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的价值性与创新性定位

（三）城市空间的价值性与创新性定位——“去阶层化空间”的建构

城市是一种“文化领地”，是一个有明确区域的“个性文化领地”，是人类创造的个性化空间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生存个体和个性文化的认知客体与符号，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个性空间感知体系，无论是这个空间对某些人的感知来说或好或不好，空间的存在与认知必然是个性化的。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城市内空间体的存在本身都是个性的，世界任何类型的城市空间只有一个或者只有一处，人所感知的城市实体空间具有唯一性。地球上存在的物化实体空间没有相同的存在形式，不可能同时占有两个空间形式，说到底“空间地点”只有一个。人类作为有空间领域感的高级动物，对空间需求具有本能性，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人生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获取和创造所谓的“社会生态空间”。城市空间就是人类生活进化的创造体，城市本身既是创造空间的载体、前提，又是空间的创造过程，城市每天都在生产新的空间。

人类通过智慧创造了有自我创新功能的“机器”，这就是城市。城市也是人类能力的扩张与延伸。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形态的进化形式，在体现作为人类文化的容器的同时，还表现为人类文化创新地的功能，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都率先产生在城市里，或者是产生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处。城市既然创造并分离出生产时间和闲暇时间，就必然分离出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空间，所以城市本身即是人类社会多样文化的创造与展示的空间与结晶，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空间符号、不同的空间结构、不同的空间形式，体现着城市自身的个性文化。Marcuse和Van Kampen（2000）在他们编著的《全球化的城市:一个新的空间秩序》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代的城市，是否存在一个新的空间秩序？现代城市的空间秩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古代与现代城市空间秩序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回答是相反的。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城市空间与过去的城市不仅有所不同，而且还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即使在今天同一时间里观察不同的城市，不同城市的空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是简单常识，而不是虚无的玄学。如奴隶社会的城市空间，更多地表现为权力至上、公共空间的权力性和阶层化、专制和人性的泯灭。而现代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生活及社会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城市全民的社会需求、整体城市环境改善的社会整体性享受、公共资源与公共空间享受的“去阶层化”等。

无论是在当代世界城市的一体化中，还是在区域性城市的地方性成长中，城市既是世界文化整体性演化的摇篮，同时也是“地方性主义”文化成长的摇篮，这正是城市综合功能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必须给城市定位的意义所在，正如我们在拉萨城市里看到的空间和在上海看到的空间差异一样，一个具有典型的宗教属性的空间文化和一个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为表现的空间文化，是非常容易辨识的，而这种差异的关键还在于，两种空间带给人们的心理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进一步说，即使在同样类似的空间结构里，因其外在文化不同，或因其主观文化有差异，对空间结构与功能仍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感知。不同的文化空间感是一种主观认知的整理，是主观对客体通过主观意识来描述的反映，也可以说，这种空间感是可以通过定位来再创造和重塑的。同理可证，我们在上海的文化感受与在纽约的文化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正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和文化质性所有。也正是这样一个原理，才需要我们思考城市的定位与功能，如何在人的心中占有良好的位置。

在传统城市时代，城市通过社会分工分化出“智力劳动群体与空间价值”，进而构成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推动机制。城市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的创新地，是因为城市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残酷的区隔、整合的方式，使城市内的一部分人成为专门的脑力劳动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专门的体力劳动者，虽然这是种十分不公平的社会发展过程，但是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应该说，城市从发生的一开始就是脑力劳动者的家园，是劳心者的统治地。在城市中，国家与社会的统治者、管理者和“工商经营者”一起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区别于传统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表现为一种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生活构成和生活方式，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是通过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来获取，而是用劳动方式换取货币，并通过商品等价物——货币交换的方式来获取农业生产物和其他生活资料，这就是城市内的生活结构与空间形式。城市里一部分人拥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并形成专门的人群来从事文化创造、宗教活动、知识创造，这种社会知识与智慧的劳动、脑力工作方式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使人类本身的劳动和智慧的创造得以人群的专门化、时间的专有化、职业的专门化和个人生存价值的个性化，这就构成了城市特有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分层的体系和科层体系，使知识劳动类群体的存在与分工摆脱了“自然属性”的分工，使知识劳动的群体智慧在城市存在的条件下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虽然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及政策制度带给城市的价值与属性不同，或者说城市的价值有高有低，但是比较于乡村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城市是进步与创新的摇篮和象征，而且在这一点上，在任何时代城市与乡村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奴隶时代的城市，带给人类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封建社会的城市带给人类以全新的消费与奢侈；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血与火的洗礼”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的社会组织化创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叛逆与动力——创造了工人阶级。当资本主义在资本、价值和宗教观的改革式转型中，宗教伦理在社会世俗中得以蜕变，“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改造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主张，使城市成为社会全民——市民的真正居住地，城市成为社会发展主动力，并在自身的改造中，城市成为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然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城市成为服务产业的创新地，在具有后工业社会特点的城市里，工人阶级数量在减少，白领阶层正在成为社会就业的主体，早在1954年美国城市里的白领阶层的数量就超过了蓝领阶层的数量。⁽⁶⁾城市的进化为城市社会全员创造了福利和选择空间，在这样的进化中，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以全新姿态与自然形成新的融合关系，形成后现代社会的城市空间结构与秩序。城市正在全新的层次上实现回归自然梦想，并在重新塑造自己——人类社会的主体——城市人。

在总结人类创造城市行为中，重新给城市定位:面对未来，城市的存在应该不再仅仅是对自然的索取。现实的社会告诉我们，城市应该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城市在一定程度应该能够以感恩的姿态对大自然主动给予回报。

当代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有些城市正在以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智慧、文明、理性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示人类的城市价值和社会发展的走向。

通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当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和智慧成为社会的发展的主轴和动力时，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城市重新走向自然的现代化，是人类进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表现，同时也是结果。

人类正在进入整体性的城市时代。

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有663座设市城市，未来15年左右，中国按照国家惯例可能会有1 500个设市城市，世界有170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以中国的设市标准统计，世界大体应该有三万个以上的城市，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模式，中国有两万多个镇，也算作城市的话，世界将有十几万个城市镇，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将卷入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竞争之中。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15年，全球将有358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27个超过1 000万的城市。

因此，无论是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还是在世界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全球经济竞争同步化的社会整合的条件下来分析，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要想有新的发展，都必须面临全球范围的城市经济发展的竞争，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必须面对世界的整体性，寻找并创造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找自己的城市定位，以求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