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与胡则信仰

1.僧侣与胡则信仰

近年来，随着滨岛敦俊先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巫师与地方神信仰之间相互关系已越来越清楚⁽⁶²⁾。宋代以来，道教积极参与、干涉地方神信仰的状况也成了近年来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⁶³⁾。但是，关于佛教也参与到地方神信仰活动中去的论述迄今为止却很少见到。我认为在胡则信仰产生、扩展过程中，僧侣所起的作用绝不可忽视。

明初宋濂在为浦江县龙德寺所做的《重建龙德大雄殿碑》中有“先是龙峰之上有塔七层，宋天圣三年（1025）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则捐钱五十万所建”⁽⁶⁴⁾，提到了胡则曾为龙德寺捐助五十万巨款。另外，宋濂撰写的《惠香寺新铸铜钟铭》中还有“宋宝元间（1038—1039）继隆大师实为之。隆尝走汴京，得中宫赐铜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则力相其事，至庆历甲申（1044）钟始成”⁽⁶⁵⁾，谈及铜钟制作过程中，得到了胡则的关心和支持。关于这些宋代胡则的事迹，恐怕宋濂并没有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为证，而极可能只是从僧侣那里听来的传说而已⁽⁶⁶⁾。借此我们可以推测，该传说是僧侣们妄图借胡则神的影响力而编造出来的。如是这样的话，就像永康方岩广慈寺那样，在有关胡则的生前事迹及死后灵异传说的编造过程中，僧侣们参与其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永康县胡则祖庙（赫灵庙）位于方岩山顶。历史上该山顶并无聚落，唯一的人工设施就是始建于唐代的广慈寺。胡则举进士之前，曾在该寺励学过。而胡廷直的庙记则说在胡则求学过的地方建立了赫灵庙，借此可知广慈寺与赫灵庙的密切关系。实际上，现在的赫灵庙确实位于广慈寺内，胡则神也是广慈寺的主神⁽⁶⁷⁾，参拜该寺的香客，绝大多数都是胡则神的信徒。也许在赫灵庙创立过程中，僧侣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让人不得不想到唐代当阳县玉泉寺与关羽信仰之间的因果关系。据井上以智为的研究，唐代中期以来，玉泉寺把关羽作为伽蓝神来崇拜，此后，关羽神便被当作伽蓝神而在全国传播开来。玉泉寺的关羽庙（显烈庙）位于该寺近旁，其管理也由该寺僧侣承担⁽⁶⁸⁾。如考虑到关羽信仰的这一显例，可以说赫灵庙在北宋时代之所以被建立，实与广慈寺的僧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胡则上奏免除婺州、衢州身丁钱一事并非历史事实，而不过是传说而已。虽然没有历史记载谈到该传说的编造者，但胡则庙的经营者、管理者显然从该传说中受益匪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随着传说影响范围的扩大，前来参拜胡则庙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明清史料中除了上述传说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传说资料。如嘉靖年间黄岩人、王守仁弟子黄绾所作的《游永康山水记》中，留下了如下的记录：

世传有胡侍郎尝读书其中，殁遂为神。宋徽宗时，睦贼方腊寇永康，乡民皆避于此，贼顾绝涧，缘大藤将至，赤蛇吃藤中断，贼皆坠死涧中。两石并起百余丈，中仅一线，名千人藤，贼乃缘涧道登。据梦神人骑白马饮泉，明日泉涸，贼惧遂降。皆谓胡公灵异，其民至今崇信。寺后有石洞，可坐又阴森绝，有小石洞为胡公读书堂。⁽⁶⁹⁾

据此传说，方腊率叛乱军攻打永康之时，乡民们曾在方岩顶上避难。叛军登山之时，巨大的“赤蛇”显现并咬断大藤，结果叛军全部坠崖而死。又说叛军中有人梦见神人饮马于池，第二天果见泉水干涸，于是叛军投降。在该记录中，没有出现宋朝王师。与前述胡廷直记述的佑助王师平定叛军相比，这里更强调的是保护乡民。显而易见，这是为了便于吸引周围乡民而编撰出来的传说。另外，这里还新出现了胡则的“读书堂”，这当然是附会的。在雍正《浙江通志》中，方岩山还有“胡则宅”⁽⁷⁰⁾。这些都是当地僧侣牵涉编造胡则传说的间接证据。

不管怎样，以上传说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赫灵庙的注意而编造出来的传说。直到今天，每年八月十三日即胡则诞辰日前后，金华府属各县民间仍然存在着前往永康县方岩胡则庙的朝香的惯俗。据说其参拜者的人数并不亚于杭州灵隐寺、普陀山⁽⁷¹⁾。毫无疑问，随着民众参拜活动的隆盛，广慈寺的僧侣从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⁷²⁾。单从这一点来看，广慈寺僧侣参与创作“奏免衢婺民身丁钱”及宣和年间显灵传说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即胡则生前曾给婺州当地民众带去恩惠和宣和年间显灵的传说，激发了那一带民众的兴趣，通过信徒们的参拜及捐赠活动，广慈寺僧侣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除了方岩之外，其他地区有关胡则的传说中，也存在着僧侣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前述杭州府海宁县的胡暹神（胡则神的蜕变）的生前传说中提到胡暹奉命来海昌（海宁）招请齐安禅寺。齐安谢绝隆恩后，当即端坐涅槃。胡暹本人也在经过海神祠时羽化。他们两人都是以佛教的方式“化”而死的，因而海宁胡姓神的传说的编造，僧侣参与其事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明清时代僧侣们积极参与建设、修理胡则庙一事从史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清末时，永康县在杭士人准备重建杭州龙井胡则庙，“招吾邑方岩寺僧元球供香火。其寺之师悟兰、悟品、元檀分岁助钱三千四百二十千四百二十有奇。”⁽⁷³⁾永康县方岩广慈寺僧侣悟兰、悟品、元檀等共捐助3420贯420文铜钱，其寺元球专程受聘到该庙看管香火。同类的事例还有：雍正年间（1723—1735）僧侣性聪募捐修建了金华县的神塘殿（胡则庙）⁽⁷⁴⁾；嘉庆年间（1796—1820），位于义乌县稠岩的赫灵行祠也在僧侣启法的主持下得以再建⁽⁷⁵⁾。位于寺庙旁边的庙宇不只是赫灵庙，咸淳《临安志》及《梦粱录》所载的胡则庙（显应庙、显庆庙）也在龙井衍庆寺旁。除此之外，通过明清时期的方志记载可知，丽水⁽⁷⁶⁾、黄岩⁽⁷⁷⁾、嵊县⁽⁷⁸⁾、龙游⁽⁷⁹⁾等县的胡则庙也都位于佛教寺院内部或近旁。这些事实都表明，胡则庙的经营多与僧侣相关。

除了传说的编造、庙的建设修理之外，为了在民间深化、普及胡则及佛教信仰，僧侣们还创作了《胡公经》（善书之类），供胡则信徒在胡公庙内唱诵并焚化之用。胡国钧所收的《胡公经》中，包含有如下的内容：

南无佛说胡公经……（胡公夫人）又劝胡公改吃素，大乘小乘勤修行，天下善事都做尽，一心奉你上天门。⁽⁸⁰⁾

按此说法，胡公经是由“佛”所传布的。其中谈到胡则夫人奉劝生前的胡则素食，勤研佛教经典，尽行善事。这里显然是把胡则当作佛教的信徒来安排的。虽然现在无法准确知道《胡公经》的实际创作者，但可以相信，僧侣参与其事的可能性是很高的⁽⁸¹⁾。从《胡公经》在民间流传一事可知，像关羽信仰那样，当地僧侣也尝试着把胡则神改造成佛教系列的神明。

总之，在胡则的神化及其信仰的形成、扩大过程中，佛教僧侣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与胡则有关的各种传说，很可能出自于僧侣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