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_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第四节　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不仅对社会稳定、贫困治理、增进信任和改善环境等社会问题具有负面影响，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同样存在负面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追求适度的收入公平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分配公平与否，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一、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抑制宏观需求增长

为了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引入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31]该模型是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公式G=s/v为基础提出来的。哈罗德把G（经济增长率）分为两种：Gw和Gn，前者表示有保证的增长率，后者表示自然增长率即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率。在v（资本—产出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其特点是强调通过改变储蓄率（s）来满足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而改变储蓄率，新剑桥模型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改变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来实现。具体来说，该模型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1）社会只有工人和资本家，国民收入划分为工资和利润：Y= W+ P；（2）工人和资本家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并且s_W＜s_P，有S= S_W+ S_P= s_W W+ s_PP；（3）根据凯恩斯原理，在均衡增长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即I= S。该模型假定社会存在两个阶级：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社会的储蓄率是由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加权平均所得。该模型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高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而利润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远高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因此，利润收入者比工资收入者对储蓄率的影响要大得多。具体分析，由于工资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利润收入者，而收入分配越向利润收入者倾斜，那么利润收入者增加的消费无法弥补工资收入者减少的消费，也就是模型中所反映的社会的储蓄率逐渐上升。因而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储蓄率、增加了投资，但是却造成社会总的消费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占社会产出总量的比重下降，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进而影响再生产的进行，对劳动的需求减少，整个经济的消费需求不足，经济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就业率的低水平又反过来限制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加剧消费不足的程度，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投资比重上升（见图2-1）；同时，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小于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上都在50%以下低位波动（见图2-2）。而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因素，国内消费应该占主导地位，达到70%左右，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78%，日本更高，占85%”。^[32]臧旭恒、张继海（2004）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利用1985—2002年按收入等级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和年消费性支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我国收入差距与总消费是负相关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将抑制总消费，收入分配倾向于低收入、中等收入的居民将有利于增加总消费^[33]。

图2-1　2000—2012年我国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2-2　2000—2011年我国消费和投资的GDP增长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综合我国近年来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情况，上述理论分析对于我国消费增长缓慢具有一定解释力。新剑桥学派认为，国民经济之所以难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是因为全社会储蓄率过高，而全社会储蓄率之所以过高，又是因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与之相对应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收入分配国家干预经济的最有效途径”，通过不断致力于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加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来实现长期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34]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继续发展，劳动工资所获收入相对于资本仍然无法提高，将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二、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影响微观效率提高

从微观层次来说，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微观经济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要素提供者，又是商品的消费者。作为要素提供者，是以投入要素的多少、投入要素的稀缺性以及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为依据参与收入或产出的分配。因此，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个人来说，公平分配主要涉及的是获得收入的经济根据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投入与收入报酬是否对称。在微观层次，分配公平与否对微观经济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个人对于分配是否公平的判断和感受，将直接左右其生产要素投入的种类和数量，从而对微观生产过程及资产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当个人投入的要素多寡同期所获报酬成密切正相关时，要素所有者觉得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因而只要存在着需求，个人就愿意提供各种生产要素，是微观生产得以进行并不断扩大。当个人投入要素多寡同期所获报酬相关不大，甚至负相关时，要素所有者觉得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或者说这种分配机制是缺乏激励性的，他们便会减少这种要素的投入甚至收回之前的投入，甚至使要素闲置不用。特别是“当对某种稀缺要素的投入支付给相对低的报酬时，稀缺要素将成为‘瓶颈’而阻碍生产发展，或者用非稀缺要素进行强制替代，造成产品的质量低劣或者经济扭曲增长”。^[35]比如厂商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与回报关系，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技术创新者的投入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人们缺乏科研技术投入的激励，而是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或者资本投入来弥补技术的不足，以支持生产的扩张、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厂商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虽然维持了低成本优势，但也使我国企业长期陷在行业价值“微笑曲线”的中段低谷中，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使得经济增长陷入了过于依赖低成本的困境。

其次，个人作为微观经济中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对企业内部分配公平与否的评价，将影响其劳动与经营的努力程度，从而影响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高低。如果个人作为企业中的生产者，如果其他企业内技术水平和知识、经验同其相近的人获得比其更高的收入，他的选择之一是转移到高收入企业中去。假如流动受限制、或者说进入不可实现，他可能采取在现有岗位减少劳动支出的方式来平衡劳动投入与报酬，是实际的劳动努力程度低于其劳动潜能，结果企业劳动效率降低。同理，个人作为经营者对于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也会产生同生产者相似的反应。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平会通过对劳动与经营努力程度的影响，而使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生变化，阻碍微观经济效率提高。换言之，“由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一基本分配规则遭到破坏，社会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分配不能有机统一，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而瓜分财富的欲望却会膨胀”。^[36]这样，财富的“蛋糕”是否不断变大并没有人真正关心，相反，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其切分。

最后，收入分配不公也会削弱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早在1960年，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37]，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够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收入分配情况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影响。合理的收入差距通常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为在收入分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处于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个人也不会陷入赤贫，从而保障其在必要的生活开支之外能够负担一定的教育支出。同时，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得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因此人们具有改善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状况的激励，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以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的分配地位。同时，处于相对高收入阶层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位置，也会努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保持相对优势。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竞争机制，使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反之，如果合理的分配规则遭到破坏，则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收入分配的信号作用就会受到干扰，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变得模糊，这必然会影响全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收入分配状况并不是单纯地对经济增长结果的反映，更是影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分配不公不仅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还会在宏观层面上抑制需求增长、微观层面上制约效率提高，从而不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合理的政策与权力对分配规则的破坏，引起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而且这一初次分配结果并没有通过收入再分配体系得到有效调节。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改变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不仅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可能使经济陷入到分配不公与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中。

【注释】

[1]王弟海：《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动态视角》，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2]曾文：《试论公平的现实性与实现途径》，人民网，http：// theory.peopIe.com.cn/ GB/ 49154/ 49156/ 4347239.htmI。

[3]王弟海：《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动态视角》，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264页。

[4]王弟海：《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动态视角》，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5]Aghion，P.and P.，BoIton，“A Theory of TrickIe Down Growth and DeveIop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I.64，1997.

[6]Ghatak，M.and N.N.Jiang，“A SimpIe ModeI of InequaIity，OccupationaI Choice and DeveIopment”，JournaIof DeveIopment Economics，VoI.69，2002.

[7]Mookherjee，D.and D.，Ray，“Persistent InequaIit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I.70，2003.

[8]C.R.Winegarden，“SchooI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I Data”，Economica New Series，VoI.46，No.181，1979（2）.pp.83—87.

[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0]李冬妮、张辑、赖志凌：《机会公平与社会稳定》，《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

[11]李培超：《论环境伦理学的“代内正义”的基本意蕴》，《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2]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5页。

[13]杨勤业、张军涛、李春晖：《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的初步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6期。

[14]何卫华：《收入分配不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15]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16]乔榛：《中国高投资率引发的代际公平问题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7]转引自张有义：《走向民富》，《南风窗》2012年12月24日，http：// www.nfcmag.com/ articIe/ 3802-s.htmI。

[18]何卫华：《收入分配不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19]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2页。

[20]李爽：《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21]戈登·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范飞、刘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2]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2页。

[23]胡联合、胡鞍钢：《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2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沈宗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2页。

[2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沈宗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4页。

[26]陆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27]郭翔：《犯罪与治理论》，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

[28]胡联合、胡鞍钢：《中国贫富分化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载《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7页。

[2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5页。

[30]胡联合、胡鞍钢：《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31]严梅：《新建桥模型与中国的渐进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

[32]周勤：《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经济论坛》2006年第15期。

[33]臧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载权衡主编：《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4]严梅：《新剑桥模型与中国的渐进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民论坛：中旬刊》2012年第6期。

[35]钱世明、童源轼：《公平分配——理论和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6]聂国卿、陆远如：《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求索》2004年第12期。

[37]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