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的“中国式后都市主义”

（三）“嵌入性”的“中国式后都市主义”——“在城市中建立一种如在家中的感觉”

乡村的生产与生活虽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这却被个体的自然欲望束缚和淹没，因为生产本身没有与生活的理想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实现的程度是没有依据的。⁽²³⁾应该说，传统的农业社会，虽然人们是和自然直接打交道，生产与生活方式直接依赖自然，但是，就其生活本质而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是对自然的直接索取，是不可能以嵌入性的方式融入自然的。在笔者下放的山里（辽宁西丰县德贤村），1970年人们还在自己居所附近的山上打柴，而仅仅到了1973年人们要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打柴了。人们对“第一自然”资源的依赖，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求，而日见耗尽的自然资源，使得封闭而传统的乡村生活缺乏动力，更缺少了希望，而本质上是缺乏了活着的生活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社会上有两种人，“生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人。这两种的区别就是由生活方式而决定的人生价值观，一种是有某种与社会整体进步相关联的价值观群体，而另一种仅仅只是在谋生以繁衍后代为主的群体。社会的责任之一就是让这一部分人能够理解世界，关注世界，关注他人，有能力改变自我的同时，去参与改变社会，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为他人谋福。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不是因为城市里的人更聪明，而是因密集的环境。城市里有需求的集聚，还有更多刺激，使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以前不能提出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如果没有它，我们都会贫穷。只有发展和贸易才能克服贫穷。如果没有城市作为经济的发动机，最偏僻的地方就是最穷的……在人类整个历史中，如果你想拥有财富，你必须拥有城市。能吸引新人涌入的地方才有新观念……（新来者）带来了看事物的新的方式，这可能是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²⁴⁾人类社会的历程显示着人类的智慧，城市是人类社会进步智慧的结晶。所以应该设想的是，让人类重新与自然建立关系，这是人通过城市的存在重新嵌入自然结构，并以新的方式创造新的“有机城市秩序”，对自然给予回报，让城市所积累的财富可以重塑自然。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城市是根植于自然的一棵树”的意义再认识。

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走进现代化社会，并正在走向我们人类自己理解的后现代社会，也开始进入“后都市社会”。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对后现代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他引用有关学者的观点说:“后现代指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通常在一种历史的含义上被视为是紧随在现代时期之后（Kunmar，1995年；Crook，Pakulski and Waters，1992年）。”乔治·瑞泽尔自己认为:“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当然，所有这些后现代的要素都享有着一种共同的视野，即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社会的、文化的或知识性的东西）出现了。这些新的后现代的发展正在日益代表着一种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另类选择，或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取代。”⁽²⁵⁾人类的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工业社会进入高级化发展的阶段时，传统工业社会终结，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发现了这一社会结构的变迁，在1959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一概念，并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进行系统的论述。这一观点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亦有相关解释:公元前8 000年至公元1 650年为人类社会的农业阶段（第一次浪潮），公元1 650年至1 955年为人类社会的工业阶段（第二次浪潮），1955年开始为人类社会的后工业社会阶段（第三次浪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被广泛地认同，“后”字成为学者们分析社会的时间断语。在后工业社会的体系内，大都市成为这个时代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向往地。人对这样的城市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Edward W．Soja的《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的第三章，引用了I．钱伯新在《边缘对话:后现代性中的漫游》一书中的一段:“大都市总是作为现代性的代表形象，它代表着由经济和美学力量所呈现的最高形式。大都市不但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模范，而且也变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隐喻，一个形而上学的现实……大都市首先是一个神话，一个故事，一个能够帮助我们中的一些人把家园安置在现代性中的讲述，在这儿可以找到尼采所召唤的新的神、新的神话。大城市是一个寓言，尤其是它代表了我们已经在波德莱尔、本雅明和卡夫卡那儿所认识到的现代性危机寓言。要走出这些流放的凄凉故事和痛苦灵魂灰色的、多雨的乡下，就要在城市中建立一种如在家中的感觉，去把传统变成一个转换的空间而不是一个无望的命定。为此，大城市就不仅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传述、启示和怀旧之情的最后阶段，它也是旧秩序的废墟之地，在这儿各种各样的历史、语言、回忆和痕迹在新的视野的结构中不停地交织和重新组合。”⁽²⁶⁾“就是在城市中建立一种如在家中的感觉”，这是一种追求，一种后现代社会的理想，也是后都市主义的命题。

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点在地域关系上，就是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普及。城市和城市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城市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显性标志。美国的三大都市群、日本东京到大阪的都市带等，都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地域生产构成体系。后工业社会的都市经济是以科技、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为主导的，产业与生活领域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生产型服务业已经成为大都市的产业核心。后工业社会的城市表现主要是在城市化和城市再现代化的整合，出现现代化的“共容性”，包括城市与郊区化的合理性成长，在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与郊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城市正在或已经成为区域共同体经济。城市在地域空间关系的重组中，形成新的空间结构，甚至可以誉为城市的智识结构空间的知识化。贝尔曾提出过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点，可以概括为:“①在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②在职业分布方面: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③中轴有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④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⑤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²⁷⁾贝尔“后工业社会”思想理论已经问世50多年了，50多年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核心就是国家整体城市化，已经不仅仅是人口集中于城市，而是现代社会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与传播。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后都市主义”的发展模式。

“中国式后都市主义”的理念在第一层次上要思考的问题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创造。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城市文明，创造中国式的人口空间结构，而不是都集中在中心城市。这种结构空间是即使不在城市中心区生活，也能够享受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城市文明。

二是城市发展的主轴是知识经济体系。主要是强调服务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在城市中所构建的“城市文化资本”力量，这是中国式整体城市化应该选择的战略与模式。

三是创造全新的无中心化的城市生活体系。以自然为邻的城市结构与空间，城市的框架应该多中心，或者是无中心化的城市体系，在整体服务产业发展的状态下创造多元城市体系。

四是创造新型的“中国元素”有机关系的城市空间体系。以新理念和形态来创造和复兴城市社区，力图构筑更合理的城市空间，形成更优化的、与原有城市互动的、具有新意念的城市社区或城市构成部分。这是以人性化为基础要求，具有功能性、文化性、艺术性、自然性，生活舒适和谐的社区模式，从而在城市里形成传统邻里社区文化:一种邻里之间相互守望、和睦共处的，以亲情为主、邻里互助为辅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过去，我曾在乡村里梦想城市；现在，我在城市里梦想乡村。”⁽²⁸⁾就像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到的:人类只有在与大地越接近的时候，人才越有力量。或者说，在城市里重构一种中国传统的“城市乡土”——城市草根文化，才能够更接近大地，更有生存能力和价值。

“中国式后都市主义”的“嵌入性”定位第二层思考就是:城市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为社会什么人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模式？即未来城市就业的主体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创造人生价值，即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活法”？1933年8月提出的《雅典宪章》说:“城市的四大活动”——“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活动是研究及分析现代城市设计时最基本的分类。”“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动”，但是，我们认为，城市的四大活动，工作应该是其核心，没有工作就不可能安居，不安居，城市就不会有很好的定位。正因为如此，伦敦曾把“创造充满选择机会”作为城市的发展理念，这也许就是对现代城市定位的一种最好把握。“中国式后都市主义”生活模式，其主要是以“智识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与时尚，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体系，虽然这是后工业的“中轴体系”，当代中国的很多城市还与之相差甚远，但是，这是城市发展与追求的必然结果。智识群体的方式可以表述为:知识是静止的，智识是动态的。智识群体是一种群体的社会行为范畴＋垄断性自然资源＋独立空间＋鼠标＋国际化商务＋自然浪漫的创新生活＝智识经济与文化生活。围绕人的终极价值，城市发展定位的过程，就是要永远不断地重塑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经济环境、生态伦理、主客体审美的综合价值体系，打造幸福至上的生活共同体。

“中国式后都市主义”第三个层次定位所思考的是城市形象与日常城市生活艺术化、格调化的创新，是一个城市定位的“子系统”——品位体系。格调塑造新的生活样板，正是人的生活品位和格调决定表现人的文化修养，并表现为一定阶层的生活方式，而这些品位和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日常生活艺术是城市定位所要塑造的内容之一，毕竟所有的人都有日常生活，这恰恰是生活的本原状态。现代有文化个性的城市，或者能够有自己“文化模式”的城市，往往是时代特色文化的先行者。城市定位所创造的城市格调，就是要创造受人尊重和欣赏的城市特有元素，这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因为一座建筑吸引无数的人去“朝圣”，如悉尼城市创造的悉尼歌剧院，成为悉尼城市的一个基本元素，从而提高了悉尼城市在世界范围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地位，同时也是人们向往悉尼的一个理由。城市定位必须秉持续古开新的思路，萃取中国文化的精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多层次和谐。

从一定意义上说，除了古代人所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论，城市在实质上也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创造的“大地艺术”，因此，必须秉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创造人类灵魂的住区和心灵的家园。

“中国式后都市主义”城市定位的第四层思考是城市精英价值与政策导向，能否创造社会样板阶层的主张与文化思想。中国从古典时代以来，城市社会就未能创造出一个“社会样板阶层”，如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贵族阶层和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阶层等。这个阶层能够创造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包括日常行为、生活样态、社交礼仪、家庭教养及值得传承的家族文化等。由于中国历史上朝廷更迭、战乱连年、社会阶层变迁无序，加之社会稳定期时间较短，“社会样板阶层”至今未能形成，城市文化“断裂”与社会文化的“断裂”在家族文化和阶层文化方面表现的十分明显。亦如有人说言，“上查三代，中国一个贵族家庭都没有”。这句话虽然不具有科学的完整判断，但至少告诉我们，中国至今未能形成典型的社会生活样板阶层，即使是当代人论及较多的“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否定自己是“中产阶级”，在内心尚没有内化成一种阶层意识，当然，中国也就没有典型的“社会样板阶层”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日常生活礼仪体系。事实上，当代中国正在兴起一个“社会中间阶层”，或称“中等收入阶层”，而且这个阶层正在日益壮大。城市定位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城市精神理念、市民精神的提炼，创造一种市民社会的环境，来“形塑”中国城市社会的样板阶层，使他们在成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中间力量的同时，能够衍生出与时俱进的“城市精英文化群”，并能够生成出健康向上的文化思想和行为模式，特别是能够建构与社会进步相一致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引导社会健康、和谐永续的发展。而其中在“社会样板阶层”中形成的品味与格调生活，应该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范式”，并成为城市文脉、家族文化传承的“文化动力因”。

城市定位创新过程，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创造城市文化的高雅与尊贵，挖掘城市唯美的文化细节，把握城市文化精髓，撷取其内在神韵——让城市能够有纯净的高贵与高贵的纯净——虽然这是一种理想，但是必须追求的城市“理想类型”之一，正因为人类和城市人有了自己的理想，才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进步与进化。“纯净的高贵”是一种真正的优雅和上等的品位；而“高贵的纯净”则给城市人带来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空间，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在整体文化上，一直缺少纯净、高贵的文化与艺术。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认知已经为我们提出了营造唯美的境界，犹如《诗经·国风·周南》之“桃夭”描绘的意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城市定位，就是创造城市品位，而城市品位，来自于城市的细节创造。

城市定位，就是创造城市全新意义上的城市全员的幸福生活，是幸福的城市社区生活的具体展开，它不是单一向度的延伸，它是对真正完美生活的整体观照，是对城市“舒适主义生活”的全方位细节打理。城市定位亦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我们为城市定位就是续古开新，“为城市立尊严，为自然立本心，为生民立永业，为人居立大典”。

城市定位就是创造城市的永恒坐标，并使之能千年传承。

城市定位就是创造新的光荣与梦想，使城市文化永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