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病”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中国“城市病”的具体表现

一、人口膨胀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大陆人口数量约为5.4亿左右；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达到13.39亿。由于城市化迅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全国城市人口迅猛增长。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49.7%，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亿。^[2]在一些大城市，人口数量剧增，人口密度过高。例如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受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该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2009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也已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我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3]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已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

根据国务院于2003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左右。然而，2010年11月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961.2万。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7837人，超过了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和东京。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千米2.2万人。^[4]上述报告进一步指出，北京社会建设在“十二五”期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难题，其中人口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北京面临的能源、交通、就医、就学、就业、居住、治安等突出问题，无不与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及人口管理密切相关。

二、房价高企

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人均住宅面积快速增加。从1998年到2009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8.7平方米增加到30平方米，年均增长1.03平方米，远远高于住房制度改革前（1978～1998年）的年均增长0.6平方米的速度。2009年，我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达到80%以上。从总体上来讲，我国已经告别了住房短缺的时代。但自2000年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不断上升，因而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住房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房价不断上升。2006～2009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住房价格都过快上涨，近几年一直处于高位，并且有可能继续上升。1999年，全国城镇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1857元／平方米，而至2009年则上涨到4459元／平方米，年均增长9.15%。^[5]201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平均涨幅高达13.67%，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的增长速度。^[6]这就导致大量居民购置新房支付能力偏弱。近几年来，大城市新增城市人口住房难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城市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城市病”出现的新情况。

三、交通拥挤

汽车作为现代交通的宠儿，给市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严重的交通问题。伦敦、纽约、巴黎、曼谷……几乎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饱受交通拥堵之苦，使堵车成为典型的“城市病”症状。伦敦堵车严重时，平均车速只有14.3千米／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越来越繁忙，城市道路负荷日益加重，交通拥挤、道路堵塞、行车混乱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病”之一。全国655座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而一线城市交通拥堵十分严重。据了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平均每天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千米。^[7]从全国来看，拥堵现象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逐渐蔓延。交通拥挤造成人们的出行成本上升，效率低下。《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上班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8]上班花费的时间过长，会给人们带来焦虑、烦躁的心理，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更为甚者，交通拥挤会带来更多的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日益增大。在交通拥堵过程中，交通工具频繁的变速将加重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今后20年，城镇化率还会以年均0.9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1300万新增的城市人口，城市的道路还会面临更大的交通压力。

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带来城市私家车的增多。统计表明，1991年至2008年，中国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年均增幅为14.7%，但同期城市私家车拥有量以19.7%的年均增幅快速增长。^[9]另外，中国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发展中，由于缺乏长远的规划，在向郊区的扩展过程中，只注重居民居住区的开发，没有很好地考虑居民就业问题，这种“职住分离”的城市布局必然加剧城市交通的拥挤。

四、贫困现象加剧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无计划、混乱的城市化进程，给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目前，全球有3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就有10亿人居住在没有清洁水、卫生间、坚固房屋等基本生活保障的贫民窟地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为6.65亿人，其中贫困人口的比例在7.5%～8.7%之间。^[10]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表明，目前全国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若以8%的比例计算，目前全国城镇的贫困人口大约为5320万。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却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意义上的住房紧张、卫生条件很差、贫困人口拥挤居住、社会治安事件不断爆发的“贫民窟”，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但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一些农民工在大城市工作、挣钱，收入不高，买不起房子或租不起好房子住，前些年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简陋的“棚户区”、“城中村”等临时住所。近几年，各地政府加大对“城中村”和“棚户区”的拆迁改造，进城的农民工大多生活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集体的工棚或与人租住的房屋。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于2010年2月19日发布了《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从外出农民工住所的类型看，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占33.9%，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3%，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7.6%，与人合租住房的占17.5%，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7.1%，还有9.3%的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8%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屋居住。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每月都有各项生活费用的支出，比如买米、面及蔬菜等，至少也要几百元钱。由于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不力、房价频频攀升、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加入到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扩张及问题的复杂化，已成为影响当地稳定的一大隐忧。近几年来，因讨薪未果或拆迁不满等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群体性事件和冲突事件，这其中就有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群体。

五、失业人数增多

就业困难也是“城市病”之一。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从1997年至2011年，我国登记失业率从3.1%上升到4.1%，增加1.32倍；登记失业人数从576万上升到908万，增加1.58倍。当然，登记失业率没有包括进城农民工的失业人数，不能全面地反映我国真实的失业状况。由于放弃土地的农民缺乏相应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只能干一些出卖劳动力的粗活，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经常是城市失业群体的主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重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也加剧了城镇的失业问题。2009年2月2日，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六、“看病难”现象突出

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加上富裕起来的农民遇到疑难病症也纷纷涌入大城市的骨干医院就医，大城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据了解，由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深圳，该市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按2008年年底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1269万计算，该市每千人拥有床位数为1.66张，低于全国同期3.20张的平均水平；该市每千人有执业（助理）医师1.64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1.62人）持平。就上述两项指标来说，深圳市都排在全国副省级城市最末位。北京的一位农民工说：“在大城市，小孩看病确实价格非常高。普通感冒就得花200多元，挂号费就要30元，而且往往一去就用抗生素，查这样查那样，钱花了常常还没有检查出结果。我老家在一个小县城，一些小儿常见病常常都是买几元钱的药，吃了就好了，哪有在大城市看病这么麻烦？”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合理分配城乡医疗资源，对“大医院看小病”的不合理流向进行有效的调控，这将考量政府执政的能力。

七、上学难上加难

从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在城里组建家庭、生儿育女；逐渐长大的孩子需要在城市上学。有学者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全市学生总数的40%。^[11]由于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和户籍制度等原因，这些农民工子女不能跟住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孩子一样享受良好的教育。2009年年底，中央财政下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2010年，北京市启动“同城待遇”制度，这一制度规定，进城务工子弟入读公办学校，可以和本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尽管目前各地已经在政策层面上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了在城市就学的通道，但这个通道并不畅通。继“农民工返乡潮”沸腾后，中小学生“返乡潮”开始暗流涌动。

八、环境污染严重

城市环境污染，是指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向自然界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自净化能力，导致自然环境各种因素的性质和功能发生变异，破坏生态平衡，给人类的身体、生产和生活带来危害。它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在世界许多城市，各类工厂聚集，昼夜排放着各种污染物，汽车也排放着有害的尾气。这些导致城市的空气受到污染，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此外，工业和交通造成的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无时不影响着市民的生活。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高速发展时，城市的环境问题就很突出。1971年，东京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两万人患上了红眼病。1952年，在英国伦敦，由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导致了“烟雾事件”的出现。短短的四天时间内，4000多人失去了生命。^[12]在我国，由于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际污染的大量进入等原因，城市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全国655座城市中，已有近400座缺水，其中约200座严重缺水；^[13]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导致城市大气污染的60%～70%源于汽车尾气排放；^[14]城市的工业生产、日常生活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污染，其中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作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的现象；城市交通运输、机器运转、建筑和娱乐活动会产生大量的噪音污染；装修和建筑业会产生光污染；城市密集的无线电广播、电视信号发射、微波通信等会产生电磁污染。

环境污染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如影随形的产物，如果不尽快制定措施加以解决，将会降低城市居民生活的质量，引起社会矛盾的出现。

九、社会安全弱化

社会安全弱化，是指违法乱纪行为给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我国中心城市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量高达74.4件，特大城市为26.4件，中小城市为27.9件。^[15]近些年来，中心城市与特大城市刑事案件高发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规模不断增大，人口流动性强，对城市人口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不到位，没有建立、健全全方位监控犯罪行为的系统；中小城市则由于社会安全网络建设投入力度有限，同样不容易监控与侦破刑事案件。刑事犯罪行为会对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影响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有学者对全国35座大中城市的调查发现，城镇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约为47.7%，基本满意率为33.8%，仍有18.5%的居民不满意和很不满意。^[16]

十、诚信道德问题凸显

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导致全国各个领域出现的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温家宝同志曾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17]2011年，我国社会发生多起老人倒地不扶、路人对受害人见死不救、施救者受到被施救者讹诈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特别是佛山两岁小女孩被车辗过后，有18人路过竟无人相救，导致其死亡。这一事件更是把公众对社会道德的拷问推到舆论的焦点，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城市社会人情冷漠、道德滑坡的焦虑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