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之后的关羽信仰

2.雍正之后的关羽信仰——教化功能的强化

雍正年间以后，关羽神祭祀制度逐渐得到强化。第一，雍正三年（1725），朝廷授予关羽的曾祖、祖、父三代以公爵之位；第二，各府州县的关羽庙中，指定一座为官庙，每年定期由当地官员举行祭祀；第三，在祀典上，除了原来的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外，还追加上了春秋二祭；第四，在洛阳关羽冢庙、解州关圣庙及当阳陵庙，分别设置五经博士；第五，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指定关羽庙为武庙。以上五条措施都是由雍正帝亲自颁布的，从中不难看出雍正帝对关羽祭祀的重视。雍正以前的各地方志中，有许多并不记载当地的关羽庙，但到了雍正年间以后，在各地方志的祠庙志中，必定会记载关羽庙的内容。由此可知，雍正帝对关羽祭祀制度的整备，必然会对关羽信仰本身带来巨大的影响。

清王朝有意利用关羽信仰为其统治服务一事，Prasenjit Duara、郭松义、张羽新、太田出已有详细论述⁽¹⁰⁷⁾。但关于清王朝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并积极利用关羽信仰一事，上述论文都没有特别谈及。笔者认为，关羽祠庙祭祀制度的大规模整备并赐予关羽三代祖上封号一事，表明清王朝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并大力推崇关羽信仰。前述雍正帝亲自撰写的碑文中，有如下记录：

朕缵绪膺图，尊隆秩祀。登极之初，既加封先师五代，以展尊师重道之意。更念神福国庇民，御灾捍患。英风冠古，浩气不磨。生有自来，钟灵孔厚。宜追封三代，晋爵上公。

这里雍正帝表明了他自己的想法：在刚登上皇位之时，马上为孔子五世加封，目的是为了表彰尊师重教之意。同时，为了感谢关羽神护佑国家、人民，提倡浩然正气，他决定追封关羽祖上三代，以期关羽灵力能像孔子学说一样，发挥着教化的职能。那么，在众多神灵中，雍正帝为什么要选择关羽神呢？首先，正如郭松义、张羽新等人所说的那样，关羽是代表忠义的历史人物，对王朝中央而言，这样的个性是应予提倡的。也就是说，雍正帝期望国家官员能以关羽为楷模，忠于清王朝，对皇帝鞠躬尽瘁。其次，先行研究都不曾重视的，而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自万历年间以来，关羽神已发展成为全国官民的信仰。明末以来，其他的人格神，其影响远不能与关羽神相提并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关羽神为其统治服务，是最合理而且是最便利的。正由于此，雍正帝才会大规模地扩充关羽神祭祀制度，并规定全国所有县都要建立或指定一所官庙，由当地政府官员亲自祭祀。也就是说，雍正帝以来，关羽信仰已不再纯粹是民间信仰，同时也是王朝教化的重要工具。乾隆二十九年（1764），处州府缙云县关羽庙进行了重建活动，时任缙云知县的令狐亦岱所撰写的关羽庙碑记中写道：

国家自畿辅至郡邑，载在秩宗，使天下通祀者，自文庙外，惟帝庙为重。然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犹不能遍观尽识，而帝之灵能使小人、妇人莫不奔走骇伏，故其感人易入而化人尤速。……即五云士子入学豉箧，若能以帝之治春秋者，施之君臣、朋友间，将进为名臣，退亦不失为善士。则是役也，上以广朝廷尊崇之意，下以宏学校教化之功，又岂区区一时之兴废举坠云尔哉。⁽¹⁰⁸⁾

在这里，缙云知县令狐亦岱提到，孔子学说由于其博大精深，即便是博学之士也不能尽识其道，但关羽神之灵力，即便是小孩、妇人都能信从，因此关羽神感化、教育民众方面更为容易，效率更为显著，即便是缙云县的学者文人，如果学习并实践关羽神“治春秋”之精神，就能够做到“进为名臣，退为善士”，因此他鼓励全县士人、民众向关羽学习。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关羽庙的修建活动，本身已成为王朝教化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至光绪五年（1879）为止的110年间，清王朝先后九次为关羽神进行了加封。关羽神的封号最后达到了二十六个字，即：忠勇神武灵祐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比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关羽封号，整整增加了10个字，封号中所包含的字，没有一处不体现了清王朝的教化之义。不仅如此，到了咸丰三年（1853），对关羽神祭祀的级别，也从“群祭”（小祀）中提升到了“中祀”，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先师孔子之外，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加封及祭祀级别的提高，充分表明了中央王朝有意利用关羽信仰，使之服务于国家统治的目的。

总之，入清之初，王朝中央对关羽信仰的政策，首先是继承明代以来的制度，没有根本的变化。此后，关羽信仰不但没有衰退，到了雍正年间以后，王朝开始扩充、整备关羽的祭祀制度，关羽信仰在中国更加趋向兴盛，其信仰已由一般的民间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其地位已不亚于孔子的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