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战略合作
◎韩永利 叶 静
韩永利，1954年2月生，湖北沙市人。197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85年师从张继平教授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0年师从胡德坤教授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0年在美国研习。曾任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理事。
韩永利教授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与译著5部，在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30篇。其学术观点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阐述，获得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同。独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获得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合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武汉大学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各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共同奋斗与紧密合作的结果。中国和美国的战时战略合作，是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国际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有效地推动了战争的胜利进程，中美战时战略合作大体包括经济合作、军事合作、政治合作几个重要层面。
一
中美两国战时经济合作，起始于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贯穿于整个战争期间，以战时经济的相互支持和互补为主要内容，是战时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开始了反抗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大陆，使其侵略祸水不能随心所欲地向苏联和太平洋地区蔓延。但是，中国国力贫弱，需要国际社会的经济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向苏美英各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
美国政界战略家和有识之士也看到中国抗战对美国维护其在中国利益的价值，因此，主张援助中国制约日本。1937年7月，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与中国财政部部长达成协议，以中国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存金作为担保，贷给中国5000万美元。[1]1938年11月初，日本宣称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直接威胁到美国与英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因此，美国更需要将援华抗战与维护美国在华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联系起来思考，在经济财政上缓解中国的战时困难的政策措施逐步实施。1939年2月，罗斯福政府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与中方签订《桐油借款合同》，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中方以桐油还贷。1939年6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1911年美日商务条约。在欧洲局势因德国西线闪击战胜利而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1940年6月，中美达成“华锡借款”协定，美国向中方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中方以锡还借款。1940年7月至9月，日本加紧了南进侵略太平洋地区的准备，进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进而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矛头指向美国，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10月，罗斯福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对日本的钢铁出口，同时，批准价值2500万美元的中美钨砂借款合同。11月底，鉴于日本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应蒋介石的要求，罗斯福政府通过新的援华决定，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
1941年5月，罗斯福正式申明《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1941年8月，因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完成了南进侵略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缘准备，美国对日经济禁运也达到最高峰，石油禁运和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是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确立的标志，也是对中国抗战间接的经济支持，作为美国走向全面抗击法西斯政策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是值得肯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结盟。美英在太平洋初期遭到重大失利，而中国战场此时在极为艰难的状况下仍然坚持牵制和打击日本陆军主力，使其无法继续扩大太平洋战场的进攻。美国军方人士认为：“中国军队目前对我之主要价值在于牵制了大量日军。”[2]同时，中国还担负了挽救缅甸危局，派遣远征军赴缅作战的任务。因此，援助中国不仅是支持中国，更具有维持美英太平洋防御线的意义。
1942年2月7日，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1942年1月31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提议，开辟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萨地亚到中国云南昆明的航线。[3]在中国的要求下，美国开辟了艰难的援华“驼峰航线”，成为自1942年4月到1945年中印公路开通这一时期美国运送援华物资到中国的唯一通道。驼峰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地形复杂险峻，气候瞬息万变，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达1579人。[4]尽管驼峰航线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达到美国对中国承诺的每月运输量。1945年7月，驼峰航线达到了它的最大月运输量73691吨，而1944年6月，通过驼峰航线运进了18235吨物资后才超过了1941年底通过滇缅公路每月15000吨的运输量，与之相对应的是，在1942年12月，仅有1636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运输进来，1943年下半年，平均每月仅为7500吨。[5]但是，这一航线成为当时中国抗战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对中国抗战所需物资以及经济的支持，维护亚太反法西斯战争战场格局的意义是重大的。
据中国学界研究的一种统计，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达16.02亿美元。[6]总的来说，美国战时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缓解了中国财政和工业制品以及武器装备不足的压力，对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比较美国对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和战场提供的物资援助，中国的受援量是最低而且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美国战时对外战争经济的援助与投放受到“先打败德国”战略的严重制约。[7]而就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投入大多数也是在以美国海军作战为主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受援也远在中缅印战区之后。到战争中后期，运往中国的物资首先是满足在中国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基地和航空部队的需要，以轰炸日本在太平洋的交通线和重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标。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密切了中美战时经济合作关系，其意义也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民间经济合作是战时中美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颇具历史特点并有现实昭示意义。在由中外著名人士发起和组织的，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并支持了中国敌后根据地经济的民间“工合”运动中，发起者就有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不仅在中国为促进中国战时工业发展做宣传推动工作，而且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工合”事业。1940年7月，斯诺与夫人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请求美国给予中国“工合”贷款，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并说明这对保卫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生存，维护远东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以及美国的安全都有重要的意义。在信上签名的有美国军界将军、著名作家赛珍珠、著名哲学家杜威等美国知名人士。1941年初，美国卡尔逊少校作为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考察了中国东南7省的工业合作运动。美国人普艾达女士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到香港帮助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并受宋庆龄委托去美国开展“工合”推动活动，在纽约成立了“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通过努力使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担任了该会名誉主席，原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美国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等主要城市也成立了促进中国“工合”运动的机构。斯诺夫妇在菲律宾组织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美国驻菲律宾高级官员麦克纳特的夫人担任主席。这些机构除了宣传中国“工合”运动外，主要任务就是为运动争取捐助与贷款。据统计，“从1938年工合组织建立到1945年底，中国工合事业共获得贷款、捐款折合中国法币1.8亿元……而由美国各界人士通过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以及全美战争基金委员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捐助的为1.2亿元”。[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工合”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全部经费来自于海外华侨和美国人士。美国技术人员在运动中靠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培黎学校中担任教员，培养中国技术人员。中美这种民间的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密切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作用不限于经济与民间领域。
中国也在自身处于战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尽力支持美国战时经济。中国向美国等国输出桐油、猪鬃、生丝、茶叶、棉纱以及锡、锑、钨等重要工业原料，极大地支持了美国战时工业所急需的战争与民用资源，是支持美国战时经济运转的原料来源之一。中国也以“回惠租借”的方式，为美国战时数量众多的在华军事人员提供日常开支；为美国在华空军基地的建设提供大量的劳务和费用；并为美国驻华空军提供食宿，为空军基地提供各种后勤服务。[9]帮助美军重型轰炸机打击太平洋上的日本交通线、军事工业设施、海军舰只，支持了太平洋战场。
中美战时经济合作是反法西斯联盟经济的一个缩影，以互利合作为主流，增强了盟国战时经济实力，加速了彻底打败法西斯这一共同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为战后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官方与民间以经济为桥梁的互动互促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
二
中美两国战时军事合作是中美先后直接面临法西斯侵略的逻辑结果，是战时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保证。
从中国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中国首先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希望能促进中美英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特别是希望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争取国际援助中力促东亚抗日国际阵线的形成，特别是争取苏美英大国的合作。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中国抗战“从中国立场言，则为捍御外侮，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生存；从国际立场言，则为维护(国际)条约之尊严，对于破坏条约、甘为戎首者予以坚决抵抗”。[10]1939年2月以后，鉴于欧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多次向苏美英提出军事合作的建议，并希望美国起牵头的作用，但是，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1]
1940年9月法西斯轴心军事同盟建立之后，侵略战争迅速向全球蔓延，美国面临东西两洋方面的战争威胁加剧。由此，中美军事合作对中美双方都成为紧迫的问题。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分别向美英政府正式提出中美英三国军事合作方案，从目的、具体做法、机构设置等方面明确地提出在战争中相互支持的联盟问题。[12]同年，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访美。1941年4月美英等国召开新加坡军事会议拟订的ABD计划中，列入了支持中国抗日正规军和游击作战的内容。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军援华“飞虎队”直接加入中国的抗日战争。5月，中国成为《租借法案》受援国后，中美军事合作扩展到武器装备援华范畴。8月，美国派遣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访华，商讨军事合作的各项事宜，标志着中美关系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达到准军事同盟的阶段。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苏驻华大使，建议成立多国军事联盟。晚间约见美、英驻华大使馆武官，表示：中国“必尽我全力与责任，决与美英共存亡，同成败，毫不有所犹疑”。[13]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建议由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14]12月23日，由中、英、美三国举行的著名的“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正式结成中、美、英军事同盟。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说服英国设立中国战区，加快了中美军事合作的步伐。
其后，为了实现使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主力，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先打败德国”的战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拟订的历次事关全局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将中国战场置于战略层面来表述，“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及其类似条款，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每一关键阶段战略计划中在“战略概念”部分突出强调的内容之一。[15]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实施“先德后日”战略中，与英国的看法和态度有较大区别。如在反攻缅甸、开通援华陆路交通、对华物资投入等问题上，坚持不能忽略中国战场的战略作用，必须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美国战时领导者对战争全局战略思考的结果，尽管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对中国的承诺与行动存在较大差距。正因为如此，战时美中关系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得以淡化与缓解，美中战时军事合作大局得到维护。可以说，美国在战略思维下坚持援助中国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是合作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中，中国抗战在战略上支持了美国是关键因素之一。
第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为美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和准备战争的时间。日本在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就将向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作为国策之一，[16]日本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短期占领中国，获得进一步打击美国和英国的基地。但是，中国的英勇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反而迫使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无法自拔。这就使得日本的“国策”无法实施，打乱了日本预设的战略步骤。中国抗战与中国战场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二战”局部战争阶段的奇迹，并为未来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奠定了东亚方面的基础。而美国及英国在太平洋方面维持了3年时间的和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建立，其条约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日本加紧了侵略太平洋地区的准备。这一期间，英国正进行本土保卫战，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也集中在大西洋方面援助英国。德国急切希望日本履行三国军事同盟条约，马上南进分散美英的实力和注意力。从英伦保卫战开始，希特勒等纳粹德国军政要员就多次催促日本采取这一行动。在1941年3月5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签署的德日军事合作草案中提出：“鉴于敌人(英美)处于低水平发展水平的军事准备阶段，日本愈快发动作战，成功的前景就愈好。”“三国同盟对原料的需求要求日本占领那些使其能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土……占领新加坡这一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地域。”[17]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与打击，日本不可能在这一有利时机南进。罗斯福的战略看法是：因此，美国及英国又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应对日本的战争。
第二，中国抗战在战略上支持了太平洋战场局面的转换。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赢得巨大胜利，如果日本进一步侵略印度和澳大利亚，就会动摇美英在太平洋的防御底线。印度是美国及其英国视为从中东开始延伸到南亚的声名显赫战略枢纽的一端。1942年2月至3月，日本攻占缅甸威胁到印度，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德日中东会师，形成法西斯轴心联盟两大主力连接、分割反法西斯盟国战场格局的局面。在分析应对这一形势讨论中，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应将防止德日中东会师的注意力放在日本方面，空中支援的重点也应在这一方向。[18]日本如攻占澳大利亚，就会将美国与西南太平洋交通线彻底切断，在地缘上形成东北亚半岛，日本、东南亚、澳洲大陆相连接的隔离带，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完全切割开来。
面对危局，中国战场成为罗斯福与丘吉尔挽救太平洋危局的主要战略关注点，因为日本扩大进一步侵略的软肋在于它的“兵源”，而其陆军主力仍然被牵制在中国无法随心所欲地调动。这一点对美英最终能否顶住日军的疯狂进攻至关重要。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罗斯福就对中国大使胡适表示：“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19]1942年2月11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谈道：“我正密切地关注着中国。”[20]1941年3月30日丘吉尔估计：“日本不会进犯澳大利亚。在我看来，日军的上策是结束中国的战争。”[21]5月，应罗斯福要求，麦克阿瑟估计，攻占缅甸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没有可能再攻击印度和澳大利亚。[22]中国战场在美英处于危机局面的情况下，牢牢将日本大部分陆军困在中国战场。[23]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削减中国东北和中国战场的兵力转而进攻澳大利亚，日本将在整个战略态势上陷于极大的不利。[24]由于日本缺乏进攻印度的陆军战略后续部队，日本根本无法攻击印度。这样，美国得以稳住太平洋防线，在较短时间内动员强大的战争工业能力，并发挥海上力量的优势扭转战局。
第三，中国抗战为美国“先打败德国”战略作出了牺牲和贡献。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战争物资的对外投放问题上。由于这一战略，中国在各反法西斯战场中一直受援最少，而且，因为美国对打击德国各战场以及太平洋战场方面的军力和物资投放，延缓了收复缅甸、打通援华陆路的战役，但是，中国在困难条件下一直将日本陆军主力拖在中国大陆，[25]有效地支持了美国“先德后日”战略。
第四，中国直接和间接支持了太平洋战区的作战。中国军民积极援救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很多是太平洋作战空军人员。中国军民搜救足迹遍布17个省市，成功救援美空军飞行员百余名。[26]中国支持美国在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基地，并为基地的保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中国军队第二次远征缅甸的作战等则是太平洋反攻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弥补了西南太平洋反攻链中的薄弱环节。[27]
正因为如此，从1941年美国确立“先德后日”战略开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参谋首脑联合会议的主要军事计划中，都将支持中国抗战和“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列入战略条款。1945年2月9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雅尔塔呈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军事计划列为之首的“全面战争概念”中，将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和对日作战基地明确地列在其中。[28]1945年，罗斯福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29]
因此，战时中美军事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由于国力的不同，双方在支持形式上有着差异，但从战时反法西斯战略结构的高层面观察，则是各有特点与优势。正是通过互补与互利，包括中美在内的反法西斯联盟获取了合作共赢的结果。这为当代国际关系中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和人民构建起更加健康稳定的国际安全体系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三
中美两国战时政治合作是以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新型平等战时联盟关系，进而在战后世界重建问题上合作为主要特征，同时还包括战时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官方开始的正式联系，这是战时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战时中美的政治合作首先体现在如何顺应时势，改变在传统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旧关系，建立起互相支持的新型关系。
中国从1842年中英订立《南京条约》开始，就受着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则是将中外关系的改变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7月15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阐述的抗战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完整。”[30]中国国民党在1938年4月1日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抗战之目的，在于求民族之生存独立。”[31]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了与美英等国的长期谈判。在中国的不断要求和努力之下，美英政府与民间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向本国政府提出废约的建议。[32]
1940年6月法国败降所导致的世界局势的剧变，促使美国将中国抗日战争与自身的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换枢纽。1940年7月19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表示：美国政府“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时间内，通过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序的谈判与协商，加快取消美国和其他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获取的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所有其他所谓‘特权’”。同日，美国副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美国愿意就“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进行谈判。1941年5月31日，赫尔致电中国外长郭泰祺表示，尽快与中国通过正常谈判达成协议。[3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日对德宣战，宣布了与德国和日本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表明了彻底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决心。[34]由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中国在联盟中作为平等盟国参与战时政治不容置疑。鉴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盟国四大领衔国家之一，也由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凸显的全局性战略地位，还由于日本试图以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所谓“平等条约”来离间中美英战时同盟关系，从1942年3月到8月，美国多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尽快废约。宋美龄4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如是我观》文章，谴责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要求尽早废除。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35]10月10日，美英分别发表声明，宣布准备立即与中国谈判，缔结放弃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条约。
1943年1月和2月，中美和中英废除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为核心的“旧约”，签订“新约”。1943年12月7日，罗斯福在美国废除《排华法》时表示：美国视中国“不仅是战时的伙伴，也是和平时期的伙伴”。[36]历经一百来年的治外法权等特权终于取消。尽管中国在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还需要继续前行，但从国际法层面讲，中国取得了国际平等地位，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舞，战时中美政治合作关系也推进到一个相对平等的新阶段，从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需求观之，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美两国及其盟国战时合作排除了政治障碍，进一步强化了反法西斯阵营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积极内涵。
中美战时政治合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以杰出的智慧、坚韧的精神、民族的凝聚弥补了硬国力的不足，创造了以弱制强的“奇迹”，并成为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不可忽略的主要部分之一，由此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成为反法西斯联盟阵营领衔四大国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反法西斯各大战场中担负主要职责的中、美、英、苏在华盛顿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组成超越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空前反法西斯大同盟。就中美两国而言，则是跨越了战前国际地位、硬国力分属大国中强弱两端的差异的联盟。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根本点就在于中国抗战与中国抗日战场在全球战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当战争进入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转折的重要阶段时，反法西斯盟国进一步合作，并将战后未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讨论了战时和战后问题，其中《中、苏、英、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四强宣言”)是讨论的核心内容，表明了联合国家的战时团结及对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本考虑。该宣言的意义更在于鼓舞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昭示国际社会光明远景。中国是否参与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而且关系到世界。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0月21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和在会议茶歇期间与莫洛托夫的交谈中，谈了美国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理由，归纳起来是：第一，“四强宣言”“将中国包括在内是最重要的。因为宣言完全遵照和延续《联合国家宣言》的原则路线，即联合所有国家从事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我们现在抛弃联合国家事业的这一精神、特征和签字，就会造成观点的分裂从而导致混乱。因为在战争中无论是与我们全面与部分合作的每一个国家，都同样赞赏上述普遍原则”。第二，考虑参战国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如果一个正在和已经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大国被排除在(四强宣言)之外，将对联合国家的团结产生最为有害的心理影响。”第三，“在战争的运行中，中国已经作为四强之一。如果在四强协议问题上被苏英美排除，将会在太平洋地区引起最为可怕的政治军事反响，极有可能导致我(美)国政府在维持太平洋政治与军事形势方面全面地进行重新评估。英国也将受到同样的影响，将关注点转到太平洋方面”。[37]赫尔的看法显然是建立在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已经具有的世界性战略地位基础之上的，是美国从战略层面思考中国的客观表述。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是他人的施舍，而是中国人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运用民族智慧与奋斗精神建立的。也正是由于苏联和英国此时不可能忽略中国战场对它们自身的战略意义，因此，“四强宣言”得以最终签署。
其后，在1943年11月的中、美、英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大国讨论了战时对日作战与战后对日处置问题、日本非法占领领土的处理问题、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主要问题等。12月1日的中、美、英《开罗宣言》庄严宣布，中、美、英“三大盟国正在战争中以战斗抑制和惩处日本的侵略。她们无意于谋求私利，没有领土扩张的意图。她们的目的是，日本必须被剥夺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非法掠取和占有的岛屿；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全部领土，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全部归还给中国；日本也将被驱逐出它通过暴力和贪欲侵占的其他全部领土”。[38]由于《开罗宣言》还涉及除中国外的日本非法所占全部领土的归属问题，因此，开罗会议与宣言的意义就不仅限于中国自身主权的恢复。
总之，莫斯科“四国宣言”和《开罗宣言》是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表明中国开始以不同于过去的国际地位参与到国际政治之中。反法西斯战争后期，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筹建工作，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尽管战时的中国的大国地位从硬国力上还不能等同于美、英、苏等强国，就是完全的国际平等地位也还有待于继续争取，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之路确实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启了。就战时中美政治合作而言，美国从战略层面认识中国，给中国以支持与合作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支持中国就意味着支持美国及其盟国，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大格局的规定之使然。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起始于抗日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通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著作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生机勃勃的状况。罗斯福还委托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两次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39]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贺龙、邓小平、聂荣臻会见。1937年上半年，有8名美国人到访延安，其中7名是记者。从1937年底到1939年，又有9名美国记者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同美国作家斯特朗、海明威以及史沫特莱、斯诺等保持着密切联系。斯诺、史沫特莱和拉铁摩尔还应邀给中共干部做有关国际问题、美英外交政策、妇女问题的报告。[40]罗斯福不赞成中国发生不利于抗战的内战，通过特使——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做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41]1944年7月至8月，美国政府军事观察团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了《解放日报》欢迎社论。中共中央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积极配合美军行动。[42]美军观察团在实地考察中，发回国内50余份报告书，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社会、经济、军事状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的了解。同时，中共领导人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美国及英国的对外政策和美国社会状况，这是中共制定和实施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反法西斯国际合作，肯定美国战时大战略原则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
中美战时的政治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历史性的改变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军队抗战的士气。而中国的持久抗战，也极大地支持了美国及其反法西斯盟国战场，由此共同推动了战争胜利进程，也促进了反法西斯盟国构筑战后和平秩序的运作。可以说，这些都昭示了平等相待、互利共存、和平合作是建立健康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需要有宽阔的战略视野与客观的战略判断。
战时中美战略合作，是中美两国应时代需要和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尽管在走向合作中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合作中也有不少分歧和矛盾，但合作与求同存异是主流，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世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基础上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但是，各种不安定因素仍然干扰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程。中美两国作为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基础上诞生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共同的国际责任，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继续推进和发展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和谐、共同繁荣的光明未来。
(本文系作者于2008年4月15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1931—1949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学术发言)
【注释】
[1]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财政部档案，转引自林宇梅：《美国援华贷款与中国抗战》，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2]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外交》第四卷(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5页。
[3]参见［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2～99页。
[4]参见邓平：《二战期间中国军民救护遇险美国飞行员述论》，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5]参见［美］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哈佛大学1963年版，第401～402页。
[6]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援助费用占“二战”期间美国对外租借物资援助总额500亿美元的0.3％，田金星：《租借物资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转自彭训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持久和平》，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7]仅从对战场的物资投入看，按美国陆军部统计(不算对苏联战场的投入)，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场的物资为13852312吨，太平洋战场9375046吨，中、缅、印战区为600977吨；1943年6月到12月，美国投入欧洲战场的物资为10384190吨，太平洋方面为6406719吨，中、缅、印战区为1083265吨。(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时期援华物资多数也囤积在印度)参见［美］罗伯特·科克利、［美］理查德·莱顿：《全球后勤与战略，1943—1945》(Robert W.Cookley and Richard M.Leighton，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1943-1945.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1955： 835.)
[8]乔玲梅：《试论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与国际合作》，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6页。
[9]参见任东来：《抗战时期美元与中美外交研究》(上)，载《兰州学刊》，1991年第1期，转自彭训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持久和平》，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10]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65页。
[11]参见关培凤：《中国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方式浅论》，载彭训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持久和平》，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12]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1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43页。
[1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6页。
[15]详见［美］拉塞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与外交文件集》(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美］汉斯-阿道夫，［美］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述》(Hance-Adolf，Arthur L.Smith.World War II，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克莱奥出版社1979年版。
[16]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201页。
[17]转引自［英］汉斯-阿道夫，［美］阿瑟·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选择文件与评述》(Hance-Adolf，Arthur L.Smith.World War II，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克莱奥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163页。
[18]参见［美］莫里斯·马特洛夫、［美］埃德温·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华盛顿特区1953年版，第200页。
[19]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3页。
[20]转引自［美］沃伦·金博尔：《罗斯福与丘吉尔通信全集》第1卷(Warren F.Kimball.Chur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2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吴万沈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22]转引自［美］格雷斯·帕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抗日战争》(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the War Against Japan)，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127页。
[23]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本部22个、中国东北13个、朝鲜2个、东南亚10个、日本本土4个。在中国本部作战的日军，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43％，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9.6％。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占日本在国外作战的陆军总兵力的69％(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457页)。
[24]参见［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1页。
[25]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在中国本部的日军有一部分调到太平洋战场，但也不断地得到补充。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不包括关东军)的总兵力为234.35万。其中，日本中国派遣军为104.97万，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45％(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26]参见邓平：《二战期间中国军民救护遇险美国飞行员述论》，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1页。
[27]胡德坤、韩永利：《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目标的完成与中国抗日战场》，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3页。
[28]参见［美］拉塞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与外交文件集》(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132页。
[29]［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30]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31]转引自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2]参见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外交》第四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692页；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
[3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本，1931—1941》第1卷(U.S. Department of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I)，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927～930页。
[34]参见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外交》第四卷(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8～1039页。
[35]参见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外交》第四卷(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6～1260页；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5页。
[36]美国国务院：《美中关系》(U.S.Department of States.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美国国务院出版署1949年版，第37页。
[3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3(中国)》(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华盛顿，1957年版，第824～826页。
[38]［美］拉塞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与外交文件集》(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南卡罗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39]参见［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4页。
[40]参见卢来宾、宋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外交述略》，载苑鲁、谢先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411、414页。
[41]参见［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页。
[4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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