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城市治理及企业参与治理

二、市场经济中的城市治理及企业参与治理

（一）市场经济下的城市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治理作为促进参与、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制度模式，被推广到各个层面，从企业、城市、政府以及全球，均致力于寻求治理素质的改善，以达到最佳的效益和更能适应信息时代急剧转变的要求^[4]。因此，当人们将治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城市管理层面时，城市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城市治理作为一个引导城市发展的思维，其实只始于15年前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中，全球化的方兴未艾改变了许多城市的性质和运作。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转化了城市边缘的作用与城乡之间的关系。城市治理一词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实践，其中一些迄今仍未得到恰当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现代管理文献表明这些实践包括诸如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教育和自然规划等领域，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表现出共同协调指导、共同生产、合作管理和公私营伙伴制等方面的创新。

（二）城市治理中的企业参与

所谓企业，主要是指私有的、商业导向（利润导向）组织的集合^[5]，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并以体现产品或服务供求变化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组织自愿交换。企业参与城市治理也就是企业与政府及市民社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运用其技术、管理、资本等各方面优势，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支持公益事业、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提供等。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企业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行为：

1.企业参与治理的责任性分析

关于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活动并参与社会治理，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纪70年代持坚决否定观点。他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企业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一是只有自然人才有责任，企业是假想人，并无责任可言；二是经营者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非法处置股东资产的行为，违背了作为代理人应尽可能多地为股东赚钱的义务；三是企业是股东、雇员、管理者、消费者、原材料供应者、当地社区等多方当事人合作的结果，各类利害关系人都与企业发生合同关系。各类利害关系人都依照合同通过不同方式从企业获得收益，扣除这些支出后的剩余，是应为股东所有的利润。这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同安排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可以最大化经济自由，并为政治上的自由创造条件。如果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将打破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之上的和谐秩序，并最终引起社会的混乱；四是企业负担社会责任追求所谓普遍社会利益的做法意味着企业管理者以某种非着眼于企业最大利益的方式行事，会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弊端；五是企业管理者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能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非但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企业管理者本身也将遭到股东、消费者和员工的抛弃。弗里德曼总结道“在自由社会，存在且仅存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这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企业社会责任是极具颠覆性的学说，会严重动摇自由社会的根基。”^[6]

哈耶克是另一位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是自由秩序的著名倡导者，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因为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日渐广泛必导致政府干预的不断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将是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权威行事从而损害自由^[7]。波斯纳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很多危害，一是试图以最低成本为市场生产产品而又想改良社会的经理最终可能一事无成；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会在很大程度上以提高产品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来承担，这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企业最终也会被逐出市场；三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股东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相反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增加股东财富，股东可以用这些财富来承担社会责任^[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倡导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逐渐增多。在积极的企业责任观看来，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利益关系开始交错复杂，这种情况下仍然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企业超过其经济机能的社会参与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被誉为“社会良心的维护者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的美国管理学家安德鲁斯认为“利润最大化是公司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公司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9]彼得·F·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在社会之中，因为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10]。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利益相关者理念，经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弗里曼等学者的努力，发展成为对企业管理学界和企业伦理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所有利害关系人负责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论证明，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根基。此外积极论的代表者美国佐治亚大学的阿奇·B·卡罗尔和森本都认为企业应该对应其社会影响力，自发积极地认识并实践社会活动。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的义务，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因此，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11]：第一层是经济责任，企业承担生产、销售等社会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利润的责任；第二层是法律责任，企业依照法律履行社会条约，即企业在活动中遵守法规的责任；第三层是伦理责任，以上两层责任虽然也属于伦理的范畴，但这里主要指尚未形成法律条文，只是作为社会成员而被期待履行的责任。伦理责任一般没有硬性规定，所以也是企业最难应对的部分；最后一层是慈善责任，是企业回应社会期待而主动履行的责任，这里所说的社会期待是指社会希望企业发挥某些作用，但这种信息的传达并不如伦理责任那么明确。森本在研究Carroll理论的同时，将企业社会责任按照优先顺序分成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制度责任、社会贡献四大内容。责任制度与伦理责任相似，是指在遵守法规之上，作为企业市民而自发履行的责任。森本将“慈善责任”称为“社会贡献”，企业参与城市治理也属于企业的社会贡献，社会贡献正是理解企业参与城市治理途径之一。

2.企业参与治理的营销分析

企业参与城市治理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根据三浦的学说，社会营销被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社会责任的营销，即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的营销，这里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商品的安全性保证、环保措施、信息公开等企业应该履行的基本责任；另一个是社会贡献领域的营销，即关于企业在发挥社会贡献中的营销，这里所说的社会贡献是指文化支援、慈善活动等与公司业务无关的贡献于社会的各种活动。同时营销学者也指出，企业的慈善活动、公益活动应该立足于本行业，在业务领域内开展。

营销理论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特别是参与公益活动的动机分析。根据营销理论，企业应该运用非盈利机构无法具有的业务领域、技术信息、专利知识及品牌影响力等优势开展企业公益活动，这对于企业扩大知名度及其今后的长远发展有深刻意义的。

3.企业参与城市治理的投资性分析

波特在《企业公益活动的竞争优势》一文中将他早年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运用于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及公益活动的分析，认为这“是改善竞争环境的一种投资”。他明确反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企业公益治理与企业经济目标相互排斥的理论，认为这是一种静态而肤浅的观念。

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对于企业实现经济目标有促进作用：第一，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竞争环境，而企业参与城市治理活动常常可以改善企业竞争环境；第二，当今企业竞争力并非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企业控制污染和浪费是在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企业通过投资和捐赠等方式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无疑是在以间接的方式推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显然，企业参与城市治理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企业自身。

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如企业的战略性公益活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和建设基础设等活动将对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优势产生积极影响。企业的竞争环境包括四个方面：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一般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程度等各个方面；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企业战略与同业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在要素条件方面的影响包括：一是可以改善教育和培训状况，从而为企业提供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储备；二是改善企业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三是有效提升所在地研发机构水平、行政机构效率、基础设施质量以及自然资源生产效率等。而从需求条件看，企业参与治理不仅可以影响本地市场规模，还可以有效改善本地市场质量。再次，从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角度看，可以推动簇群和支持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从企业战略与同行业竞争角度看，则对于创建更有效率和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可以说，企业参与城市治理是改善竞争环境，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企业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既能产生社会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时，企业才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如图所示。

来源：皮特《企业公共利益的竞争优势》，31页

4.企业参与治理的盈利性分析

当然，企业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也有盈利的考虑。一方面，企业参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会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企业虽然在参与某些公益事业时，可能出现公益事业与企业利润目标矛盾的情况，经济上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损失，但在企业能够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可以为企业与股东带来间接的经济利益，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社会福利，达到双赢和多赢。企业在道义上有责任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城市治理，企业最终会从改善了的社会中得到好处，可以挖掘投资机会，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构成推动企业参与公共物品提供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