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定位的理论基点

（二）城市定位的理论基点——站在伟人的肩上，而不是跪在地上

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背景下的城市，其发展定位的理论基点也各不相同。21世纪初期城市定位的理论基点应重点考虑以下6种理论，城市定位应该在这6种理论土壤的基础上进行升华和建构，相当于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创造，而不是跪在地上谋求发展。

1．分工理论——差异化的理论土壤

分工理论是一种很古老的理论，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仍然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是城市定位差异化的理论土壤。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不朽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专业化分工对社会福利和满足基本需要的重要价值，并且把分工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色诺芬是古希腊时期经济思想的代表者，他认识到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专业分工为大量生产单一商品提供了可能，而大城市的市场需求则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保障。这些思想对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威廉·配第是西方最早论述劳动分工的学者，配第还直接论述了分工对城市的价值，他认为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得到的好处来源于由分工所导致的制造业的改进和增长。在此基础上，配第还提出，专业化的好处可通过将某一制造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实现，因为这样的集中可以实现交通和运输费用的节约。⁽⁴²⁾专门研究劳动分工理论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即讲，“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⁴³⁾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以其劳动分工理论而闻名，他把劳动分工看做是经济进步的发动机，也将其看做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亚当·斯密还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不仅推动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制度的创新。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劳动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归结为三点:“首先，每人专司一职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其次，节省了通常在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工种中所花费的时间；最后，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力的机器，因而使一个人可以做多人的工作。”⁽⁴⁴⁾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说过:“在同一个城镇里，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每个人可以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人们在职能方面差别不是很大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眼科医生与精神病医生之间就不存在什么竞争，鞋商与帽商之间、石匠与木匠之间、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之间也没有竞争关系。他们不仅能够提供共同的服务，而且也能够和谐一致地进行服务。”⁽⁴⁵⁾

劳动分工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而且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城市也是一种巨型的经济组织，作为巨型的经济组织之间也要强调专业化的分工，由此而产生了分工的城市。分工的城市主要是指城市之间的分工，通过城市区域专业化职能的分布，消除城市的自给自足状态。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任何城市，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带有明显规律性的现实和过程。没有分工，就没有城市。”⁽⁴⁶⁾托伦斯、西尼尔和陶西格等人专门论述过地区分工，陶西格更是把地区分工称作地理分工。马克思、恩格斯也专门做过分析:“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从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⁴⁷⁾

劳动地域分工即各地区专门生产某类产品，不同的地域在城市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是全能的城市，也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因此必须要与其他城市分工合作。劳动地域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化表现，是地域差异化的基础。根据城市或者地域的优势确定城市的主导职能，发挥城市的优势，以与其他地域或城市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劳动地域分工造成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功能、产业的不同，而这些正是城市定位的价值诉求所在，所以，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城市定位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

瑞士是一个经济异常发达的小国，它的各个城市之间的不同定位和分工正是劳动分工理论最佳应用的真实写照，“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却‘小国寡民，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距日内瓦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世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⁴⁸⁾

2．都市圈理论——竞争与合作的可能

都市圈理论是关于中国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经济组织形式的一个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城市体系和城市结构的发展。都市圈理论为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并对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都市圈的思想起源于美国。为了科学地界定现代大都市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早在1910年美国就提出了都市区的概念，1949年定义了标准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MA）的概念，1959年又定义了标准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的概念和具体的统计标准，1980年至今使用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的概念和统计标准。”⁽⁴⁹⁾

最早提出都市圈理论的是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杜能，在他著的《孤立国》中体现了都市圈理论的雏形。他主要把空间距离、空间区位引入经济分析中，并通过分析提出了区位地租理论，从而形成了农业区位的向心圈理论模式。杜能认为，不同区位的地租价格不同，主要取决于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后来，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了“三地带学说”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都市圈理论。王建等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给出了有关都市圈的理论分析，“注意到空间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在最短的空间距离内实现供给规模与需求规模的对称，是都市圈理论的基本出发点。”⁽⁵⁰⁾

都市圈主要是指一个圈层式城市体系结构，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大城市，往外围扩展是一些小城市，他们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合作。都市圈是一种以空间联系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概念，体现了城市之间的主次、依托和带动的关系。核心城市与周边的城市通过交通网络、通信网络、资本网络的交流而紧紧地连在一起，共同进步。因此，在城市定位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都市圈的范围，考虑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协作与分工，实现城市发展的共赢。

3．区位理论——城市空间的价值性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法则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理论告诉我们，城市的区位是有价值的，对城市的后天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领域和城市空间不断延伸，而这种延伸必然导致区位的发展与变化。正是这种发展与变化催生了相应的区位理论。区位理论萌芽于资本主义商业大发展的18世纪，并形成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区位理论:即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1826年的《孤立国》），农业生产布局围绕消费中心形成一系列向外扩展的圈层，形成一种圈层化的结构；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的《论工业区位》），他把区位与产业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要选取了运费差异和原材料失重特性两个指标，论证了不同类型企业所选择的最佳区位，并研究了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理论（1932年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主要研究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等级效应，并用正六边形模型来概括城市的规模与等级的关系，提出了中心地系统与服务业最优布局模式；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1940年的《经济的空间分布》），他把工业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市场范围的组合网络中必定有一个占据中心位置的大城市，其周边则环绕着一系列小的市场区和竞争点，将中心地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结合起来一起探讨工业及其市场区最优分布问题。这些理论均从空间结构变迁、空间延展的角度研究了城市的发展问题。

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区位理论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充分吸收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地理学、经济学理论以及计量革命等新思想的基础上，使区位理论的研究更具有宏观、动态和综合性的特点，并产生了现代区位理论。根据宋家泰等人的总结，现代区位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五个流派:

表5．3　现代区位理论的五个流派⁽⁵¹⁾

区位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是一个能够带来效率和效能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运作空间，区位之间的反射作用使区位构成一定的体系。香港的李嘉诚先生曾讲过一句经典名言:第一是口岸，第二是口岸，第三还是口岸。口岸就代表了一种天然的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是城市走向成功的基石。苏州和上海距离很近，苏州相对于上海这个大中心城市来讲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利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通过开发区的投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形成了和上海一体化的全国最大的外商投资集聚区，与上海形成共赢的发展态势。

4．比较优势理论——优势决定态势

比较优势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相对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论。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代价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⁵²⁾亚当·斯密的这一表述是绝对优势的一个原创性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中的最根本原则，利益决定一切，受利益的驱动，经济主体可以通过市场分工和交易实现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通过交换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问题，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该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后来，大卫·李嘉图（D．Ricardo）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它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即使是一个国家总体上都处于劣势，也可以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的比较优势，比如劳动力成本低等相对优势。

因此，各个资源条件、历史文脉、产业基础相差很大的城市，要实现共赢发展，就必须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来发展生产。通过科学的城市定位来确定城市之间的分工，通过市场上的分工和交换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源，从而推进城市彼此的发展。比如毗邻上海的苏州，没有上海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国际金融优势，但是其劳动力、土地、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价格比较低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就为苏州的差异化定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5．共生理论——合作才能共赢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的，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状态。随着共生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共生”的思想和概念逐渐引起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的关注。

美国芝加哥学派曾经对共生关系做过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共生关系就是指在各种不同的人口单元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一种状况，没有一个单元离开了其他单元的存在而能生存下去。人类是这样，城市也遵循同样的道理。

共生理论又称竞争协和论，共生理论认为:①合作是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之一。共生并不排除竞争，共生包含合作、互补，也包含着相互之间的竞争，强调从竞争中的合作，实现竞争与合作的统一；②共生强调竞争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积极态度，强调相互的主动性合作；③共生过程是共生主体的一种必然的共同进化过程，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适应；④共生进化过程中，共生主体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既体现出整体性，又不失自身的独特个性。

随着城市区域之间的扩张，竞争力和协和力成为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城市之间既竞争，又要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大区域的整体发展。

6．货运中转理论——城市交通优势的思考

货运中转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主要是强调交通运输因素在城市定位中的功能。所谓“货运中转”，是指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必须要中断原来的运输方式，并要转到另一种运输系统中去的状况。“货运中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单纯由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机械性中转；另一种是商业性中转或称贸易中转，即商品在运输中转的同时伴随着所有权的转让。”⁽⁵³⁾货运中转一般发生在两种不同运输系统的交界处，比如公路和铁路的交界处等。而且，货物中转过程中会产生人口的集聚、财富的集聚和服务性商业机构的出现，这就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货运中转理论告诉我们，城市往往会出现在交通线的交会处、商品的集散装卸处等特殊的地理区域。这充分表明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条件在城市定位中的关键性作用，城市定位必须考虑城市的交通优势。

分工理论、都市圈理论和共生理论要求城市发展应充分考虑大都市的辐射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货运中转理论则从地理区位和投资成本角度来考虑城市未来的定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