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根”与“扎根”

（二）“拔根”与“扎根”——“城市终极人本”追求

民族是有根的，一个城市也应该是有根的。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文中说:“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pressentiment d’avenir）。”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¹⁷⁾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变迁结构中，人类经历了多样化的“拔根”过程，当城市出现，人们从乡村走进城市；当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人成为商人和工人，又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当新的技术出现，人们成为不同阶层的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生活和体验，或许一直在试着扎根，但必须应对社会的潮流变迁，一次又一次地“拔根”——离开家乡、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城市成为丧失“首属群体”的一个生活舞台。为了实现较高收入的愿望，人们在城市里寻找生活的出路和方式；特别是在西方城市文艺复兴及工业化以后，“文艺复兴在各处挑起有教养的人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以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分离之后，文艺复兴使这种割裂至少深入到希腊的传统中。再往后，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没有得到恢复，希腊却人人遗忘了。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¹⁸⁾现代城市生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和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人在获得的同时，正丧失生活的另一个部分，这也许是现代生活或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悲哀。相反，面对“现代生活的无根性”，城市定位就要“定根”、“扎根”，让现代社会的城市人重新找回如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 1855—1936年）曾向往的“传统共同体”的生活，让城市人从心理上找回自我。“外在的共同生活的方式与这些概念相符合，我想就这些方式作下述区分:①共同体:a．家庭生活＝和睦，其中包括人和他的整个思想意识。和睦的真正的主体是人民。b．村庄生活＝习俗，其中包括人和他的整个性情。习俗的真正的主体是公团。c．城市生活＝宗教，其中包括人和他的整个良知。宗教的真正的主体是教会。②社会:a．大城市的生活＝惯例，人们竭尽全力确立惯例。惯例的真正的主体是整个社会。b．民族的生活＝政治，人们以他的整个谋算确立政治。政治的真正的主体是国家。c．世界主义的生活＝公众舆论，人们以他的整个悟性确立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真正的主体是学者的共和国。”⁽¹⁹⁾斐迪南·滕尼斯的传统共同体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生活状态，虽然是一种理想，但是，人的“扎根”性的情感与亲情需要，特别是首属关系的需求毕竟是现代城市社会人们仍然渴求的感觉和期望。“新都市主义”提出的一些理论就是在塑造现代城市生活的共同体。城市定位试图建构一种现代社会的城市亲情、城市的和谐、城市社会的共生性竞争关系。

“城市文化资本”的创建与“城市终极人本主义”的创造是一个完全性的创新过程，同时，也是对城市发展的人本主义的创造。人们在生活中更多理解的“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或者说人们感受的明确价值可能更多的是以货币资本为特征的资本现象。一旦城市能够创造个性化的城市资本，城市人的整体人格和文化就会形成一种城市整体文化力，构成城市人群体或者是个体的文化资本。如杭州人荣耀于自己居住在西湖边；扬州人荣耀于居住在瘦西湖边；北京人荣耀于居住在故宫边；南京人荣耀于中山陵给南京带来的博爱文化等等。城市终极人本所依托的是一种文化底蕴，是一种城市独有的“城市文化资本”存在。这是城市化根植于这个城市的动力，也是城市人扎根的文化土壤。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相当数量的城市“富”了起来，西方有学者说:“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种“某种东西”是非经济性的，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这种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伦理，是一种道德。“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眼前的利益。”⁽²⁰⁾创造城市“扎根”的文化，寻找城市“终极人本主义”的文化，其价值就是长远的利益和永久的发展意识。而在这里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几乎很少有人想到城市的“终极人本主义价值”，即城市最终会为人们、人类和历史提供什么？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价值观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些价值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也是十分显现的。国家与城市的观点是值得思考的，如有的国家与城市只有“群众”、“人民”的价值而没有个人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取向中，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很难发挥。有的国家与城市只强调最高层次的道德，使得民众无法从生活中习得和践行。因此，西方学者将道德分为三个层次（他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一是最高道德——利他和无私的；二是最低层次道德——犯罪和无视他人权利的。中间层次是在社会上存在最多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这个层面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是多数人可以履行的社会文化行为与道德。很显然，我们在创造“城市终极人本”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应该在最高道德和中间层次道德上形成合理的伦理框架，使城市全员能够成为城市终极目标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也有学者指出，国家和民族发展可分为“两种财富观”，“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财富首先是指已有的东西，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财富则首先是指尚不存在的东西。在不发达的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以及能从土地获取之物。在发达的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成功希望的创新过程。以计算机为例: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看重的是今天的计算机，而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注意力集中于计算机的下一代。”⁽²¹⁾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证明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发展过于依赖土地这一财富，在城市的经营中主要依赖土地财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城市定位的发展理论，就是要创造城市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就是不仅仅依赖土地作为城市的主要财富，而是通过土地等物化的资本，创造全新的“城市文化资本”，创造一个以未来发展为取向的价值体系，强调历史与现在的文化资源上的整合，关注的是未来城市的“集体记忆”的创造，为子孙后代留下千年不朽的城市。

在现实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不同的资本，无论是“权力资本”还是“货币资本”，或者是“社会资本”都有可能瞬间消失，而作为个人的文化资本却能够成为合法化的社会运作资本。“城市文化资本”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给城市以永续动力，城市定位就是要审视那些原有城市资本存在的样态、类型、功能，只有从创造性的“第三视角”来考虑利用城市资本，才有可能使城市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有学者说:“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这里，我们列出以下七种资财，或资本，其中后四种构成社会资本。①自然资源，如地理位置，矿藏，森林，海滩，气候；②一国金融资源，如储蓄，外汇储备；③人造资本，如建筑物，桥梁，道路，电信设施；④体制资本，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饷和培训的企业；⑤知识资源，如国际专利权，大学容量和思想库能量；⑥人力资本，如技能，智力，能力；⑦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²²⁾我们为城市定位，就是在力求城市的繁荣，在这种繁荣背后的资本能否转化成资源，是需要进行创造、创新与创意的。如我们的城市体制能够成为良好的“城市文化资本”吗？我们的城市建筑能够成为“城市文化资本”吗？显然，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这些还在重新“形塑”之中，在于重新构建之中，至少需要在中国的城市中培养典型的中产阶级及精英群体，以形成市民文化的基础，创造礼仪型的社会文化体系。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在现实中国的城市中，那些值得运用和创造的资源，还剩多少？

更准确地说，“城市文化资本”是以精神财富和广义文化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必然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增值。有形的“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主要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如政治的、历史的、民族的等，包括社会认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因为注入了文化内涵而形成一种文化资本意义，如我们感知到那些优秀的建筑、历史文化遗址、公认艺术品等，这些财富首先表现为人类文化智慧与心智的一种结晶方式，复杂的劳动成本及个性化的“工具所有制”使某种事物已经不单纯有商品功能的价值，还附加了商品以外所表现的文化意义和人类整体知识的意义所体现的文化资本价值，而这种价值往往与时间的存在成正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文化资本会形成刚性价格指数——越久越值钱。另外，从文化资本认知的角度，很多事物在被赋予了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后，其本身的意义就会发生质变和飞跃。最典型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建筑，这类城堡已经脱离传统的居住功能，留存到今天她已经是历史的符号、文化的象征、艺术的表现形式、贵族生活方式的样板……被赋予了既定人群的想法和信念。从文化属性上看，中世纪的城堡具有典型的欧洲文明的烙印，完全属于并表现了欧洲典型的文化与品质，但是，正因为表现了属于欧洲典型的文化品质，这种中世纪的城堡也自然成了全人类的文化记忆与符号，也自然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种建筑本身已经具有多种内涵和价值，已经是一种文化资本性的集中体现，构成并产生了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所具有的要素，如选择价值的代表性、存在的实质性价值和遗产价值、特殊表现的艺术价值、与土地资源相关联的资源不可再生性价值、与相关环境构成的空间唯一性价值和特有遗赠价值等。如果没有文化资本要素作为一种资本财富支撑，无论是在文化价值层面，还是在经济价值层面上都会贬值。文化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必须阐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特殊关系。一幢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建筑物其早期设定的价值，可能仅仅是以“纯经济价值”的居住功能性价值为主，然而，如果其内涵所表现文化特质非常明显，其资本性就自然存在，会被社会精英群体以积累性的选择方式保留下来，这种价值将是刚性价格的符号表现，任何文化资本都有益于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城市要创造特有的“城市文化资本”的重大意义所在。在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有关“城市文化资本”的主张:以“城市文化资本”为主所形成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支撑着经济的运转，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这种选择的历史性就在于城市可以成为具有“历史风格的城市”，而这个历史风格便是民族和城市人的“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终极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符号。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城市的进化，就是在不自觉地创造“城市文化资本”，也是对“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一种永恒和终极的追求过程，“城市文化资本”凝结着城市人的“终极人本价值”取向。“终极人本价值”意味着一种主客体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实现城市“终极人本价值”将成为人类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与绵延。“城市终极人本价值”是成功独有的思想和追求取向，并必然构成和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永恒绵延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