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以行政区划为载体的壁垒性演化
在转型期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地方政府行为常常演变成明显的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地方行为空间载体的行政区划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资源的空间流动中扮演起各种“壁垒”的角色。典型的例子有长江三角洲前些年为“虹桥国际机场搬迁”、“大小洋山港建设”、“上海173工程”等而起的争端,以及最近上海因为“世博会”的举办需要动迁4 000户企业,周边城市都以为这是接受辐射的大好机会,可上海却采取了在自己行政辖区消化的做法。这种以行政区划为“牢”的空间发展壁垒性,甚至会引起激烈的争端,例如多年来江苏、浙江两省因为太湖流域环境污染、水利建设、产业布局等而发生的矛盾。地方政府在空间发展中以行政区划为壁垒形成的对抗性,不仅造成了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环境状况恶化等问题,而且导致了城市空间无序蔓延、规模盲目扩张、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严重后果,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开发区为主要手段的“圈地运动”中,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规模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成为影响一些地方城市空间扩展与演化的关键因素。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可以迅速而有效地达到控制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向的目的,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发展资源、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2000年12月至2002年4月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11个县(市)被兼并入8个地级市的版图,各地级市的市区面积分别扩展到兼并前的250%~650%不等。然而,对于通过单纯的区划调整手段是否能跨越行政沟壑、促进区域经济与城市/区域空间的协调发展,有学者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质疑(张京祥,2005)。最典型的案例是十余年前由椒江市、黄岩市和路桥镇合并成立的地级台州市,如今3个城区依然是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屡见不鲜,要素流动障碍依然存留于三者之间,甚至连统一的规划都难以编制。
为了消减行政区划壁垒给城市、区域空间发展演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上而下推动与自发协商形成的各种区域性协作政策、共同行动,近年来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不断涌现。例如长江三角洲成立了多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协作组织,江苏省进行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南京都市圈规划、沿江规划,浙江省的环杭州湾城镇群规划等,都属于区域政策调控的范畴。而江苏的“江阴—靖江工业园”、浙江的“杭州—海宁开发区”等,则属于地方自发的跨境协作行为。这些都显现了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城市/区域空间发展优化的良好态势,但事实中受制于各种体制性的障碍,其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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