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中国城市化的耗能

（一）减少中国城市化的耗能——复杂城市定位的终极化解

《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12月通过）曾这样说:“今天由于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城市规划既然要为分析需要、问题和机会提供必需的系统方法，一切与人类居住点有关的政府部门的基本责任就是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对城市的增长与开发制订指导方针。”“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到了空前的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程度。这是无计划的爆炸性的城市化和地球自然资源滥加开发的直接后果。”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资源消耗过度型城市化，这主要是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多种社会类型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原因造成的，初期工业化、工业化、新兴工业化，特别是一度曾在中国广泛兴起的乡镇工业所体现的工业化发展，不仅以低效能的方式高消耗了自然矿产资源，而且以粗犷的生产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各类能源，同时，城市规划理论与政策的滞后，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大量良田被占用，大量土地被浪费。面对中国城市化本身的资源耗费现象，城市重新定位的另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创造低耗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让城市真正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动力。

要解决中国城市化的高耗能的现象，必须推行全新的城市管理模式，整合城市区域空间的发展关系，在创造城市自身的合理空间生产过程的同时，创造一个与城市新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政府管理机制与机构。“当我们渐近20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³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在给世界带来现代化和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自然资源并催生着新城市社会问题的发生。但是，城市社会问题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永恒，是人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求和必然结果。人类城市社会发展永远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城市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消费质量与总量需求的增长与社会整体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来说，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资源匮乏的格局与结构性关系，任何城市总有资源需求甚至在总体性结构性资源需求方面存在结构性缺失和矛盾，这是社会存在的形式与本质。或者可以这样说，存在就是矛盾，存在就是问题，存在就是差异，存在就是需求矛盾的演变过程。“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国民和政府都未能树立资源危机的意识。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水平极低，几乎所有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石油、煤炭、铜、铁、锰、铬储量持续下降，缺口及短缺进一步加大，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在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³⁵⁾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以人类创造了群体关系消费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因此，城市要解决生存、发展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寻求新城市生活与发展模式，这是全世界城市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有的城市缺水、有的城市缺乏矿藏、还有的城市缺乏农业资源等等，不同的城市，一样存在需求供给矛盾的问题结构。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的城市化，其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创造“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

如前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典型的制度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亨廷顿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那些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³⁶⁾中国的城市化实践基本上证明了这一观点。亨廷顿还针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提出了“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研究课题，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新人的产物”。“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他引用了塞杜·库亚特的话说:理想的政党应该是这样的——“这种政治组织已变成将农民和市民铸为一体的大熔炉。他把前者从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克服后者对乡巴佬的鄙夷倨傲，实现民族团结并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样，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各阶级的人们也才能汇集成一股洪流，奔向共同的政治目标”。⁽³⁷⁾亨廷顿的理论虽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至少证明了这样一种认知，城市化过程在中国是一种社会变革和变迁，而且是一种多梯度社会转型过程，相关问题复杂且层出不穷。

正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制度推动创造的城市化，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对资源的依赖具有普遍性特点，特别是针对中国人多耕地少的局面，我们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理想类型，⁽³⁸⁾这一理想类型模式的本质及历史价值就是针对复杂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定位所给予的一种新的整体建构，是一种对复杂事物发展推动模式的化解。让城市创造相对完整、系统的自我生存能力，这是对“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另一种注解。“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让世人意识到DDT以及其他化学农药致命的影响。卡森告诉我们，继续滥用这些‘死神灵药’将导致未来某时间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使公众对化学污染和环境保护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³⁹⁾21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出现了区域性新兴工业化的现象，但是在整体上仍然是一个城市化与传统工业化相辅相成发展的过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2007年太湖的“蓝藻事件”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城市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还应该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潘岳认为，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在发展全局中行使着这么大的权能，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为了起到“政绩示范效应”，对那些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对那些无视污染排放的官员，不管当地经济发展有多快，都应该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一套对官员的约束激励制度，是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核心。⁽⁴⁰⁾面对世界范围环境与能源危机及社会消费发展与需求矛盾的深化，我们提出的“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比发达国家发展慢了一步，目前很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及研究，还只停留在“经济循环”这一生产层面上，还没有进入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来，或者有的学者只是从一般生态学的意义上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还有城市发展战略仅仅处于强调降低能源消耗的发展阶段。⁽⁴¹⁾事实上，面对当代中国国家型的整体城市化，当能源与资源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时候，仅仅采取降低能源消耗是不能够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必须真正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高度，从城市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提出全新的城市定位，而其核心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不是企业关系，而是城市社会的主体——人，对城市与环境关系的新作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嵌入性结构关系，特别是在价值与行为层面构筑社会整体消费、生产新伦理文化。“‘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构建是以社会全员参与为核心的城市社会的整体行为和全新的价值取向，既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行为，也不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价值取向，建立社会全员的共同主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文化、环境、心理、消费和行为等各方面因素的整合，通过多因素的整合协调，形成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整体行为和规范。社会整体行为表现为社会全员意义上的同一认知，也包括以社会整体上的文明水平指数作为循环社会的基础，即大家都有可能遵守一定的‘循环社会’行为的约定，并在社会约定的前提下，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进而成为循环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里强调的是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合法化危机’社会意义，创造一个社会全员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和主张，并形成社会全员的参与。”⁽⁴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