存世界中探索人的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萨特等第一代20世纪哲学家所开创的理论革命进入了关键时刻：这是从传统阴影下走出、迎向崭新的全面创造时期的历史转折点。

在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哲学思考所面临的是西方社会的三大危机：希特勒政权的出现、文化和科学危机以及严重的异化现象。这三大危机使“人及其自由”的问题显著地成为哲学家们思索的焦点。如果说，启蒙运动曾经向人们许诺过“自由”和“解放”的话，那么，两百年来的“现代性”的历史，给人类所带来的，仅仅是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制范围内的自由，而事实证明了这种自由的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确实给予个人以远比中世纪多得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将人陷入一系列“自由的”法制、规范和规则的枷锁中，强制人们变成为福柯所说的那种不折不扣的“温驯的人”(Foucault，1975)。在西方民主制范围内而出现的德国法西斯，集中地证实了西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危机及其矛盾性质。与此同时，由一系列社会危机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的异化，也促使人越来越感受到自身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的自由本身受到了威胁。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此，作为向传统形而上学开战的先锋，萨特早在1934年，就写出了《呕吐》，生动地揭示了被“抛入”世界而存在的人的“荒谬性”。萨特通过他自己所经历的社会事件，深深感受到个人再也不是个别的单子，而是感受到自己介入了他所试图超越的世界中去。萨特的思想转变，使他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是不可能超越历史和环境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者盲目地被时代推着走，或者主动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自为地”介入时代的洪流中去。对一个人来说，当他面临社会的重大变化和时代的挑战时，他究竟介入不介入，这是个人要不要自由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问题不是有没有自由，而是个人要选择什么样的自由的问题。萨特说，个人存在的自由，是注定的；“我们注定是自由的”(Sartre，1943)。自由之所以是注定的，是因为一方面它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时代和环境。因此，自由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就自由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言，“偶然性是最根本的”(l'essentiel，c'est la contingence)，也就是说，是环境决定你的自由，它是无可选择的。但自由归根结底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选择或不选择，都是选择，都是自由。所以，萨特才说“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还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所以，人的本质悬挂于它的自由之中”(la libertéhumaine précède l'essence de l'homme et la rend possible，l'essence de l'être humain est en suspends dans sa liberté)(Sartre，1943：61)。

自由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理性的限制问题。其实，理性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同时受到历史的限制。所谓“万能”和“永恒”的理性是不存在的。“现代性”所颂扬和崇拜的理性，在个人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集中地暴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为了维护个人生存的自由，萨特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直接向传统形而上学开刀，反对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径直转向个人的“在世生存”，将希望寄托在“自为”的个人所选择的自由。为了自由的实现，萨特为人下赌注，不指望神。他明确地说：“我为人下赌注，不指望神。”萨特强调指出：“人是以其出现而造就一个世界的存在。”(l'homme est l'être don't l'apparition fait qu'un monde existe)(Sartre，1946)在萨特对于自由的探讨中，我们看到，萨特所讨论的人，是充满矛盾的生存物。人追求自由，但他又意识到他的自由的实现，是无时无刻受到限制的。然而，人作为生来自由的生存物，又必定顽固地追求绝对的自由。这是人的悲剧，也是人的烦恼，但同时又表现了人的可贵之处。人宁愿在烦恼中度过，也不要没有自由的生活。而且，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和障碍，人始终都要不惜代价地追求自由。萨特比他的同时代人都更深入和更执著地寻求自由的道路。

当萨特在探讨人的自由的时候，列维·施特劳斯和拉康就已经在语言的结构中发现了人的生存的奥秘。突破理性和各种规范的界限，首先就意味着必须突破语言本身给人带来的界限，必须在语言中探索人的创造可能性及审美性。

同萨特等人的思索方向相反，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和福柯等人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探索人的自由。他们认为，仅仅在抽象的存在论层面上，在现存社会制度范围内，无法找到真正的自由；必须在西方实际的社会制度和语言规则之外，在现代性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中，探索人的解放问题。

要自由，就必须向语言寻求自由；必须向语言提出“人为什么没有自由”的问题。结构主义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地转向限制着人的自由的语言，转向作为思想和文化的基础的语言，尤其集中批判具体运作权力宰制机制的现代知识论述体系。

萨特所没有彻底解决的自由问题，由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家们，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下去。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是从两方面深入探讨自由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和发扬从勒斐伯勒开始的日常生活研究，由罗兰·巴特、布尔迪厄、德舍多和波德里亚等人，更广泛地结合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现象及其矛盾，揭示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中的自由的双重矛盾性。另一方面，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干脆摒弃抽象的个人自由目标，宁愿采取更具挑战性和更积极主动的“逾越”实践，作为实现个人自由超越的主要途径。

德里达和福柯等人，都蔑视各种限制人的自由的“界限”。对他们来说，所谓自由，就是逾越界限。人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不断地以创造精神建构独特的自身。人是要不断追求自由的生存物。但什么是自由?德里达和福柯都说，他们对“自由”这个词和概念，就好像对“人”这个概念一样，始终都保持一种警惕性，保持一个距离。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自由”，始终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以个人失去其自身的真正身份的先决条件而实现的。因此，他们虽然酷爱自由，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主体的自由”或“意识的自由”，也不是现代社会所给予的自由，因为一切“主体的自由”和现代社会的自由，都是以主体化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制和规范作为标准，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使自己顺从于规范作为代价而实现的。正因为这样，德里达说，尽管他热爱自由，但很少使用“自由”这个概念，甚至宁愿不用自由这个概念。“我对‘自由’这个词是不信任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属于某种类型的决定论。这是因为这个词，往往包含对主体或意识(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主义)过多的幻想的形而上学假设，似乎这些主体和意识具有不依赖于冲动、计算、经济和机器的独立性。如果自由是指超越一切机器游戏，超越一切决定论的机器游戏的‘过度’的话，那么，我就是确认和尊重这种自由的积极支持者；但我毕竟倾向于不讲主体的自由或人的自由。”(Derrida/Roudinesco，2003：85-86)

福柯也同德里达一样，强调他并不稀罕现代社会所给予的各种“自由”，他宁愿以艰苦卓绝的探险游戏和闯越各种界限的创造活动，追求自身的审美生存方式。所谓“自由就是对规律的认识”，在福柯看来，无非是启蒙运动的虚幻理念，早已经湮没在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成果所造成的灾难(社会的和自然的灾难)之中。福柯一生不停顿地批判知识、道德和现代权力，其目的，正是揭露现代知识与权力运作共同宰制现代人的策略诡计，以便个人能够实现其自身不断逾越的审美快感。所以，由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掀起的个人自由问题，终于在崭新的哲学视野中，转换成为新一代哲学家无限地探索审美生存的创造性游戏。

四、在语言游戏中逾越各种极限

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也完全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如维根斯坦早就指出：哲学归根结底要通过语言来表述。其实，当人们探索人的自由时，就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语言的限制问题。人的存在离不开语言；何况西方理性主义从最早的古希腊时代，就在语言及其论述的结构和逻辑中大做文章。正如海德格尔所揭露的，传统形而上学就是靠对于语言和话语的哲学抽象而建构其理论大厦(Heidegger，1986［1927］)。

承担着批判传统和创造新型哲学的重任，当代法国哲学首先集中地围绕语言问题进行争论。

语言具有令人惊讶的两面性：它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人带进人为的文化牢笼；人没有语言就不能生活和思想，但有了语言却又减少和失去了更多的自由。语言所隐含和道出的“逻各斯”，一方面为表达思想和意义提供了必要的规则，另一方面又约束了思想表达和生存的自由本身。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中所隐含的哪些因素，导致说话和写字的人面临新的矛盾和吊诡?为什么各种权力运作和社会力量总是千方百计控制语言论述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语言同思想及行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对语言进行的解构就成为探索西方人、西方文化以及西方社会制度奥秘的关键。

在总结近一百年批判语言的基础上，拉康和列维·施特劳斯几乎同时在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领域内，创建了结构主义，成为当代法国哲学向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颠覆性批判的锐利武器。拉康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伟大贡献，不但在于总结和发展以往的和同时代的文学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批判语言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在于通过对于语言的解构，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的主体性、意识、历史以及人的一般观念的质疑性。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方面从结构主义接过思想革命的接力棒，另一方面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德语国家思想家的启发，新一代法国哲学家全面展开了逾越语言的创造性游戏。第一，他们把对于语言的批判，从单纯进行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转向揭露语言本身的双重矛盾性质，批判语言同其意义之间的传统二元对立同一性原则，强调语言的一义性和多义性、同义性和歧义性、准确性和模糊性、精确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第二，对语言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关系重新进行探讨，一方面彻底颠覆传统西方文化中的语音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将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固定关系，从它们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释放出语言解构中隐含于能指与所指中的创造生命力，使它们从原有的传统意义世界中解脱出来，成为人类重建所必须的无限能量的源泉。在拉康、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新型能指理论中，能指与所指各自以其内在的象征性结构差异力量的伸缩及延异的游戏，创建了超语言游戏的可能性。第三，他们集中对语言运用和语言论述的诸因素间相互关系网络进行研究及解构。不论是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还是李克尔、罗兰·巴特，都以独特的观点和方法对论述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创立了多元化的论述理论，为这一时期法国哲学所进行的语言逾越游戏提供了基础。第四，通过对语言在论述建构与扩散过程中各内在因素的紧张关系的研究，深入揭示了知识、政治及历史论述中的权力运作机制，为彻底批判现代社会文化制度中的权力泛滥及其同语言论述的结合策略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固然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成果，布尔迪厄、波德里亚和罗兰·巴特以及李欧塔的社会文化符号批判理论也是富有新意的。第五，探索超语言游戏的可能性，结合当代社会的各种消费文化和数码文化的运作逻辑，深入探讨语言游戏在重建人类文化的事业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五、对现代性的批判

由于批判本身的全面性和彻底性，使当代法国思想家们对当代社会的批判，集中到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一般来说，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建构的各种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基本精神。它实际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建立以来所建构、传播、维护和进行正当化、并贯彻实行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知识、技术、社会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等。

对于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所做的批判，在当代法国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从20世纪40年代集中表现在存在主义思潮对于“人”的“在世存在”的批判，逐渐演变成结构主义对于语言及社会文化基本结构的探索，导致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制度及文化成果，遭受到全面的语言符号解构。到六七十年代后，这种批判又转化成为各种类型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并直接地进一步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所谓“后现代”，本来是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社会文化力量。对现代性的批判，乃是后现代主义自我形成、不断自我超越的一个内在动力和重要条件，因而也构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对于现代性本身的无止尽批判。

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全面批判和颠覆，使后现代主义成为20世纪末最具挑战性的思想精神力量。后现代主义越批判现代性，不但越显示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而且越推动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和自我更新，越为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不断创新，提供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

(本文系作者于2004年12月14日在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