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的威慑力和激励性不足影响食品安全监管

四、政策工具的威慑力和激励性不足影响食品安全监管

公共政策无外乎强制、激励和宣教三类手段，因而理想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工具组合应当包括直接干预、激励和自我监管，如表1-2所示。然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存在诸多弊端。一是“大棒不硬”，监管执法缺乏威慑力。受“重审批、轻监管”思维的影响，个别监管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事前行政许可上，对事后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规范程度重视不足、执法不严。现实中许多不安全食品都出自正规厂家，甚至连三鹿、双汇等大型企业都深陷食品安全事件。此外，法律的经济和刑事处罚力度不足，客观上助长了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二是“萝卜不甜”，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不明显。激励可通过市场和信息机制实现，例如划分食品企业信用等级能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而公布违规食品企业“黑名单”会使其产生舆论压力，进而促使其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激励手段的有效性依赖于食品市场的发育和信息对称，这些条件正是我国所不具备的。三是“布道不灵”，政府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力度有待提高。受社会整体诚信水平的制约，食品行业中个别企业和少数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淡漠。加之行业协会作用缺失，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缓慢，企业诚信意识和自律能力亟待提高。

表1-2　理想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工具组合

（资料来源：胡颖廉：《政府监管视野下的食品安全》，载《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9期。）

【注释】

[1] 刘洪：《美国缘何不择手段妖魔化“中国制造”》，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7/12/content_6364093.htm 。

[2] 廖卫民：《“中国制造”的问题，还是媒体制造的“恐慌”？》，载《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3] 化明利：《国际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历史变革》，载《监督与选择》2005年第1期。

[4] 陈晓华：《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载《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6期,14～19页。

[5] 黎霆：《食品安全问题中的深层次矛盾》，载《学习时报》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