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食品安全——政治、经济和科技的杂糅
历史表明,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越出传统的食品卫生或食品污染的范围,而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整个食物链的管理与保护问题。如何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食品的生产、经营、消费建立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组织和管理好一个安全、健康的人类食物链,这不仅需要科学研究、政策支持、法律法规建设,而且必须有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和顺应市场规律的经营策略。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科学家、企业家、管理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也要从行政、法制、教育、传媒等不同角度,提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素质,排除自然、社会、技术因素中的有害负面影响,并着眼于未来世界食品贸易前景,整治整个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使提供给社会的食品越来越安全。
说食品安全是个政治问题恐怕有点抽象,那就换成我们熟悉的话语体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来对这三句话做一番解读。
先说“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其中有六件是与食品相关的。中国的汉字构造也很有讲究,“饭”字就是食字旁加“反”字构成。毛泽东曾不无风趣地说:一个饭字,有食不反,无食则反。可见,吃饭是天大的事。
再说“食以安为先”:在古代社会,食品安全主要表现为食物数量不足,所以饥荒是造成古代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也长期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直到今天,全球还有近10亿饥饿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重要工作位置,中国人民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应该说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是取得了实质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要求从吃饱肚子上升到吃出营养和健康,食品质量安全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我们今天主要从质量视角审视食品安全。
最后看“国以民为本”:正因为食品安全如此重要,保障食品安全历来是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全球食品安全战略草案”,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以“保护消费者,提升公众健康”为己任。中国执政者的要求更给力,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确保食品安全的要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人提“保护”,我们提“确保”,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深刻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农业和食品工业中应用而产生的食品污染,其中生物污染占很大比重。经济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的双重挑战。欠发达国家主要面对的是增加食品供给的压力,食品质量安全大多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跨国旅游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任何一个食品安全事件都很容易演变为国际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无国界的话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那么,当代食品安全问题如何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呢?
一是食品安全问题危及公众健康。科学研究表明,食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直接影响人的生长发育,诱发急性中毒和慢性疾病,甚至导致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全球有数以亿计的人因食品污染、饮用水污染而患病。英国发现疯牛病后,虽然因病直接致死的人数只有69人,但由于疯牛病潜伏期长、确诊困难,使人们至今仍心存恐惧。
二是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经济损失。在过去20多年中,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对人类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而且对农业、食品业、旅游业等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每年全球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数额巨大。例如,比利时的二恶英事件,不仅使本国大量销毁活鸡和鸡肉加工制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3亿欧元,而且使整个欧盟畜产品贸易也蒙受巨额损失。
三是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国际贸易争端。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在普遍实行关税减让后,根据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制定和选择进口食品标准的规则,越来越普遍地把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作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措施。例如,日本通过设置技术壁垒限制大米进口,20世纪90年代初只检测几项农药残留指标,1994年增加到56项,2006年进一步增加到123项。
四是食品安全问题影响政府公信力。从国际经验看,食品安全事件还会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危及国家安全。能否保障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尺度。比利时由于发生二恶英事件直接导致了政府的更迭。德国也因发生疯牛病事件导致了联邦政府卫生部长和农业部长辞职。
纽约大学营养与食品研究中心主任玛丽恩·内斯特尔教授的《食品安全:令人震惊的食品行业真相》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真实素材和实例,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漠视食品安全,谋求经济利益的触目惊心的实情,揭露了美国食品企业如何运用政治手段影响政府官员、科学家、食品和营养专业人士,以使他们做出符合其公司利益的政策、决定,以及政府机构如何支持商业利益凌驾于消费者利益之上的内幕,生物恐怖主义如何引发了食品安全问题并扩展了食品安全的外延,从而向世人警示:食品安全是政治问题,必须依靠政治手段和途径来解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媒体及其他地方进行的关于食品安全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科学方面:患病或死亡人数、风险水平或者某种食品致病的概率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食品安全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问题。预防食源性疾病涉及太多的内容,远远超过洗手和高温加热食物这类常识。它更涉及庞大的和有影响力的食品行业的利益:他们用尽各种手段争取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而不管其所作所为是否有益于民众的健康。和其他行业一样,食品业也是将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由于食品被使用前经过生产、处理、分销、销售以及烹饪等一系列过程,食品安全成为一项共同责任。由于责任的分散也意味着在发生安全事故时可以推卸各种责任,在食品供应链上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拒绝承担责任,并推卸给其他公司。进一步而言,食品企业能够也正在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政府制定影响其利润的立法。在政治方面他们也会置公众利益于不顾。尽管有一些关注食品安全的消费团体参与这种政治性过程,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获得足够的公众关注的能力。
确实,食品安全的政治背后是对安全的让人困惑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安全?尽管一种食品要么安全要么不安全,但是其间的区别十分含糊。食品的安全是相对的,它不是食品固有的生物属性。实际上,我们定义安全食品是指其风险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对风险可接受的批判基于认识水平、公众意见、价值观以及科学定义。当关于安全判断涉及商业利益或者自身利益的动机时,食品安全就进入了政治范畴。在食品生产步入大工业生产的垄断时代,超级食品公司成为左右公共政策的利益集团。“权力—知识”在食品工业上基于相互利益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普通公众往往被排除在食品政治市场之外。缺乏透明有效的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科技手段滥用、有损公众健康的政策难以纠正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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