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政策与地域社会

三、祭祀政策与地域社会

迄今为止，针对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出现的新变化⁽⁴⁶⁾，大多数学者都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其成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当属美国学者David Johnson和Valerie Hansen⁽⁴⁷⁾。其中HansenHansen氏把宋代地方诸神信仰的形成、扩大过程与当时的商业发展、商品流通等联系起来分析，描绘出当时的神灵信仰由地域色彩极浓的本地神（local god）向区域性的神（regional god）发展，最后演变成全国性的神灵（national god）的趋势⁽⁴⁸⁾。以笔者之见，由本地神转变成区域性神再向全国神发展的这一民间信仰现象，并非始于宋代。比如，六朝时代的蒋子文神⁽⁴⁹⁾和项羽神⁽⁵⁰⁾崇拜现象，其信仰范围早已超越本地神的范畴，完全可以说呈现出了由区域性神向全国神发展的趋势⁽⁵¹⁾。就我所见，有关商业化与民间神灵信仰范围扩大的关系，HansenHansen氏并没能找到足够的史料支持她的学说，其所作出的结论，大半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松本浩一提出，“宋代祠神信仰的变化，尤其是南宋时代的变化，可能可以从国家对民间信仰管理上的变化来理解。”⁽⁵²⁾笔者非常赞同松本浩一氏的见解。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不能只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更要重视中央集权这一政治架构的影响。另外，各种神灵信仰的扩大，除了与中央祭祀政策的变化有关外，也不能忽视士人、僧侣、道士、巫师等社会阶层对民间信仰领域的参与、改造等活动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住在某一地域的人们组成了被通称为“社”或“会”的祭祀共同体⁽⁵³⁾，其活动的主要舞台便是当地的祠庙。祠庙及其所祭祀的神灵，可视作是中国各地共同体的象征⁽⁵⁴⁾。对于居住在祠庙周边的居民而言，祠庙及其主要祀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存在。如须江隆、水越知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庙宇是某一地域社会的核心，祠庙信仰与当地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⁵⁵⁾。对当地的商人及祠庙的管理者而言（巫师、道士、僧侣等），祠庙以及在那里举行的活动是他们的衣食所依。而作为地域共同设施的祠庙，既是当地的社会经济、精神生活的重要纽带，也是地域社会中位居支配阶层的父老⁽⁵⁶⁾、士人等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场所⁽⁵⁷⁾。祠庙中所祭祀的神，不但受到民众阶层，而且也受到居住在当地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及其家庭成员的信仰⁽⁵⁸⁾。也就是说，某一神灵及其祠庙，对居住在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各阶层而言，构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公共领域⁽⁵⁹⁾。

中国历史上，官府在打击淫祠的同时，也有着扶持正祠⁽⁶⁰⁾信仰的传统。中央王朝有关祠庙的各项政策，均直接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发生关联。在宋代，拥有朝廷授予的爵位、庙额的祠庙，均被列入到官府祀典。除了由地方官举行祭祀活动外，祠庙的建造、修理活动，也得到官府的支持及援助⁽⁶¹⁾。与此相对，对于那些没有被列入到王朝祀典的神灵而言，其祠庙就存在着被当作淫祠遭到破坏的危险。同时其信仰在向其他地区扩展时，也容易受到各种势力的抵制。正如HansenHansen氏所弄清楚的那样，如要获得宋王朝的爵位、庙额，需要由地方官员（知县、知州等）出面，向转运使递交相应的申请材料，转运使再把神灵的灵异材料申报给朝廷。中央政府（主要是太常寺）在确证这些灵异事迹后，再决定是否授予爵位、庙额，赐予什么爵位、庙额。但有关神灵的灵异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由地方上的父老、士人等向地方官提交的⁽⁶²⁾。可以推测，自身利益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各阶层，为了保证既得利益或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展开对有关部门的游说、申请活动。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地方上的利益，针对中央王朝的祭祀政策，地方上社会各阶层都会有相应的行动。

如前所述，宋元时期朝廷制定了开放的、积极的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废除了宋元时代的所有封号，制定了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重新厘正了祀典。明中期时，经部分儒臣及士人们的倡议，中央加强了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贯彻实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方社会到底是如何去应对的？明代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到底有没有使民间信仰领域产生出新的变化？地方社会中，到底有哪些势力参与了其事？上述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同时，明代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其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本书将通过考察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现象，探索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