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代际公平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代际公平的影响

关于机会公平的探讨更多的是针对同代人而言，是一种代内公平。所谓“代内公平”，指的是同代人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或者是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11]代内公平可以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内的收入分配关系。但这样的社会关系不仅表现在同代之间，而且也表现在代与代之间，因此公平问题也会在代与代之间表现出来。所谓“代际公平”，是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反映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权利分配方面的一种关系，主要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求和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方面权利均等。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也同样会对代际公平产生影响。要想考察收入差距对于实现代际公平的影响必须从代内公平入手，因为代际公平的实现要通过解决代内公平问题达到。

一、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过度开发影响代际公平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会产生代内不公，而代内公平的缺失又会以各种方式影响代际公平的实现。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剧不同群体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山区，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往往用“竭泽而渔”的方式透支未来以满足眼前生存的需要，长期的经济发展低水平或者收入的低水平限制了他们利用其他手段来替代自然资源的可能性，或者说是缺少利用其他替代要素的机会，对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益，结果常常是“靠山山荒，靠水水污，靠矿矿枯”。而那些高收入者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稀缺资源，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无节制地消耗着人类稀缺的资源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代人围绕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经济，对自然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经济发展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消耗，使得不可再生资源锐减，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说：“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12]人们在追求物质上的满足的同时，精神上越发空虚，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没有给当代人带来幸福，反而引起了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给子孙后代也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会使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更加严重，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更加无所节制，从而削弱了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求和发展的能力，造成了代际不公。

二、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环境破坏影响代际公平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了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大肆破坏。环境是自然界赐给人类的礼品。英国学者罗尔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环境伦理公平论，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与当代人有着同样的权利过上环境安全和健康的生活，我们有责任不让自然环境恶化而构成对地球上未来人类居住者生存和幸福的威胁，有义务保护自然环境，使我们子孙后代能够均等地享受他们应该得到的源于这些资源的收益，破坏世界的自然美景而留下丑陋的垃圾堆给后代人是我们的过失”。^[13]

由于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减弱，逐渐形成了两极分化，财富累积的同时赤贫也在加剧。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远大于生态环境的边际效用，因此他们倾向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的增长，而这样的经济增长往往又是高污染、高排放却低效益的增长，其局限性很快就显现出来，增长陷入瓶颈，最终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没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走上贫困和环境破坏恶性循环的道路。中国收入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连片的贫困地区与自然条件的恶劣有着极高的关联度。^[14]当代人为谋求经济增长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环境恶化使许多城市和农村不再适应人类生存，从而挤压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严重的代际不公平。

当今社会对于代际公平的破坏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造成的代内不公是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的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5]我们不难看出收入分配对于代内公平的影响也将长久深刻地影响代际的公平。

三、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高投资影响代际公平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不仅会通过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引起对后代人福利的损害，最终造成代际不公平，还会通过高投资挤压当代人的消费造成对当代人的不公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资料越发先进，对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的拓展。人类的生产活动在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引起环境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生产能力。如同已分析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会产生围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代际公平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基于生产能力积累的代际公平问题。因为中国全要素的生产效率较低，赖以发展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粗放的增长模式，即依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要启动并且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首先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在引用外资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高储蓄—高投资这一机制，不断加大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投入。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使我们赢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样的快速增长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逆代际公平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需要借助于高储蓄以获取启动资金，这一阶段经济的增长靠长期的高投资支撑，在每年所取得的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用于投资的产品越多，当代人得以最终消费的产品就越少，把较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一国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国民收入，如果是倾向于提高当代人的消费水平，那么就会更多地向消费倾斜；如果是倾向于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那么就会更多地向投资倾斜。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高投资对消费的挤压。因为资本获得的收入远大于劳动获得的收入，在生产要素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人们将减少消费，通过增加储蓄来增加投资，而福利水平是和最终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代人选择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为投资留下更多的空间，投资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即下一代人生产消费的提高是以降低当代人福利水平为代价的，这就出现为提高后代人的生产消费而牺牲当代人消费的现象，形成了所谓逆代际公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