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祭祀是民间信仰

内容提要

拙著所说的“近世”是指宋元明清时期。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中央王朝显然也已清晰地意识到了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对稳定各地社会秩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能更有效地支配全国各地，中央王朝通过制定政策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加强了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的渗透。到了明初，中央王朝更是制定了原理主义色彩很浓的祭祀政策。此后数百年中，这一政策时松时紧，并出现过几次全国性的捣毁淫祠活动。那么，在中央祭祀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到底又是如何去“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呢？民间信仰领域又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洗牌、重组活动”呢？而这其中的主角，也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在参与、主导其变化呢？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此尚无研究，本书将把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地区，利用碑刻资料、地方志中的祠庙志、文集笔记以及民俗学的调查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绪论：笔者运用最近数十年来日本、欧美相关研究成果及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国内的研究几为空白），勾勒出近世中国中央祭祀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积极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的乖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复活；万历中期至清末为止原理主义的有名无实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示“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课题的重要性。

第一章：该章考察了全国性神——关羽崇拜在浙江的出现及其普及。通过笔者的研究可知，北宋末之前关羽神不过是一位影响较大的地方神而已，此后由于道教（天师教）的推动，其信仰才开始在浙江等地出现。到了明代，关羽神首次确立了全国神的地位，其背景就在于关羽信仰完全符合明中央“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要求及道教的推动。明代中期，原理主义政治势力大行其道，道士阶层充分利用该信仰符合明代儒教原理主义祭祀精神这一特点，与官僚、文人一道，大肆宣扬、推广其信仰，由此造成明代社会各阶层热衷于关羽信仰的局面。入清后，满人政权为了从文化方面支配汉族，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祭祀政策。雍正年间，中央王朝进一步整备了全国统一的关羽祭祀制度，期待关羽神（武圣）的“灵力”与孔子（文圣）之道一起发挥教化的职能。

第二章：该章考察了平民出身的地方神——周雄信仰在浙江地区的产生及其变迁。据笔者的考证可知，南宋时期五通神信仰在东南地区的扩展过程中，原本可能是巫师出身的临安府新城县人周雄（1188-1211），死后被当作五通神的从神而得到祭祀。此后通过创作大量灵异事迹及王朝对该神的加封、赐额，周雄神在东南地区迅速普及开来。尽管如此，由于周雄生前并没有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义行事迹，入明后没能被列入官方祀典。随着明中期打击淫祠活动的加强，作为普通地方神的周雄，其庙宇面临着被捣毁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受苏州周容孝子信仰趋向繁盛的启发，也许是利用了元代新城县孝子周德骥的事迹，周雄生前是孝子的传说被编撰出来，由此迎合了儒家的忠孝理念，这样周雄信仰不但幸免于难，而且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大力扶持，从而获得了新生，历经数世纪而不衰。

第三章：该章考察了生前属于士大夫阶层、出生于婺州永康县的胡则的生平和活动，以及其信仰在浙江的诞生及其扩大。胡则（963－1039）一方面是位有一定才干、政绩的官员，另一方面又被同僚指责为贪婪、结党营私的奸人。尽管如此，在其去世后，由于他生前曾奏免衢州、婺州身丁钱（先行研究多认为该事属于历史事实，笔者考证出这是传说，是胡则成神的契机）的传说被伪造出来，胡则信仰便得以产生，此后随着其他灵异传说的不断涌现，其信仰终于在浙江地区不断扩大。在编撰传说、建造祠庙活动中，在利益驱动下的僧侣阶层自然而然地发挥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士人阶层（包含明初浙东儒臣在内）也不断美化胡则事迹，使之迎合了儒家的祭祀观念，并为其向中央王朝申请封号、庙额、编入祀典等，由此该信仰获得了官方这顶保护伞，终能长期繁荣于浙江中部地区。

第四章：通过第一、第二、第三章的具体案例研究得知民间信仰通过“适应”祭祀政策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该章则从地域的角度分析民间信仰迎合祭祀政策的必然性。根据地理区位、地貌、水系及开发历史，浙江省可分为杭嘉湖宁绍、金衢严、台温处三个区域，这些区域内部的民间信仰各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具体而言，明清时期杭嘉湖宁绍地区由于受蚕桑业、发达的水运及工商业、潮水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其地蚕神、航运保护神、财神、潮神等信仰普及；金、衢、严等浙江内陆地区则由于易遭受旱灾、乡土意识浓厚等因素的影响，胡则、徐偃王、周雄等乡土保护神较为发达；温、台、处等三府则由于历史上发达的巫术传统、福建移民较多、沿海平原开发易遭海水倒侵等情况的影响，其地马夫人、陈夫人、平水大王等女性神、开发保护神信仰昌盛。上述信仰现象都是当地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反映，满足着各地民众的心理需求，因而地域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士人）才会向朝廷、地方官府等施加影响，使得这些信仰能长存不歇。

结论：通过上述各项案例、专题研究，在得出中央祭祀政策给各地民间信仰构图带来深刻影响（如明代关羽信仰的异军突起、周雄信仰通过追加孝子传说而获得了新的发展、胡则信仰通过士人阶层的美化而得到了正神的地位）这一结论的同时，指出民间信仰由于更深地受制于当地的特殊环境，使得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执行者不得不与地域社会中各阶层的代言人达成某种妥协，形成宋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表面上是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是各地传统信仰在延续的状况。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总之，本书通过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探讨，揭示出中央祭祀政策的变化与民间信仰的连动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对应法则，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近世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态势。从民间信仰的层面，深层次窥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轨迹及结构,必定会为重新认识近世中国文化的特征提供一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