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演变

1.1.2　西方经济学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演变

1776年至20世纪20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各种垄断，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图论证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国家干预主义只会起破坏这些规律的作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强调自由企业制度，认为自由市场机制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思想的主流，政府作用则被置于辅助地位，政府职能基本限于完成亚当·斯密所界定的三项任务，即保护社会，政府负有维护国家安全之责；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萨伊、穆勒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代表了古典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职能的基本看法，即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能基本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政府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职能；政府行使某些职能是必要的，但政府本身有缺陷。因此，应对政府职能范围做严格限定；不主张通过开办、经营国有企业来行使政府职能，不主张对私有企业进行过多的限制（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2001）。

20世纪30至60年代：以旧、新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发展经济学为标志的政府干预理论处于鼎盛时期，经济学文献中充满了对市场失灵的论证，经济学家据此在政府肩头上添加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值逐步提高，除了斯密界定的三项经典职能外，还有反垄断以维护公平竞争、实现社会公平、积累发展资本、改造经济结构、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管制私人企业、开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等职能。

20世纪70至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经济学家的视角转向了政府失灵或政策无效，主张把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并把政府身上过多的职能一一卸下来。现代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能也是十分有限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是，人们最终会了解政府的意图和政策动态，因此，政府难以在长时期内任意摆弄企业和个人。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共选择主体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更多物质利益。由于公共选择主体仍然是“经济人”，当人们赋予政府太多职能和太多权力时，政府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产权学派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明确地界定产权把外在性内在化，再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因此，政府的作用是界定和保护产权，而不是直接解决外在性。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但计划更不完善，不完善的市场要胜于不完善的计划（胡家勇，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功能。但是，西方国家放松了政府对经济干预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范围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卢卡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道格拉斯·诺斯，其中，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倾向于“大政府”，而卢卡斯和诺斯倾向于“小政府”。随着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上台执政，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现象风起云涌。“第三条道路”是对市场与国家争论的一次总结：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二者的争论是无谓的。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大的创新，但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达成共识，重新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做出评价，仍不失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王红玲，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