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木制模具给我们铺开一幅人间美好、祥和、自然、安静、和谐的生活画面，那么陶制模具则给我们演绎了一个神话的世界，时间跨度超过5000年，人物涉及佛、道等各个宗教，其中不乏印度“进口”而后中国化的，历史人物衍化而来的……好似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
从现今出土的陶制器物可以推断，我们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制陶工艺，陶制器物具有低成本和经久使用的特点，比起后来出现的瓷器多了一份粗犷、质朴，却少了细腻和灵动。龙凤花烛中的陶制模具就有这个特点，也是将人物和动物造型通过阴刻的形式雕刻在泥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的。目前留存的陶制模具出自何人之手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些陶制模具是专门为制作龙凤花烛而设计和制作的，但是不是出自程寿琪之手现在已没有办法考证了。这些人物模具各个神态生动，且具有很强的识别性，让人一看就能分辨出是什么人物，如八仙中的铁拐李、三国中的张飞、《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等。在众多的陶制模具中，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和人物两种类别，这里主要介绍人物部分。
人物模具中又可分为神话人物模具与历史人物模具。
（一）神话人物
在人们的印象中，神仙无所不能，能帮助人们完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和实现人生理想。因此，中国人喜欢在人生的重要时刻，祈求神仙的指点和保佑，猎人进山要祭拜山神，渔民下海要祭拜海神，农民祭拜谷神，就连准妈妈也要祭拜送子观音。以至于神话人物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地位和出镜率都很高，这与中国人遇事祈福纳祥、求吉趋利的心理特点相契合。
1.福禄寿三星
福、禄、寿三神的模具是较为常见的，也有很好的祝福寓意。中国民间都称呼福禄寿三位神仙为三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最受喜爱的神仙，也唯有福禄寿三星照耀，人间才能有喜悦祥瑞之气。
“福”是中国民间最常见的符号。即便是到了今天，在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一个“福”字。从字面解释，“福”就是顺利、幸运，民间奉“福星”为吉祥之神。其中，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福星是天官。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天官是赐福的，所以祈福的人首先要敬拜天官（图3-2-1）。古时，各地的“三官庙”（天官、地官、水官）香火旺盛，人们虔诚敬拜，就是希望福星高照，得到福神庇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种种求福的礼俗，如戏班子开场必演“天官赐福”戏。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从前有个叫陈子祷的男子，长得俊美，言行也是温文尔雅，有幸与龙王的三公主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妇，甚是恩爱。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人分别在农历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有了天官、地官、水官三兄弟。[9]三官中以天官为尊，后被奉为道教的紫微帝君，职掌赐福，因此人们视其为福星，与禄星、寿星并列。旧时妇女行礼要屈膝弯腰，双手按住右腹，口称“万福”；亲友分别，拱手相送，总会祝其“一路福星”；造房上梁要挂一块红布，上写“紫微高照”字样，招聚福气；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在大门、房门贴上写有“福”字的红纸，有的还故意将“福”倒贴，因为“到”与“倒”谐音，倒贴“福”字，意为“福到门庭”。
图3-2-1 天官赐福年画
传统祈福有两重意义：一是祈求机遇运气，即“福运”“财来福凑”，即俗话说的“福运”“福气”“有福”；二是祈求和合，即和谐团圆。在中国传统理念中，上额饱满、下颌方圆、体态丰满的人被称为有“福相”；家庭和美、子孙贤孝之家被称为有“福气”；传说中神仙居住过的或者人间仙境一般的地方被称为“福地”，亦指幸福安乐的地方；民间流行的“福神”形象也是圆头大耳，怀抱婴儿，呈“团圆”之相。（图3-2-2）吴越等地，旧时有年终祝福之俗，清代范祖述《杭俗遗风》载：“岁终，家家必祀年神，俗谓之烧年纸。送神之后，合家团聚饮食，名曰散福。”[10]祭祀年神多用猪头，亦有用五牲者，即鸡、鱼、猪肉、羊肉、腌猪头。“散福”即祝福，福乃一家和美、团圆的象征。笔者在浙江金华过年时曾经亲身经历过类似民俗，虽然并未见到猪头和五牲，但整只鸡和大块猪肉还是有的，可以确定这种“烧年纸”的风俗至今犹存。
图3-2-2 福星模具
禄星为职掌文运仕途的星神。自唐代开始，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以高官厚禄吸引天下读书人为其服务。禄位引人如饵钓鱼，世称“禄饵”。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这是寒门学子出人头地，施展抱负的唯一选择。因此对禄星的崇拜渐渐形成。这种风尚在民间一直存在，实际上也印证着寒门百姓对权力富贵的追逐和对子孙后代前途的美丽祈盼。（图3-2-3）
图3-2-3 禄星模具
寿星崇拜具有生命崇拜的意义。寿星所代表的生命崇拜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人的长寿。寿星形象的大脑门儿，也与古代传统的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紧密相关。仙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寿意象之一，因其头部高高隆起，姿态仙风道骨，是仅次于凤凰的“一品鸟”，明清两代一品官官服胸前的刺绣图案就是“仙鹤”。再如寿桃，传说是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特供的长寿仙果。这种种象征着长寿的意象融合叠加，最终造就了寿星的大脑门儿。（图3-2-4）
图3-2-4 寿星模具
生命崇拜的第二层含义是生命的延续和血脉的传递，即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尽焉”的生命繁衍，使自己获得永生的意义，从而升华生命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理念中“多子多福”与“祈求长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需要足够多的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所以家中多子也就意味着拥有众多的男性劳动力，是家族强大的象征。即便是今天，在中国乡镇仍保留着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人生观和婚姻观。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业发达意味着家族的人丁兴旺。
因此，福、禄、寿三星在龙凤花烛中的出现绝非偶然，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取向的体现，也是百姓生活永恒的主题。
2.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
玉皇大帝在民间信仰中是至高无上的天界总管，是主持天道、总管天地人三界的大神，居住在玉清宫。道教认为玉皇为众神之王，在道教神阶中修为境界虽不是最高，神权却是最大的。玉皇大帝除统领天、地、人三界神灵之外，还管理宇宙万物的兴隆衰败、吉凶祸福。由此可知，玉皇大帝相当于神仙中的政权最高统治者，万神之领袖。
关于西王母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后来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西王母被纳入道教神仙体系中，亦被称为王母娘娘，成为所有女仙及天地间一切阴气的首领，护佑婚姻和生儿育女之事的女神，全真教的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也投合了道教对长生的追求。在后来的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她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还传说她拥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药，著名的月中仙女嫦娥就是因为吃了她的神药而飞到月亮上的。
后世的小说、话本、演义中，特别是在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形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普及且明晰化。由于两者在传说中分别以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出现，并且占据了古时候中国人民想象力中男性和女性的最高地位，所以人们渐渐将两者联系起来，并安排成了夫妻。在中国民众的观念中，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就是天上的皇帝和皇后，主宰人间的福禄寿，同时也包括了灾难与痛苦。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想象力是丰富且富有逻辑的。西王母最初的形象，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到了《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才具备了明确的人形与神性。直到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并有了新的出身：西王母原本是由开天地以来阴气凝聚而成的母神，在天宫中是所有女仙之首，“为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并执掌着昆仑仙山。
而对玉皇大帝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信仰的天帝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道教大盛。由于天帝信仰和天帝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道教便将这些传统的信仰与神话元素纳入其神仙体系，尊其为“玉皇大帝”，以此来加强道教在民众中的号召力。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流传过程中，与道教相结合，受道教体系的逻辑和需要影响，因此被重塑形象，兼具威严与慈祥。因此在模具的世界里，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形象很好辨认，玉皇大帝手执玉版，威严庄重，王母娘娘手捧仙桃，温婉慈祥（图3-2-5）。
图3-2-5 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模具
3.和合之神
和合之神是婚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形象。和合之神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圆盒，也被称为“和合二仙”。（图3-2-6）关于和合之神的原型，流传较广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其原型为唐代的万回。据说当时有个僧人，姓张，生性痴愚。他有个哥哥在边关当兵，久绝音讯，其父母日夜涕泣想念，于是他出门如飞，一日往返万里，并带回一封哥哥笔迹的家书给父母，故被称为“万回”。传说唐高宗还曾把万回召入宫，武则天也送他锦袍玉带。张万回其形特异，传说是菩萨转世，被佛祖贬到人间。他能未卜先知，所说之事多有应验，处处为人排解祸难，亦能促人团圆。所以万回死后，百姓们都自发地供奉、祭祀他。后来，唐明皇封万回为圣僧，后人视其为“团圆之神”，称之为“和合神”。
另一种说法是，到了明末清初时，和合之神的形象由唐代诗僧寒山与拾得所取代。（图3-2-6）相传寒山与拾得二人亲如兄弟，共爱一女。临婚之时，寒山得悉此事，随即出家为僧，而拾得不忍负于挚友，遂舍女去寻觅寒山。两人终于相见，俱为僧，建寒山寺。从此，世传之和合神形象一化为二，且改为僧状，为蓬头之笑面神，一持荷花，一捧圆盒，意为“和（荷）谐好合（盒）”。在我国传统的婚礼喜庆仪式上，常常会挂起和合二仙的画轴，或在婚礼之日，新房之中，挂悬和合二仙画；也有人将其常年挂于厅堂，以图吉利。
其中，《寒山诗》的流传，使得寒山与拾得的形象渐渐鲜明起来。而且《寒山诗》的思想更为后来寒山、拾得二人的和合二仙形象的升华起决定因素。唐代著名的《寒山诗》，具有脱俗的气韵与禅意，体现了淡薄世俗名利荣华的思想。不仅具有徜徉于大自然的坦荡胸怀，而且也有警醒佛教徒的精辟之句，因此甚为后人所推崇，至今仍对人们修身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名的“寒山问拾得”记录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甚是精彩，也可见他们的姿态与意境。
关于和合二仙的象征意义，有以下三种说法。说法一：象征“家庭和合”，取自唐代僧人万回之故事。因其为解父母之忧，往返万里，为父母带回远征沙场的兄长的书信，故名万回，民间俗称万回哥哥，以象征家人之和合。说法二：象征“朋友和合”，取自寒山、拾得的生平传说，现存许多资料都有相关类似的记载。寒山与拾得二人亲如兄弟，共爱一女，却能以诚相待，不负挚友，是以象征朋友和合。说法三：象征“夫妻和合”。在《周礼·地官》中，有“使媒求妇，和合二姓”，意指和合二仙是主婚姻之神，因而，和合二仙图也常悬挂于婚礼上，以示夫妻和睦、幸福美满。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讲求“以和为贵”，人们希望“和合二仙”给人带来家庭和合如意、和合美满，所谓家和万事兴者。龙凤花烛中的模具里亦有和合二仙，设色以红、绿为主色而且色彩鲜明，这使得和合二仙的形象在整体上更接近传统审美趣味。（图3-2-7）
4.八仙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钟离权、吕洞宾、铁拐李、曹国舅、何仙姑、韩湘子、张果老和蓝采和这八位道教体系内的仙人被统称为“八仙”。八仙的形象是中国古代百姓情感智慧、审美习惯、审美经验的体现，也是古代人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古代人民对八仙的崇拜和信仰，并不在于他们是道教的神仙，而是用凡人的思想感情去塑造八仙，将八仙人格化和个性化，使八仙成为个性突出、性格鲜明的神仙形象。同时，人们又把八仙看作可以使人增福添寿、可亲可近的仙人，是公认的吉祥神。（图3-2-8）
图3-2-6 和合二仙模具
图3-2-7 设色中的和合二仙
八仙的形象之说，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号称“淮南八仙”的八位文学家，当时称作“八公”。《小学绀珠》记载：“淮南八公：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披、雷被、晋昌、伍被。”由此可见，淮南八仙只是八个文人，并非神仙。但后来因为有淮南王成仙的传说，后世便附会在他门下的八公也成仙了，称作“八仙”。
而后世普遍流传的八仙形象，即钟离权、吕洞宾、铁拐李、曹国舅、何仙姑、韩湘子、张果老和蓝采和等人，至少在唐宋时已经出现了，直到明代吴元泰的演义小说《东游记》一书问世，“上洞八仙”才确定了人物。吴元泰甚至排定了八仙的顺次：一是铁拐李，二是钟离权，三是蓝采和，四是张果老，五是何仙姑，六是吕洞宾，七是韩湘子，八是曹国舅。这八仙的组成及排名次序，已经与后来所传八仙完全吻合，这说明大多数人接受了吴氏的说法。
明以后，这组仙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道教把他们奉为“教祖”，广大群众则在口头传承中继续编造他们的传说故事，同时，又把他们看作可以使人增福添寿、可亲可近的仙人。八仙之中虽然有几位史上确有其人，但要究其成仙之道、云游之迹，主要还是舞台上的表演和民间传说的描绘。说他们是历史人物，不如说是民间智慧、民间艺术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典型。
图3-2-8 八仙模具
八仙与道教其他神仙不同，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成仙，与一般神仙道貌岸然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喜爱。他们之中有将军、皇亲国戚、叫花子、道士等，并非生而为仙，而且都有些缺点。同时八仙也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也因此，一般道教寺院都有供奉八仙的地方，或是独立设置八仙宫，而神明庙会也有八仙出现。八仙也常出现在年画、刺绣、瓷器、花灯及戏剧之中。相传八仙也会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所以“八仙祝寿”也成为民间艺术常见的祝寿题材，民间戏曲酬神时，也经常上演《醉八仙》或《八仙祝寿》等所谓“八仙戏”。是以在花烛模具中发现八仙的形象，并不意外。
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下这八位仙人。
铁拐李又称李铁拐，传名为李凝阳或李洪水，或名李玄，字拐儿，自号李孔目。观其外形：黑脸蓬头，卷须巨眼，跛一右足，手持铁杖，身背葫芦，头束金箍，形极丑恶，一副流落街头的乞丐模样。（图3-2-9）然而，李铁拐却是八仙团队中最为资深的一个，也是最早成仙得道的。根据多种民间史料考证，其生卒年约公元前418—公元前326年，巴国津琨（现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李家坝）人。现今李家坝仍有药王观和拐李祠等遗迹，该遗迹坐落于九本秋柑橘果园内，大部分建筑毁于清代，现仍保留基石残垣。传说铁拐李晚年修道于石笋山，现今河蹁李家大院仍遗留李玄故居等遗迹，药湾大院曾是铁拐李炼丹济世的地方，现更名为乐湾大院。铁拐李虽为著名的道教八仙之首，但其见诸文献却相对较晚。关于铁拐李的传说极多，大多为悬壶济世、普救众生之事。其中，他随身携带的那个硕大葫芦可以说是他的法宝，内藏仙丹，不仅能为人治病，还能起死回生。赞之者曰：“葫芦中岂止存五福?”除葫芦外，其铁拐也是有神通的，扔掷空中可化为飞龙。传说铁拐李便是乘龙而去为仙的。葫芦和铁拐皆为其法宝，因此铁拐李也被称为“双宝大仙”。
钟离权，复姓钟离，名权，字云房，一字寂道，号正阳子，又号和谷子。据传原型为东汉大将，故又被称作汉钟离。但据杨慎考证，载于《词品》：“仙家称钟离先生者，唐人汉钟离也，与吕岩同时。韩涧泉选唐诗绝句，卷末有钟离一首，可证也。近世俗人称汉钟离，盖因杜子美《元日》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流传之误，遂传会以钟离权为汉将钟离眛矣，可发一笑也。”钟离权少工文学，尤喜草圣，身长八尺，官至大将军，后因兵败入终南山。据说钟离权遇东华帝君，引至贵州赤水二郎坝修道，后于飞仙崖飞升，乃隐于晋州羊角山。道成之后，束双，衣槲叶，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全真道尊为“正阳祖师”，列为全真北宗第二祖。又传钟离权是受铁拐李点化，上山学道。下山后又飞剑斩虎，点金济众。最后与兄简同日上天，度吕纯阳而去。元世祖尊其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元武宗又尊为“正阳开悟传道重教帝君”，相传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列入“八仙”。关于钟离权的传说，众说纷纭，二郎坝现今仍有正阳观、飞仙崖等遗迹。
钟离权在民间的标准形象是一个大肚腩胖子，头梳双髻，赤面长须，袒胸露肚，手拿一支芭蕉扇摇个不停，一派闲散自得的神态。（图3-2-10）这个大胖子常年面带微笑，似乎永远没有烦恼哀愁，有人道是“轻摇小扇乐陶陶”。有人说芭蕉扇是他的法宝；有人说他的法宝是一只鼓；亦有人说他的法宝就是这种超脱。真的当我们走近这个神仙，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钟离权。
图3-2-9 铁拐李模具
图3-2-10 钟离权模具
张果老，原名张果，在八仙中年龄最长，所以世人称之张果老，于历史上却有其人。（图3-2-11）黄永玉曾这样介绍张果老：“唐朝时住在中条山，自己说生在尧时，居然有人信了。开元间迎进京城，赐银青光禄大夫，玄宗盖了栖霞观让他住，看起来他是很开心的，因为当朝头号人物都信了他。何时进八仙集团则不得而知。几时开始倒骑驴儿走也不得而知。既然集团里有了宋朝的分子，这里有趣的传说应该是宋以后的事情了。”[1]可考张果老其人系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张固寨村人，号通玄先生，是唐朝有名的炼丹家，著有此类方面的专著，记述丹砂的产地、形状、性质都非常详细，也说明当时制造丹砂确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说张果老云游四方，在汉族民间传唱道情，劝化世人。所谓道情，是源于唐代的道曲，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说唱乐，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出世思想。南宋始用渔鼓、筒板伴奏，故又称道情渔鼓。可见，张果老是道情的祖师爷了。张果老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是一个倒骑白色毛驴的老汉形象，这种略带滑稽可笑、耐人寻味的形象反能给人以可亲的印象，再加之能说会唱，貌似随性好似打油，然而细细品来则既含道家仙气，又有入世气息，雅俗共赏，深受民众喜爱。
吕洞宾，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唐时之京兆人，两考进士不第，后来浪迹江湖，遇到钟离权，跟到终南山后，又到鹤岭传播哲学，又会剑法，后人尊他为吕祖，全国各地几乎处处都有为他盖的庙宇。”[2]
在八仙之中，吕洞宾论名气不如李铁拐，论资格不如钟离权，论年齿不如张果老，然而吕洞宾在八仙中却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角色。（图3-2-12）从遍布各地的吕祖阁、吕祖庙就可以推定，吕洞宾对后世的影响力是其他七位无法比拟的。甚至有人猜测，八仙群体很可能是以吕洞宾为核心形成的。记载吕洞宾故事的文本，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度铁拐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种种，戏剧、曲艺、民间口头流传故事，说唱吕洞宾的故事，更是不计其数。
图3-2-11 张果老模具
图3-2-12 吕洞宾模具
正是由于大量的民间传唱，吕洞宾的影响力才能不断扩大提升为八仙之首。传世绘画的吕祖之形象虽不尽相同，有的是豪气冲天的剑侠形象，有的则是文质彬彬的文士形象，但无论怎么样画，吕洞宾在人们心中总体印象是仙风道骨、神采飞扬的。正所谓宝剑配英雄，吕洞宾总是身背一把宝剑，是以民间相传，吕祖可飞剑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然而这种神奇剑术于吕祖而言，不过一笑置之。吕祖曾言道：“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3]老子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4]断烦恼、贪嗔、色欲之类却比取人脑袋难得多了，这就是境界了吧。
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仙，也有人说她代表了世间女性，由于在八仙团队中是唯一女性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至于她的生平，一说为唐代广州增城小楼人，今天的增城何仙姑家庙仍为当地一处标志性的名胜古迹。至今，家庙仍留存有两大节庆，分别为每年三月初七何仙姑诞辰与八月初八何仙姑得道之日。每到这两个日子，信奉者就会自发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善男信女参与其中，声势浩大的场面蔚为壮观。关于何仙姑的传说众多且类似，又多有重叠。相传，何仙姑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位列八仙。
何仙姑得道成仙之前原名何琼，14岁时偶遇仙人，仙人认定其有做神仙的潜质，欲度她成仙。在古代神话中，仙人分别赠她蟠桃、仙枣，或教她云母的采摘和食用方法，或干脆收她为徒。何仙姑很是勤奋努力，没有辜负仙人的指点和栽培，学会了很多本事且惠及众生，经过多年的苦修积善最终修炼成仙。
何仙姑的形象通常是手持一枝荷花（图3-2-13），且有赞曰：“手持荷花不染尘。”也有人说，何仙姑的法宝是一个如意。如意是一种吉祥物，外形轮廓与一枝荷花有相似之处，两件东西互有交叉重叠，倒也容易理解。另有一说以为何仙姑的法宝是一个笊篱。笊篱是农家妇女做饭时常用的器具，这使得何仙姑的形象更接近普通妇女。一个笊篱拉近了神仙与百姓日常生活的距离，也是民间智慧的一种体现。
图3-2-13 何仙姑模具
曹国舅，名佾，也叫景休，河北正定人。这里我们必须提一提慈圣光献皇后（1016—1079）、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的第二位皇后曹氏，曹氏为北宋开国功臣曹彬之后。曹国舅便是这位曹皇后的长弟，“国舅”之说，大概就源出于此吧。曹国舅在八仙传说中出现最晚，在宋代就被内丹道收编为吕洞宾弟子，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迟至元明时期才出现于有关记载之中。有关曹国舅的情况，叶慈氏、浦江清、赵景深、周晓薇、白化文、李鼎霞等人先后做了勾勒，班友书在考察黄梅戏《卖花记》的源流时，对曹国舅公案故事做了梳理，视角独到。也有人说他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列入八仙。
有人认为曹国舅是八仙中最为尊贵的一个，他的形象也是一身官服、乌纱帽的装扮。（图3-2-14）曹景休虽是名门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却不喜钱财更不会玩弄权术，性情温和，平易近人，穿着体面，风度翩翩，同时喜欢琴棋书画，尤其是诗词，做事谨言慎行，很是低调。修道之后他散尽家财，周济贫苦之人，再后来，他辞别家人和朋友，身着道服，归隐山林，修心炼性。数年之后，他已达到心与道合、形随神化的境界。终有一天，遇到钟离权和吕洞宾，二人于是授他秘籍，令他精心修道。而后曹国舅更是依照秘籍专心修炼，没过多少时日，他由钟离权、吕洞宾引入仙班。
蓝采和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一说以为，根据近年来在几个地方发现的《蓝氏族谱》，蓝采和当活动于盛唐之时，曾授左补阙谏议大夫。因为犯颜直谏，直怍于权臣，后来解印归家，告别妻儿，潜身终南山。
图3-2-14 曹国舅模具
一说蓝采和原名许坚，在勾栏里唱杂剧，年50岁做寿时误失官身，被官府棒打四十大板，后被钟离权度化成仙。也有人说他常身穿破蓝衫，手持大拍板，在闹市行乞，乘醉而歌，云游天下，后在酒楼，闻空中有笙箫之音，忽然升空而去。他的事迹在《续仙传》《南唐书》等书中均有记载。元杂剧《蓝采和锁心猿意马》《汉钟离度脱蓝采和》《蓝采和长安闹剧》等剧本中对蓝采和的姓名也都有不同的说法。南唐沈汾《续仙传》：“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带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后踏歌濠梁间，于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板拍，苒苒而去。”
蓝采和常常携带一只花篮，花篮内蓄无凡品、包罗万象、神秘莫测、芳香袭人，且能广通神明、驱除邪灵。（图3-2-15）
图3-2-15 蓝采和模具
韩湘子是道教八仙中比较年轻的一位神仙。（图3-2-16）有一种说法是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768—824）有关联，即为韩愈侄孙、韩老成（770—803）之子。其名韩湘，字北渚，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年（794）。韩湘是个努力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而且最后也如其所愿，功成名就。但根据考证，韩湘子的原型并非韩愈侄孙，乃是后人附会。其故事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刘斧的《青琐高议》也有记载。谓湘子幼年即落魄不羁，乃弃家从吕洞宾学道，成仙后用空樽造酒、聚土开花法术，想点化叔公韩愈，韩愈虽见花叶间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但并不解其意。
图3-2-16 韩湘子模具
元朝人所著《韩湘子引渡升仙会》《韩退之雪拥蓝关记》中，记录了韩湘子得道成仙的故事：韩湘子原是苍梧之野、宾龙峰西经皇老洞中，东华公、西城公（道教中的神仙）座前的白鹤，因经常听仙人们讲道而深有感悟，只因它是鸟类，不得登上仙班。后来，吕洞宾教其先转化为人类，脱去羽毛。
5.暗八仙
除了八仙人物形象外，民间还常常用八仙所持的器物来分别替代八位神仙，称为“暗八仙”。
暗八仙是寓意吉祥的传统纹样，以八仙手中所持之物组成的纹饰。因只采用神仙所执器物，不直接出现仙人，俗称“暗八仙”。它与八仙纹一样寓意祝颂长寿。组成暗八仙的八件法宝最流行的说法是：蒲扇、宝剑、渔鼓、玉版、葫芦、箫、花篮、荷花。因为在古代神话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交叉和含混，所以各个时代出现的暗八仙都略有不同。暗八仙作为独立的图案，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最早应该是出现在瓷器的纹饰中。（图3-2-17）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这种装饰开始较广泛地使用在多种器物上，并基本贯穿整个清代，直至民国年间甚至今天仍在民间流行。道教宫观常将这八件法器画成图案作为装饰。
图3-2-17 暗八仙纹样的瓷器
暗八仙又可称为“道家八宝”，区别于“佛家八宝”，既有吉祥寓意，也代表万能的法术。应该说主要功能与“佛家八宝”大同小异，代表了佛道两家的各自不同境界与追求。
暗八仙图案符号成为民间艺术中一组约定俗成的符号，具有固定的组合方式、含义、说法。作为装饰的暗八仙要比八仙人物造型来得简单明了，并具有另一番审美效果，深受人们的喜爱。暗八仙以装饰图案的形式出现在日常用品中，如家具、服饰、瓷器、饰品等。但是在当下社会，面对欧美强势多元文化的冲击，许多传统艺术迅速退出了现代人的视线。如龙凤花烛中的暗八仙这组传统民间艺术符号在年轻人眼中可能是比较陌生和无法解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整理并解读这组独特而有魅力的民间图案。
龙凤花烛的模具中，组成暗八仙的八件意象分别是：葫芦、芭蕉扇、玉版、荷花、宝剑、洞箫、花篮、渔鼓。（图3-2-18）葫芦：铁拐李的法宝，葫芦中的仙丹不但能为人治病，且能起死回生，赞之者曰：“葫芦中岂止存五福?”芭蕉扇：钟离权的法宝，人道是“轻摇小扇乐陶陶”，能起死回生，是逍遥、洒脱、睿智的象征。玉版：或称拍板、阴阳板，是说唱音乐的伴奏乐器，曹国舅的法宝，有道是“玉版和声万籁清”。荷花：何仙姑的法宝，有赞曰：“手持荷花不染尘。”其出淤泥而不染，可修身养性。宝剑：吕洞宾的法宝，号为“降魔太阿神光宝剑”。人说是“剑现灵光魑魅惊”，更能断绝凡间俗念。洞箫：韩湘子的法宝，人说是“紫箫吹度千波静”，其妙音能令万物生灵。花篮：蓝采和的法宝，人说是“花篮内蓄无凡品”，篮内神果异花，能广通神明。渔鼓：也叫“竹琴”“道筒”，张果老的法宝，能星象卦卜，灵验生命。渔鼓是一种击打乐器，说唱乐的伴奏乐器常与简板合用，是唱道情的主要伴奏乐器。张果老怀抱渔鼓，正是流动演出道士的形象。
图3-2-18 暗八仙模具
与佛教中“八吉祥”的八宝相对，暗八仙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即祈福禳灾。它们可以说是道教的法宝之一，龙凤花烛中寿烛上的暗八仙更多的是作为民间吉祥的象征，具有各种祈福功能。这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流传千年，凝聚着民间智慧与幽默的画卷。当我们解读了它们的某种意涵，会发现这些吉祥符号是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
6.送子之神
关于“送子之神”的传说有很多，比较有名的是送子观音、麒麟、张仙等。
送子观音：“送子观音”也被称为“送子娘娘”。观音，即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鸠摩罗什的旧译，玄奘新译为观自在，中国习惯略称为观音。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导的大慈悲精神，被视为大乘佛教的根本。佛经上说，观世音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所现化，他在无量国土中，以菩萨之身到处寻声救苦。在印度佛教中原是男性形象，初传入中国时其形象仍为男性形象，如现存敦煌壁画中的许多观音像都具有男性特征，有的还有两撇胡子。《大方广佛华严经》则直接描绘了观音作为男性的威武形象：有童子到普陀山拜见观音，“见岩谷林中金刚石上，有勇丈夫观自在，与诸大菩萨围绕说经”。当然，佛教中的观音菩萨虽为男性形象，但是既无生死，也无性别。
为了说法的需要，菩萨是可以变换性别的，尤其是为了方便对女信徒说法，则可以变为女性。观世音有三十六种变化，变为女性就是其变化之一。《楞严经》说：“观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子好学出家，我于彼前见比丘尼身，女王身，国王夫人身，命妇身，大家童女身，而为说法。’”观音能以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份来向不同的人说法，是因为他能做多种变化。佛经上说，他能做三十六种变化，有六观音、十五观音、三十三观音之说，又有千手千眼观音之变相。观音的变化多端，使得他能及时普救众生，当人们遇到麻烦，一念他的名号，他便能立即变化成合适的身份降临。然而在众多的变化中，却没有“送子观音”，由于佛门宣传观音菩萨以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人们便在他的众多功能之中，增加了一项重要的“送子”功能。这完全是世俗的需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并非出自任何佛教经典。当然，佛典中虽无“送子观音”的名目，但多少也有一点依据。《法华经》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这也许就是民间“送子观音”的由来。
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普及推广过程中，会增添许多传说故事，从而使得“送子观音”形象更加饱满、鲜活，以增强世间善男信女对“送子观音”和中国佛教的信服。例如，传说晋朝有个叫孙道德的益州人，年过五十，还没有儿女。他家距佛寺很近，一位和他熟悉的和尚对他说：“你如果真想要个儿子，一定要诚心念诵《观音经》（《妙法莲华经》）。”孙道德接受了和尚的建议，每天念经烧香，供奉观音宝相。过了一段日子，他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说：“你不久就会有一个大胖儿子了。”之后夫人果然就生了个胖乎乎的男孩。《异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朝宋代有个名叫卞悦之的居士，济阴人。行年五十，没有儿女。纳妾几年，也没有怀孕。便向观音菩萨祈求继嗣，发愿颂《观音经》一千遍。从此每天念经，将满一千遍时，妾已怀孕，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这些说法使得民间对观音更加崇信。
在模具的世界里，“送子观音”是手抱孩子的妇女形象，且神态温和恬静。（图3-2-19）
送子麒麟：麒麟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传统祥兽，性情温和，传说能活2000年。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有时用来比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都把麒麟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称五大祥兽。古代官方的说法是“麒麟乃瑞兽，不伤生灵”。同时麒麟也是走兽之主，属土德。《易冒》：“勾陈之象，实名麒麟，位居中央，权司戊日……盖仁兽而以土德为治也。”
麒麟形象说法不一，但总结之后，可以从中看到有以下几个特征：龙首、麇身、牛尾、圆顶、一角、马足、圆蹄、黄色角端有肉。到了明代，麒麟的形象变得更丰满和稳定了，夏元吉的《麒麟赋》说麒麟“丰骨神异，灵毛莹洁，霞明龙首，去拥凤臆。星眸眩兮昆耀，龟文灿兮煜熠。牛尾拂兮生风，麇身动兮散雪，蹴马啼兮香尘接腕，耸肉角兮玉山贯额”。可以推断得出，麒麟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而是在某个动物原型上，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不断演变而渐渐形成，也代表了一种图腾崇拜。古人将鹿、马、牛、羊、狼等动物特征融合而产生了麒麟这种神物，神物身具神性，这点与龙的演变颇为相似。麒麟的特性主要有以下几个：
图3-2-19 送子观音模具
一是体仁。在孔孟儒家学说中，“仁”是最为核心的价值观。这里的“仁”就是“爱”，这种“爱”是由血亲的亲密关系自内向外进行扩展进而形成大爱、博爱。麒麟虽然有角、蹄等带攻击性的身体部位，却不会用角、蹄进行攻击，体现了麒麟的仁慈和善良。麒麟在行走中不踩任何活物，甚至连青草也不践踏。“礼”同样是儒家所推崇的重要理念，要求人们事事要遵循章法和礼数。为什么说麒麟是守“礼”的神兽呢?这是因为麒麟文质彬彬，一举一动都讲究姿容仪表。麒麟的这一特性与传统儒家的核心观念刚好吻合。
二是秉德。麒麟性情温和，行走不践踏虫蚁，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之食物，不饮水塘里的水，不会坠入陷坑，不会设置罗网，是“德”的表现典范，同时举止中规、彬彬有礼，也是守礼的表率。麒麟的叫声不但中正平和，而且也是颇为讲究的：麒麟中的雄者鸣叫预示着圣人的逝去；雌者鸣叫预示着圣人归来；春天鸣叫则预示要扶助弱小；夏天鸣叫则预示着要安定抚养。麒麟的这些行为举止，表现出了崇高的品德。
三是兆瑞。麒麟作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物，含仁怀义，品行高洁，它的出现就被认为是昭示吉祥幸福的瑞兆。同时也有说法，只有当在位的君王以德治国，以至国泰民安时，麒麟才会出现，而其出现是上天对人间太平景象的预示。《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汉代的董仲舒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麒麟游于郊。”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的类似记载还有很多。与此同时，麒麟的出现还被认为是贤才出世的瑞象。孔子出生前先有“麟吐玉书”的祥瑞之兆。孔子还没诞生以前，就曾有麟出现在山东曲阜，口吐玉书，上面写道：“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素王就是指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的圣人。
四是显贵。作为一种稀少的神物，麒麟还被赋予了荣耀的象征。汉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获麒麟，遂建麒麟阁。汉宣帝时期，“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上”，即将功臣的形象绘挂于阁内，以表彰其卓越的功勋，同时供后人祭祀瞻仰，所谓“功成画麟阁，千古有雄名”。能够存名麒麟阁或麟阁成为一种荣耀，是功勋和富贵的象征。自唐代开始，舆服制度逐渐完善，饰以麒麟纹样的朝臣服饰出现。武则天时，绣麒麟纹饰于朝服上，名曰“麒麟袍”，专门赏赐给三品以上的武将穿用；明代，麒麟纹是四品官员官服的纹饰，对有功德的臣子和与朝廷有密切友好往来的藩王均以麒麟服、麒麟袍相赐；清代时，在一品武官的补子上绣麒麟。俗语说“学如牛毛，成如麟角”，意思即是努力学习的人很多，但真正成为人才者少，于是就用“凤毛麟角”来形容那些少见珍贵的人才以及稀少的物品。古人还常用“麟子凤雏”来比喻贵族子孙。
五是送子。麒麟送子之说，与麒麟曾预示孔子降生这一传说大有关系。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有一条阙里街，孔子的故居就在这条街上。父亲孔纥与母亲颜徵仅孔孟皮一个男孩，但患有足疾，不能担当祭祀仪式。夫妇俩觉得太遗憾，就一起在尼山祈祷，盼望再有个儿子。一天夜里，忽有一头麒麟踱进家中屋内。麒麟举止优雅，不慌不忙地从嘴里吐出一方帛，上面还写着文字：“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第二天，麒麟不见了，孔纥家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正是由于麒麟的这种特殊神力，古代百姓对其喜爱推崇。在今天江浙一带还有与麒麟有关的民俗现象。初春时节，正当万物苏醒之际，就有人抬着纸扎的麒麟走家串户上门演唱，让那些新婚媳妇或久婚不孕的女子上前去戏耍，或者抱个娃娃坐在麒麟背上，由祈孕女子扶着在庭院或堂屋里转上一圈，以期能早生贵子。江苏扬州同样留存着闹新房的“麟麟送子”习俗。待到新婚大喜之时，将新婚洞房的窗户用红纸糊得严严实实，等到新娘进入洞房，一群闹洞房的人手持用纸糊的麒麟灯，且人手拿一副筷子，迅速将红色的纸窗戳破，取意“快生贵子”。“戳得快，生得快”，这些闹洞房者嘴中还会反复念叨、哄笑。这些习俗都突显了生殖、送子的民间诉求。
在制作龙凤花烛的模具中，麒麟送子的形象是一头麒麟驮着一个小孩子。（图3-2-20）可见麒麟形象是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的。
图3-2-20 麒麟送子模具
送子之神张仙：在模具中，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男性送子神仙，且相貌堂堂，很是英俊而有仙气，他就是张仙。（图3-2-21）五代之后，禄星被加上“张仙送子”的附会，使禄星由原本代表升官发财之神，逐渐成为送子之神，故而今天一般民间塑造的禄星像，均手牵一童子或抱婴儿于怀。明朝初年的戏剧唱本中，就开始出现“禄星抱子下凡尘”的唱词，禄星就此成为送子的神仙。这送子的职能，有些附会之说。在流传的民间故事里，禄星被称为送子张仙，一位姓张的神仙。《历代神仙通鉴》记载，这位张仙是五代时期一位道士，名张远霄。在巴蜀道教名山青城山修道成仙，擅长弹弓绝技，百发百中，目标是那些作乱人间的妖魔鬼怪。但是民间却把这种神能与生殖、繁衍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延伸出了能够护子、送子的神能。到了北宋，苏洵在他的一首诗《张仙赞》中记载，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是张仙托梦送来的。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参加同一年科举考试，在同一考场上双双高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张仙也名声大振。这样一来，张仙以送子护童闻名于世，与送子观音、送子麒麟一同被尊为送子之神。
送子神是主宰并赐佑民间生育子嗣、繁衍后代的神灵。在模具的世界屡次出现送子神形象，是民间崇尚多子多福，重视传宗接代，把有无子嗣继承家业看作一个家庭兴衰的标志的体现，可见百姓对送子神灵格外信奉。
7.赵公明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财神很多，有财神、刘海、赵公明等。赵公明的形象有些特别，他是与老虎一同出现的，且右手拿金元宝，左手握银鞭。（图3-2-22）赵公明的财神形象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演变过程而来的。与财神形象反差很大，财神赵公明最初的形象却是冥神。
《辞海》上说：“财神，相传姓赵名公明，秦时得道于终南山，道教尊为‘正一玄坛元帅’。亦称赵公元帅赵玄坛，秦时避乱，隐居终南山。其像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坐骑黑虎。故又称‘黑虎玄坛’。传说能驱雷役电，除瘟禳灾，主持公道，求财如意。”
赵公明，本名朗，字公明，又称赵玄坛，赵公元帅。“玄坛”是指道教的斋坛，也有护法之意，为道教四大元帅之一。早在晋代年间，干宝的《搜神记》中，赵公明即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搜神记》曰：“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此时的赵公明是上天派到人间索命的鬼帅。同时也交代，他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恶贯满盈的恶鬼。赵公明的手下鬼差在各地征调人力，有一个叫王佑的人因病不能去应征，还要侍奉年高的老母，鬼差念在王佑一片忠孝之心，不仅免了他的劳役，还帮王佑治好了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公明身上具有惩治奸恶和弘扬忠孝的气质。
图3-2-21 张仙送子模具
隋唐时，有文记五位瘟神：隋开皇十一年（591）有五瘟神见……白袍之秋瘟神是赵公明。是岁大瘟，帝乃立祠，封为将军。这个故事当然只是个传说，但由此可见赵公明当时已是“瘟神”，完成了从索人性命的“鬼神”到传播瘟疫的“瘟神”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反映了所在时代的特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人命苦短，朝不保夕。赵公明作为“厉鬼”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当时政局动荡、生命垂危的深层次反映。隋唐时期，赵公明以“瘟神”的面目呈现，这是他由“冥神”走向“财神”的过渡时期。隋唐两朝实现了国家统一，是我国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这一时期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与后代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不足以为财神的出现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
元明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云：“赵公明，终南山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如黑炭，胡须四张。跨黑虎，授正一玄坛元帅。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疟，祛病禳灾。如遇讼冤伸抑，能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宜利合和，无不如意。”明代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中的工商业在唐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市镇在当时得到了全面发展，进一步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明代的《道藏》《封神演义》，一扫赵公明身上的鬼气、瘟气，给赵公明注入满身神气，原因正是明代经济发展，作坊出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成为人们的普遍自觉追求。道教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使人宜利和合，发财致富。率领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迩益（姚少司），统管人间一切财富。赵公明的正财神地位得以巩固，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
图3-2-22 赵公明模具
自此，赵公明摆脱了昔日为人所恐惧的冥神和瘟神形象，连同他手下的四位副帅成了真正的财神，在民间广被接受。特别是在经济基础最好的江浙一带，对赵公明的财神形象更是崇信有加。
8.钟馗
钟馗与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一些源自印度佛教后中国化的神仙不同，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他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神话人物。但即便是中国传统神话人物，究其渊源，历代众多学者也是说法不一。
说法一：钟馗由“终葵”而来。该说法认为钟馗并非历史人物，而是由祭祀时使用的法器“终葵”而来，此法器形似锥子，具有逐鬼驱邪之神力，后世人们将此法器转化为人名——钟馗。
说法二：钟馗由傩仪中的方相而来。原始信仰认为疾病、灾难，都由某种精灵、鬼物作祟，就像毒蛇、猛兽一样，可被驱逐。傩仪就是原始先人用于驱鬼逐疫的仪式，进而发展成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形式——傩戏，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源头，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傩戏仍然盛行，同时也保留了某些原始痕迹。在孔子的《论语》中也出现过关于“傩”的记载。在傩仪中主持人被叫作方相，是巫的化身，戴木制面具，其面具丑陋难看且凶恶狰狞，方相多用反复的、大幅度的动作表现，目的在于造成一种强劲的声势，以威吓疫鬼或邪祟，达到驱邪、逐疫、降鬼、祈福的效果。后世这种仪式演变为各式各样的戏曲和舞蹈。在古代人民的思维里能够驱逐鬼怪的形象，自然应该比鬼怪更加凶恶、狰狞，方相的形象应该就是钟馗“人”化的过渡和由来。这种狰狞的形象后世演化为一种狞厉的美，一方面能够威吓和驱逐鬼怪，另一方面则能够保护和强化自我。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和今天的门神就是典型的审美形式。
说法三：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传说，唐玄宗在一次外出巡游后忽然得了重病，用了许多办法都没治好。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鬼偷走了他的珍宝和杨贵妃的香包，皇帝愤怒地斥责小鬼。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大鬼，把小鬼捉住并吃到肚子里。皇帝问他是谁。大鬼回答说：臣本是终南进士，名叫钟馗，由于皇帝嫌弃我长相丑陋，决定不录取我，一气之下我就在宫殿的台阶上撞死了，死后我就从事捉鬼的工作。唐玄宗从梦中醒来后病就好了。于是他命令当时的宫廷画师吴道子把梦中的经历和钟馗的形象画下来。由于这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位狂热的道教信徒，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此后，钟馗作为捉鬼之神的地位就逐渐确立，而后开始流行开来。
以上三个说法，从祭祀礼器“终葵”到傩仪中的方相再到后来的吴道子《钟馗捉鬼图》，虽然由来不同，但是其捉鬼驱邪的功能却是一脉相承的。后世有关钟馗的故事更加丰富，更多了戏曲、小说的描述，得以流传。有关钟馗的作品，无论是杂剧，还是小说、绘画、民间美术，都保留了钟馗相貌丑陋、降鬼驱邪、正气凛然和受民众爱戴等特征。（图3-2-23）钟馗作为一个文化或者审美符号出现在龙凤花烛这个文化载体中，也记录了人类自我的最为古老的审美形式——狞厉之美。
9.刘海戏金蟾
刘海是民俗中的一位吉祥人物，其原型是道教神仙刘海蟾。刘海蟾原名刘操，字宗成，燕山（今北京）人。也有的记载说他名刘哲，字玄英，或作元英，渤海人。刘海系五代后期与北宋初年的一位道士，皈依道教前，事后梁燕主刘守光为相，官位显赫。传说故事中刘海蟾现世为仆役，其目的是找到逃跑多时的三足大蟾蜍。民间之所以把刘海蟾奉为吉祥的财神，正是由这三足蟾蜍而起。蟾蜍属两栖纲蟾蜍科，最常见的一种个头较大，体长可达10厘米以上，背面多呈黑绿色，有大小不等的凸凹痕迹，俗称“癞蛤蟆”。有句口头语：“属癞蛤蟆，不咬人恶心人。”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没人对癞蛤蟆有好感。然而，在中国古代，蟾蜍却是一种具有相当高地位的灵物，受到过虔诚的崇拜。古代神话传说中，蟾蜍是月宫之精，嫦娥的化身。有一说：“日中有骏鸟，月中有蟾蜍。”把美貌仙子嫦娥和丑八怪癞蛤蟆扯到一起，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古人眼里的“蟾”，可不是等闲之辈。特别是在道家经典中，罕见的蟾蜍可是成仙得道的神灵之属。中国古代的蟾蜍崇拜，与魏晋时期道教的大肆渲染有关系。后世道家又制造出三足蟾蜍之说，这种三足蟾蜍神通广大，真是“癞蛤蟆不可貌相”。《陕西通志》中载，蟾井在西安府临渔县骊山白鹿观中，有金色三足虾蟆，贺兰先生见之曰：“此肉芝也。”烹而食之，白日升天。这种金色三足蟾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刘海所要寻觅的金蟾，道家信徒期盼吃了之后可得道升仙，但是民间百姓却无此奢望，寻常百姓仅仅希冀三足金蟾能够带来好运与财源，加之金蟾表面上的疙瘩像一叠叠钱币，被臆想为会吐金钱的神兽，是我国民间喜爱的旺财瑞兽。正是在此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刘海戏金蟾的故事。也正是民间百姓的随意性将原本淡泊修行的“掷钱”，俗化成礼拜财神崇尚的“撒钱”，在民间也经常会把“刘海戏金蝉”变为“刘海戏金钱”或者“刘海撒钱”。
图3-2-23 钟馗模具
在模具的世界中，刘海的形象为顽童形象，头发蓬松散落于额前，手中舞动着钱串的一边，而一只三足的大金蟾却嘴叼钱串的另一端，做跳跃状，充满了喜庆、吉祥的财气。（图3-2-24）传说刘海经常周济穷人，他走到哪里就会把钱撒到哪里，为人民带来财富，也为人民带来希望，因此他颇受民众的喜爱，民间亦有“刘海戏金蟾，一步一吐钱”之说。
10.骑虎禅师
百姓总是对那些能够施政清廉、体贴民情的清官充满了期盼和尊崇，希望这些清官能够成仙，以便永久呵护百姓。骑虎禅师就是模具里的典型一例。
相传在几百年前，有位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县太爷，派手下一个年轻衙差到乡下征收钱粮。所到之处，农家百姓无不毕恭毕敬，杀鸡宰鹅奉敬衙差。一次，这衙差收钱粮来到一户贫苦农家。这家一贫如洗，家中老妇准备把唯一的一只正在孵化鸡蛋的老母鸡杀了。衙差就劝老妇别杀母鸡，并说他不想吃这可怜之物。那一夜，这年轻衙差，自责自愧，难以入睡，第二天再也无心征收钱粮。
有此经历，这衙差开始顿悟和省思后再无心仕途，执意出家，修身养性。而后，便上飞凤岩拜师祈求为僧。岩寺住持为考验他的诚意，要他断食七天方可受戒。衙差一一照办。一天，这衙差遵照师傅吩咐，前往官桥岩前导引火种，天未亮就赶回岩寺。途中，遇一只老虎拦住去路。衙差壮起胆问老虎：“你要吃我吗?”老虎摇摇头。这年轻衙差略一思索又对老虎说：“今天师命未了，待我将火种带回岩寺再来如何?”老虎点点头，就让开条路。衙差将火种带到岩寺后回来再见老虎时，只见老虎温顺地蹲在地上，点头摆尾。衙差骑上虎背，老虎呼啸一声腾空而起，消逝在西边的天际。
图3-2-24 刘海戏金蟾模具
寺院住持为纪念此事，特请人雕刻一尊衙差骑虎的塑像，奉祀在中殿，尊为“骑虎禅师”。远近乡民日夜顶礼崇奉，香火绵延不绝。几个世纪以来，关于骑虎禅师的神话传说在虎邱镇、官桥镇（俱在福建省安溪县境内）等地区广为流传，于是人们又称虎邱镇金榜村北侧2公里处的飞凤岩为“骑虎岩”。
骑虎禅师在龙凤花烛模具中的出现，体现了民间百姓对官员清廉、为民、爱民、自省、务实的尊崇与期盼。（图3-2-25）即便在今天，这种传统情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11.哪吒
在模具的世界里，哪吒的形象是一个清妍、聪颖、精勇、神奇的孩童（图3-2-26），这种形象是经历了千年演变而形成的。
哪吒，亦作那咤，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人物之一。哪吒信仰兴盛于道教与汉族民间信仰。在道教中的头衔为中坛元帅、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三坛海会大神等，民间信仰中俗称太子爷、三太子。关于其角色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元明代的《三教搜神大全》，并活跃于明代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多部文学作品中。还有其他说法是哪吒源于印度佛教，或是源自古波斯。
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说法中，“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于莲花上为父母说法”的记载最早见于佛经，至于析骨肉还于父母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则很难考证，可能与佛教故事中的“割肉贸鸽”“舍身饲虎”有些类似。哪吒的形象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开始发生演变。以宋代为节点，在北宋和北宋之前，哪吒的基本形象是三头六臂的凶恶夜叉神，佛教忠诚的守护神。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精神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佛教也受着中国的精神与文化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变革，日益中国化，最终使佛教成为中国精神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南宋时期，作为毗沙门天王三太子的哪吒，由印度血统演化为中国血统，自然也就成为中国人了。哪吒神的形象由凶恶的夜叉转变为中国正神的形象，使人渐觉亲近。哪吒神形象的中国化，为哪吒神形象的衍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图3-2-25 骑虎禅师模具
哪吒神形象的第二次演化是在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哪吒演化为孩童天神，他是道教玉皇大帝的天兵统帅托塔李天王的太子和主要战神，神通广大，外道内佛。中国造神主要来源于两个系统：一是宗教组织。道教和佛教是最庞大的造神组织。另一个就是民间。民间神的信众，也往往是神的创造者。而通俗文艺家是造神的重要力量，话本、小说、戏剧一类通俗文艺形式，是造神的重要工具。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便以佛教的哪吒事迹、宋以来的话本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虚构，创造了升级版的中国哪吒形象。
《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是殷商末年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个儿子，金吒、木吒的弟弟，是灵珠子投胎。哪吒之母怀孕三年六个月，生下一个肉球。李靖以为是妖怪，就用剑劈开，里面的婴儿正是哪吒。后来仙人太乙真人收他为徒。一次哪吒在东海玩水，和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敖丙起了冲突。哪吒不但将其打死，还抽他的龙筋作为腰带要送给李靖。龙王到陈塘关兴师问罪，为了不连累父母，哪吒三太子便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当场自戕。而后，在哪吒三太子被其父李靖所阻挠，复活不成的情形之下，太乙真人用莲花莲藕给哪吒造了一个新的肉体。可见，《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形象与故事很有可能是借鉴了印度佛教中的哪吒形象。这也是哪吒最后一次衍化，而这次衍化更加凸显了中国化和中国韵味。佛教故事中哪吒剔骨肉还于父母，给人的印象多少有点异样，而《封神演义》哪吒剔骨肉还于父母却完全是出于孝。第十三回写道：“四海龙王敖光、敖顺、敖明、敖吉正看间，只见哪吒厉声叫曰：‘一人行事一人当，我打死敖丙，我当偿命，岂有子连累父母之理!’乃对敖光曰：‘我一身轻，乃灵珠子是也。奉玉虚符命，应运下世，我今日剖腹、刳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累双亲。你们意下如何?如若不肯，我同你齐到灵霄殿见天王，我自有话说。’敖光听得此言：‘也罢，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龙王便放了李靖夫妇。哪吒便右手提剑，先去一臂膊，后自剖其腹，刳肠剔骨，散了七魄，一命归泉。”哪吒剔骨肉还父母，是为了与父母划清界限，以达到解救父母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的体现。从此之后，哪吒完成了形象的转变。
图3-2-26 哪吒模具
民间信仰的哪吒神是道教哪吒与佛教哪吒的组合，基本上就是《西游记》的哪吒神与《封神演义》的哪吒神的某种结合。形似七岁小孩，用金镯打死夜叉和龙王太子，用混天绫晃动龙宫。哪吒又是脚踏风火轮，手执点尖枪，有时化为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天神。他反抗强暴，奋不顾身，经过自我牺牲的痛苦磨炼，战胜为非作恶的四海龙王，为民除害。与此同时，在古代神话中，龙王是天下水的总管。那么，人们想，哪吒既然能制伏龙王，用他来辟邪，镇压水患，当然是最好的。因此，哪吒又成了古代重要的镇水之神，向他祈求得到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在水乡嘉兴地区，水对百姓是至关重要的，哪吒神在花烛上出现，自然是合情合理。
12.《西游记》中的唐僧之徒
唐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64年，62岁的玄奘去世。他的弟子慧立在玄奘逝世后，为了表彰其师功德和业绩，便将玄奘的取经事迹写成书。初稿完成后，慧立虑有遗缺，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到慧立临终时，方命门徒取出，公之于世。这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慈恩寺坐落在今天的西安市，现仍有遗址，是玄奘长期生活之处。三藏是指经、律、论，能够通晓经律论的高僧大德才能被称为三藏法师，由此此书亦称《三藏法师传》《慈恩传》。为了弘扬师傅的业绩，慧立在书中进行了一些神化玄奘的描写，这被认为是《西游记》神话故事的开端。
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神魔小说。书中讲述唐三藏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此书由于结构安排很有特色、想象极为丰富、充满讽刺意味、语言生动、通俗易懂等艺术特点，自问世以来，在中国民间已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尤其为人熟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一代人就是看着《西游记》电视剧、动画片长大的，可见其普及程度。几百年来，《西游记》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等，版本繁多，同时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模具中出现师徒四人且形象的辨认度很高，也说明了唐僧师徒在民间的流传程度。
孙悟空，法号行者，自封齐天大圣，《西游记》中唐僧的大弟子，八戒、沙僧的大师兄。孙悟空生性聪明、活泼、勇敢、忠诚、疾恶如仇，在中国文化中是机智与勇敢的化身。孙悟空是一只由石头中蹦出来的猴子，天产灵石孕育而生，它吸取日月之精华，并学习仙术，法力及武艺高强。有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的伪装；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的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西行途中沿路斩妖伏魔，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绝对主力。陈寅恪、胡适均认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从印度“进口”而来，其原型是印度古代史诗中的神猴哈奴曼。（图3-2-27）孙悟空形象同时还折射出了中国古代的诸多哲学思想，也反映了当时人民渴望反抗残暴的朝廷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理。同时孙悟空还是一个尝试超越和打破社会秩序的代表，体现人类追求新秩序以及自由思想的渴望。
猪八戒，法号悟能，前身为天蓬元帅，《西游记》中唐僧的三个徒弟之一，排行第二，猪脸人身。（图3-2-28）悟能的原型一说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发展演变而来；另一说也是从印度佛经中角色衍化而成。《西游记》中的猪悟能护送唐僧西去取经，唐僧给他取名“八戒”意指戒五荤三厌。八戒参与西天取经加入这个团队，从其自身角度来讲多少是出于无奈。猪八戒对长期在外奔波的苦行生活自然也不喜欢，在西行途中但凡遇有劫难，总是第一个打退堂鼓，提出散伙、变卖行李、回高老庄做女婿、种地过日子，这种回归土地、眷念家园、渴望定居生活的心情，也是中国人农耕文明下较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归属情怀。
图3-2-27 孙行者模具
图3-2-28 猪八戒模具
猪八戒憨厚、贪吃、懒做、胆小、爱占小便宜，具有亲和力，又贪图女色，经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惑，难分敌我。然而猪八戒又能知错就改，能听取他人意见，做到了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在取经事业中虽常常因自身原因使唐僧师徒陷于困境当中，但他对师兄的话还算得上言听计从，对师父也忠心耿耿，总算是为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其自然天性源于芸芸众生的人性优点和弱点，也源于市井民间一个个充满人欲的普通形象。在当代民意调查中发现，《西游记》中最受女性喜欢的形象竟是猪八戒，可以推断猪八戒的形象很是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
沙和尚，法号悟净。他原为天宫中的卷帘大将，这个工作很是尴尬可有可无，也说明悟净一直在天宫中并不得志。因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琉璃盏，惹怒王母娘娘，被贬入人间，盘踞在流沙河成为妖怪，以人为食。其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成为唐僧徒弟后，他一心向善，知恩图报，为修正果一路上对唐僧忠心耿耿。经九九八十一难后，功德圆满，被封为金身罗汉。陈寅恪认为沙和尚这一形象，当来自玄奘弟子慧立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受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影响。（图3-2-29）
图3-2-29 沙悟净模具
虽然大家会把更多注意力投向神通广大的悟空和笨拙搞笑的八戒，很少把目光投向沙悟净，他罕言寡语而思虑周密，处事审慎而外圆内方，宁静淡泊而坚韧不拔，无贪无嗔无烦恼，然而沙悟净确是西天取经团队中不能缺少的重要人物。
13.弥勒
弥勒信仰在中国经历了世俗化与民族化的过程。中国最初对弥勒信仰基本上完全照搬印度佛教。弥勒是佛教菩萨中的未来佛。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塑像中，弥勒是十分庄严肃穆、凛然不可侵犯的形象。释迦牟尼告诫众生，在自己涅槃（佛教中的最高境界）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会接替他继承佛陀的事业弘扬佛法。有佛家弟子悟道佛祖所说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不是数量、不是时间的概念，你要按数量去衡量，你已经歪曲佛法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是说，你要在五蕴上下功夫，超越你的五蕴，照破五蕴，与此同时还要收摄六根，不能在六根上对外境区别。在这两个层面上下功夫，照破五蕴，收摄六根，保持七觉知，当一个人达到这种层次就可以成为佛祖的接班人了。佛祖还说人间将发生一次又一次劫难。那时候，弥勒会从兜率天（成佛前的住所）下凡，在华林园龙华树下继承他弘扬佛法，救助众生。那时，光明会来到人间。弥勒被称为未来佛，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传到中国以后，经过几番变化，弥勒却成为后来人们一进佛教殿门就可以见到的，那位趺坐在中间的大肚子弥勒雕像。当然，这种衍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颇为漫长的衍化过程。
晚唐五代之后，以修行问道或化缘而云游四方的僧人契此为原型的大肚弥勒之说流行起来，成为长期流传和普遍欢迎的中国弥勒佛。契此，明州奉化县（今宁波奉化）人，生活在唐末五代。他是一个云游四方的下层僧人，由于经常背着一个布袋，又被称为“布袋和尚”。其形貌很有特征：大脑门、皱鼻梁、大肚子，体态臃肿。（图3-2-30）他的行为也很奇特，天将旱时穿高齿木屐，天将涝时穿湿草鞋，人们以此得知天气，而且他随处寝卧，冬卧雪中，身上一片雪花不沾。他没有固定的住处，经常到市场上乞食，不管荤素好坏，入口便食，还分出少许放入布袋，更奇特的是，他在哪里行乞，哪里的生意便分外好。作为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契此的形象和言行十分贴近民间百姓，因而很受普通百姓的喜爱。他的形象和蔼可亲，虽然不像金身弥勒那样庄严肃穆，却增加了一种亲和力。他虽然显现神通，却又只是暗示于人，更不以此为己谋利。后梁贞明三年（917），布袋和尚临死之时，端坐在岳林寺磐石上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总不识。”暗示人们他就是弥勒的化身。他生前虽然时时处处显示神通给人们看，人们却浑然未觉。布袋和尚言罢死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塑像供奉，他的布口袋自然也与他形影不离。这样，许多寺庙中的弥勒都以布袋和尚为原型：只见他光秃秃的和尚头，丰乳下垂，大腹便便，胖得裤带只能系在肚脐以下；双腿蜷起一横一直，手携一布袋席地而坐。那幽默而憨笑的神态每每令观者捧腹，观之莫不愁云散尽，趣从中来。契此的大肚和布袋成为一种宽厚、包容的象征。这种形象暗示我们要大肚能容，不要计较人世间的是非憎爱，“要若逢知己宜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宽却肚皮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只要肚量大、心胸宽，遇到冤家也能与之和平相处，甚至还能由此悟道成佛。以契此为原型，后人又加上了笑口常开的特征，从而形成矮身大肚、蹙鼻笑口的典型弥勒形象。大肚弥勒寓神奇于平淡，示美好于丑拙，显庄严于诙谐，现慈悲于揶揄，展现了中华民族宽容、和善、智慧、幽默、快乐的精神世界。
（二）历史人物
1.周文王
周文王姬昌（前1152—前1056），姬姓，名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在位50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明君。
《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作为中国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能够重用贤人太颠、散宜生，特别是慧眼识英雄，任用姜尚为军师，积极发展农业，休养生息，惠民爱民，得到广泛拥护，使国力日渐强盛。随着西周国力的不断增强壮大，姬昌也渐渐引起了商纣王的警惕，加之纣王亲信崇侯虎的谗言，姬昌被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西周幕僚为营救狱中姬昌，通过美女、宝马等宝物讨取商纣王的欢心，不仅换取姬昌的获释，而且使商纣王赋予姬昌征讨其他诸侯国的特权。获释后的姬昌更加坚定了灭纣的决心，紧锣密鼓地为这一目标做准备。他先调节虞、芮两国的争端，后出兵进攻犬戎、密须、黎、邗，进而又击灭崇，修建都城丰邑（今陕西省户县），并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传说姬昌在位五十载，其晚年已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西周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姬昌没有看到自己目标的实现，文王临死时嘱咐儿子姬发早图灭商。后周武王姬发果然完成了周文王遗志。
图3-2-30 弥勒模具
姬昌在被囚禁之时并没有闲着，在伏羲所创八卦的基础上，凭借自身感悟和省思，整理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将此凝结成了《周易》，《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其中《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更成为中华的民族魂。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周易》的成语就有400多条，昭示中华文化的灿烂，指引人们领悟生命的价值，教人祛凶避祸，迎福纳祥。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历史上的周文王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龙凤花烛的模具中就有周文王形象。（图3-2-31）
2.姜子牙
姜子牙（前1156—前1017），又称姜太公、姜尚、吕尚、吕望、太公望、齐太公等，我国商末周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姜子牙的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从其封姓，故以吕为氏。出生地主要有东海说和河内说。《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姜尚的故里之说，说者众多且观点不一，笔者认为，姜子牙为上古吕国（今河南新蔡）人，姜子牙故里在姜寨（今安徽省临泉县姜寨）。[11]
图3-2-31 周文王模具
姜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渔翁形象出现在秦岭脚下的碚溪（今陕西省宝鸡市硒溪），当时属周朝西伯属地。这个渔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年届八旬，鹤发童颜，白须飘飘，气宇轩昂，手持钓竿，道气十足。（图3-2-32）更为传奇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没有鱼饵，而且离水面三尺，这是在钓鱼吗?有点类似当代的行为艺术。当然，姜尚的这种行为肯定是有备而来，有很强的目的性。况且这个“行为艺术”他日复一日地坚持了整整三年。细想而知这位“行为艺术家”不是在钓鱼而是在“钓人”，欲钓的这个人就是周文王。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末年，这种整整坚持了三年的“行为艺术”在民间流传开来，且越传越神。周文王得知之后，推断这个怪老头并非等闲之辈，便斋戒（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以示虔诚庄敬）三日，前去拜访，尊姜尚为师，并将姜尚扶上自己的舆车，亲自为姜尚拉车。车行至今朱贤村时，拉车的绳子突然断了，姜尚在车上问：“你总共拉了我多少步?”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尚大笑：“那我就保你的江山八百零八年。”后来周朝江山果然持续了800多年。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然周文王拜姜尚为军师确有此事。
姜尚早年曾做过殷王朝的官。可惜殷纣王并不是个贤明君主，否则，姜尚很可能是个治世之能臣，完全可以在殷朝做出一番事业。但在当时黑暗的殷商朝廷里，他只是个小官，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一年又一年，姜尚老了，既然不能在旧的朝廷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去择明主。姜尚毅然决然离开了殷纣王。不做官了，又暂时找不到别的出路，姜尚便在都城做起了小买卖，估计他生来就没有做生意的才能，做小买卖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赔钱。姜尚的妻子马氏难耐生活之贫苦，抱怨姜尚不能养家糊口、没出息，竟离他而去。没想到这样一来姜尚反倒自由了，他开始周游列国，寻找诸侯中的贤明之君而辅佐之。后来听说西伯姬昌敬老爱贤，而且怀有雄才大略，便来到了周地。如何才能引起姬昌的注意呢?姜尚肯定为此动了一番脑筋。他是个博学之人，对兵家奇谋秘计尤其精通。不出奇计，便不能引起姬昌的重视。于是，一个须发皆白、丰神俊朗的老人在碚溪出现了，上演了刚才我们前文中提到的“行为艺术”。
图3-2-32 姜子牙模具
姜子牙一生微寒且坎坷多磨，辅佐周文王后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姜尚作为周国丞相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文王姬昌之子）与姜太公率周师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在牧野（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南附近）大败商纣王，这就是中外军事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姜太公作为军师，在此役中立了首功。周成王姬诵（姬发之子）时期，年过百岁的姜尚又助成王平定了管蔡之乱。
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被尊为武神、智神。后姜尚被分封于齐国，其子孙后代遵循姜尚的治国理念，将齐国治理成了东方大国。尤其在春秋时，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可以说齐国的强大与姜尚其人的治国理念和谋略不无关联。
3.唐玄奘
玄奘（602—664），唐代著名高僧，佛教法相宗创始人，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俗家姓陈名袆，“玄奘”是其法号，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寥若晨星，玄奘却是其中一个。玄奘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图3-2-33）
玄奘11岁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13岁时在洛阳度僧。贞观元年（627），25岁的玄奘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西行，开始了西方取经的历程。在此后的36年里，直至玄奘圆寂，一直专注于取经与译经，他所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与质量上皆空前绝后，甚至1300多年后的今天，仍无人能够超越。在他身上，有着中国学者身上少见的执着求真的精神，特别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教育、学者都有着现实意义。西行印度之前，玄奘已遍访国内高僧，详尽研究中国汉传佛教各个不同学派学说，发现他们不仅各执一词，而且相互抵触与矛盾，用当时已有的汉译佛经来验证，又会发现译本中多有含糊之处，不同译本之间意思又大相径庭。玄奘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至此，他有了极其明确的目标，“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意图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求原典以解所惑。
玄奘这一生可以说只做了两件事情——求取佛教经典和翻译佛教经典。其中取经17年（627—645），往返中国与印度之间，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代，其艰辛可想而知；翻译佛经19年（645—664），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玄奘人生目标明确，且具有超常的悟性、极端的认真和罕见的定力，在取经与译经过程中能够不为诱惑所动，常有路过国家的国君挽留他在自己国家永久居住，并担任宗教领袖，均予以谢绝。回国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欣赏玄奘的才学，曾力劝他还俗，“共谋朝政”，面对天子的请求，玄奘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婉谢。极高的悟性、极度的认真、潜心研究佛经，使得玄奘在佛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的佛学造诣由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印度时，戒日王举行著名的曲女城大会，请他作为大会论主，讲大乘有宗学说，到会的数千人包括印度的高僧大德全都叹服，整个论述持续18日，竟无一人敢提出异议。按印度习俗，获论辩胜利者，皆须坐大象背上巡众，以示胜论，然而玄奘大师谦让不行，戒日王遂以大师袈裟代之。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竟成为本土文化首屈一指的外国大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例。作为对比，近代百年来，中国学者纷纷远渡重洋学习和研究西学，但是，不必说在西学造诣上名冠欧美，即使能与当地众多大学者平起平坐，也找不出一个人。《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取经的“副产品”，完成此书玄奘用时不过一年，记述了西行所到之地的概况和见闻，纯属有感而发的风情记录。同时，这本书为印度保存了古代和7世纪前的历史，如果没有它，印度的历史可能会陷入阶段性的一片漆黑，人们甚至不知道佛是印度人。也由此，玄奘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唐西域记》则成为学者们研读印度历史的必读的经典。不仅仅在印度，而且在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玄奘都是人们最熟悉和最崇敬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
图3-2-33 唐玄奘模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到许多国家人民崇敬的中国人，在当下自己的国家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呢?在此要感谢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至少让中国人知道了唐僧，然而大多国人只知道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而被戏剧化了的唐僧，以及扮演唐僧的演员。而对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知道和懂得他的伟大的国人就更少了。一个民族倘若不懂得尊敬自己历史上的精神伟人和伟大学者，就不可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希望能够借助此次契机，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玄奘给读者以求共勉。
4.三国人物
三国时期（220—280）是中国历史上，上承东汉下启西晋的一段时期，历时半个多世纪。其间人才辈出，各个军事集团利益交错、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人口锐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类似的片段并不罕见，我们之所以能够记住这段百年历史以及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应归功于陈寿（233—297）的《三国志》以及后世罗贯中（1330—1400）的《三国演义》。前者是史书，言简意赅，由于陈寿是同一时代人，很多事情亲眼看见和亲身经历，记述较为客观真实，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后世对此书的评价甚高，甚至可与《史记》比肩，也成为研究东汉末年社会、文化、经济的重要依据；后者是古代小说，70多万字的巨著比前者整整多出一倍，是三国故事流传千年后的集大成者，邻国日本将其称为《俗话三国志》。由此，三国事迹深入人心，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及文学的常见主题，在民间的传播程度并不亚于《西游记》。特别是后世《三国演义》的出现，更加推动三国人物和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其中人物形象在民间已形成固定的文化符号，胡适曾评价《三国演义》为通俗历史教育的典范之作。在龙凤花烛模具的世界里，三国人物的模具数量也要远远超过《西游记》中的四个人物，进一步说明三国人物故事更具有寓教于乐的功效。
（1）曹操
曹操（155—220），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东汉至三国的历史转折时期，曹操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贡献。这与他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的地位密切相关——他利用了皇家的名义压制地方诸侯势力，师出有名，其言自顺。
在曹操一生的活动中，政治与军事是紧密结合的。他的政治理念，依靠军事战略的推进而实现；他的军事胜利，确保了政治地位的稳固。曹操身经百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青州镇压黄巾和官渡战败袁绍二役。
青州黄巾声势浩大，义军之众有数十万人，而与之对阵的曹操只有几千人马。但是，曹军却以少胜多，收编降卒30余万，解脱被裹挟的百万农民。以往，学术界对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举动褒贬不一。不过应该看到，在收降农民军之后，曹操并没有残酷地屠杀起义者，而是采取了安抚的政策，这是比其他封建军阀进步的方面。曹操将青州黄巾中的精锐组建成为青州兵，缔造起他南征北战的班底。对于降附的农民，曹操则施行屯田制度（一种国家投资、农民耕种的农耕形式，对恢复当时的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利用土地这个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价值核心将农民妥善地安顿，从而抚慰了黄淮地区的百姓，使得长期动荡的社会终于安定下来。此后，不断发展起来的屯田生产也成为支撑曹魏统治强有力的经济支柱。
曹操与北方最大的军事割据者袁绍之间较量的最后结果，是通过官渡一战决定的。不过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曹操曾经做过一系列准备工作。最初，曹操处在徐州吕布和西南张绣两股强有力的军事势力的威慑之下。曹操通过多次艰苦的大小战役，先后解决吕布和张绣，巩固了自己的后方，然后才与袁绍对垒。著名的官渡之战，不仅使曹操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实力对手袁绍，也是曹操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统一北方也为此后的魏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曹操还有更为深远的历史贡献。曹操所建立的都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将宫城（宫殿区）设在邺城北部中央，宫城以东为贵族达官居住区，宫城西部为宫苑区，邺城南部为居民区。都城东西居中有南北向道路，形成都城南北向中轴线。这些规制，一改曹魏邺城以前的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都城形制，开启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新的形制，而都城形制的这一变化，更加突显了帝国时代皇权与中央集权政府地位，说明了中央集权帝国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这种中轴线的形制对后来的隋唐大兴城与长安城、北宋开封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均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起到了奠基性历史作用。闻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2000年前开凿的，至今这条运河仍在使用且运输船只川流不息，而如果追溯大运河的前身要归功于曹操。《水经注》记载，“曹公开白沟”，是利用了“山经河”“禹贡河”的干枯河道开通而成的。建安九年（204）春正月，曹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据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曹操据此很快占领了邺城，白沟的开凿之于曹操军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安十年（205）曹操为了讨伐袁尚、征乌桓，又开凿了平虏渠与泉州渠。[13]曹操开通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对其定都邺城、统一北方及其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永济渠，自洛阳向东北方向至北京，永济渠中的白沟至天津的运河河道，基本利用了当年曹操开通的白沟、平虏渠及屯氏河河道。曹操兴修诸多水利工程的初衷肯定与战争有关，然而对后世的恩泽和深远影响也确实存在，其功不可没。
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受到了后世诸多责难，特别是在南宋王朝。北宋政权从雍熙北伐后就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威慑，最终在强大的金国势力压迫下被迫南迁，成为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这种形势类似于三国时期曹魏与东吴、西蜀的对峙。而从正统方面来对照，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乃徽宗赵佶第九子、钦宗之弟，赵家朝廷在血脉上得以传递延续。西蜀刘备则自称汉中山靖王之后。从这个角度和背景看待三国，南宋统治者自然会同情情形与自己相仿的蜀汉王朝，而敌视雄霸北方与金国相仿的曹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曹魏的正统地位被颠覆，曹魏政权的领袖曹操遭到一定程度的丑化，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曹操的政治策略变成了不忠于君主的“挟天子以令天下”，既然不是忠君，那就是奸臣。这也成为曹操品德上最大的污点。再加上后世学者的渲染，曹操的脸谱彻底改变，历史上的世纪伟人变化成为欺世奸雄。（如图3-2-34）
（2）刘备与刘禅
刘备（161—223）作为蜀汉集团的元首，有着与先祖刘邦类似的创业经历。两者均是白手起家，且经历异常艰辛。可以推断刘备具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史载：“先主姓刘名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天河北涿州）人。”（图3-2-35）在早期的生活中，刘备虽为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其人，乐酒好肉，妻妾成群，有子120余人，其中只有20人封侯，但由于世系久远（300多年），加之刘备幼年丧父，因此皇族的身份并没有给刘备带来什么好处。为了求得生存，刘备及其母与东汉社会时期的许多底层百姓一样艰苦劳作。母子二人“贩履织席为业”。在涿郡一带，凭借胡汉杂居、商贾往来十分频繁的地理优势，进行一些小型的经商和手工业活动。据此，可见刘备少年时期的生活境况虽没有太过贫寒，但也一定充满着生存劳作的艰辛。也正是早年这种环境，塑造了刘备独特而坚韧的个性。
3-2-34 曹操模具
图3-2-35 刘备模具
公元185年，24岁的刘备从军，开始了曲折而艰辛的创业之路。时年刘备参加镇压黄巾军，因讨黄巾军有功，封为安喜县（今河北定州东）县尉，但不久便因鞭杖当地督邮（汉代位轻权重的官职）而弃官逃亡；继而再从军，又是力战有功，当上了下密（今山东昌邑市）丞，迁为高唐（今山东省西北部聊城市）尉、高唐令；但不久又被黄巾军攻破城池，再次亡命跑路，投奔了公孙瓒；然后，他做了公孙瓒的别部司马（分区军事长官），因在抗拒袁绍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试守平原（今山东省青州），后领平原相（当地最高行政军事长官）。10余年间，他虽能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众多归附，但遭人嫉妒，竟至有人派刺客杀他。刘备入道十年中一系列逃亡之旅对于一个坚定的创业者来说只是在路上，也是成功前磨炼其心志、筋骨、体肤必然经历。
公元195年，是刘备步入而立之年后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成了一方之主。曹操征陶谦，刘备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赴救，陶谦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继领徐州牧（汉代设13个州，能掌一州之军政大权，其地位与刘表为荆州牧、袁绍为冀州牧相当），骤然名列最高地方长官之列。但好景不长，刘备随后即遭袁术、吕布的袭击，连老婆孩子都成了吕布的俘虏，不得已而依附于曹操。
曹操厚待他，给予刘备豫州牧（今河南省最高长官，与徐州牧相当），使其东击吕布，结果又被吕布的部将高顺打败，妻子再次被吕布掳去。直至曹操擒杀吕布以后，刘备才复得妻子。而后，刘备又一次失去地盘，跟随曹操回到许昌，被授以左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但他不甘心依附于曹操，参与了车骑将军董承受密诏欲诛曹操的秘密策划活动，整天心怀忐忑，也欲借机离开许昌，最终还是背叛曹操而与袁绍联合。
建安四年（199），刘备39岁。自从离开许都，刘备便开始终生与曹操为敌。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尽收其众，掳其妻子，并活擒关羽。刘备再次逃亡投奔袁绍，充当了袁绍的马前卒。官渡之战后，刘备南投刘表，两人关系比较复杂，刘表对刘备肯定有些防范，不肯重用。而刘备确实想得到荆州之地以作为创业基地，又迫于诸多因素不便下手。二人就这样相持处之整整10年。通过这10年我们可以看得出，刘备虽无法施展能耐，却能耐得住寂寞和诱惑，坚韧加忍耐等待时机的到来，此举绝非凡人所能为之。
建安十三年（208），刘备48岁。是年曹操南征刘表，刘琮投降，刘备大败于当阳长坂（荆门市以南近百里长的山冈），弃妻子，仅以数十骑逃走。随后的事情就是，刘备整理自己的队伍，联合孙权，大破曹军于乌林赤壁。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自为荆州牧，10年的忍耐没有白费，终于实现了将荆州作为创业基地的梦想，加快了谋划大业的步伐。
建安十六（211）年刘备入蜀，十九年破益州（辖今四川、陕南、甘肃部分），刘璋出降；继则东拒孙权，北抗曹操，后又得了汉中。建安二十四（219）年秋，在汉中自称汉王。章武元年（221），刘备61岁，在成都进号为帝，总算了却了谋取大业的心愿，终得一方天下。随后，东伐孙吴，惨败于彝陵，抑郁病集，逝于白帝。
刘备从31岁至51岁20年间多次易主。其正式投奔的对象有六人之多，若加上欲往投奔以及结盟后又背叛者则达九人，真可谓是长达20年的逃亡生涯。投奔对象中，如公孙瓒、陶谦、袁氏父子以及刘璋是以真心待刘备，予以刘备无私的资助和极高的礼遇；吕布、曹操以及刘表虽以虚伪之情待之，内心忌于刘备的声望，但表面仍礼遇刘备，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可以说正是有了长期的流亡生涯，刘备才能够生存下来，积蓄能量等待时机。然而对于这些昔日的救援者，无论他们是赤诚以待，还是诈伪巧饰，刘备多是归而后叛，败而投靠，特别是对于刘璋的侵夺，可称得上是恩将仇报。更甚者，刘备在面对昔日旧主吕布被俘时，表现出极其冷漠的姿态，不仅不出手相助反而落井下石。也许是出于创业者为了生存下来的无奈，然而刘备这种左右逢源、坚忍执着、仁义与诡诈并存的性格特征也使其终得一方天下，应该说刘备非常适宜在那个混乱且英雄辈出的年代中生存和发展，时代选择了刘备。
战争频仍应该是三国时期的主旋律，也是成就刘备事业的主要手段和因素。根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刘备参与的大小战役共有25次，失败16次，胜利9次，其失败的次数，占到总战役数量的64%。其中，刘备亲自督战或指挥的战役19次，失败10次，占失败总数的62%。可见，在战场上刘备虽不至于屡战屡败，但败多胜少确是一个事实。然而，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刘备的创业激情从未冷却，也从未放弃过对独霸一方的追求，他所表现出的创业精神正如陈寿所评价的那样“折而不挠”。从政治家的角度去评价刘备，可以说刘备也不具备卓越政治家的资质。就知人善任方面，他则远远不如曹操，且刘备为人多忌，缺乏宽广心怀。
赵云屡有战功，曾两次在乱军中保全阿斗（刘禅），有恩于刘姓家族。入蜀以后，在处理军政之事上的观点意见常与刘备相左，刘备便不再信用。孟达对于刘备入蜀有功，并取得了攻夺房陵、上庸、西城等地的胜利。刘备却对其不信任，又遣养子刘封夺了孟达的军权，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酿成孟达叛归曹魏，失掉三郡。黄权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归属刘备以后屡献奇谋，颇得重用，及至伐吴，二人意见不同，便将其调离前阵，使“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孤军悬处，道路隔绝，不能还蜀，使得黄权不得已率领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投降了魏国。在汉代的体制中，汉武帝以后，军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中朝官（皇帝近臣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组成，以平衡丞相所率领的外朝臣的权力）手里，蜀汉自然也是这样。据查，刘备所置中朝官，几无蜀籍人氏；刘备对于巴蜀名士和蜀籍官员存有戒心，从而限制了对他们的使用，影响了蜀国后继人才的培养。刘备坚韧的创业精神可以肯定，迎合时代的性格特征是成就他的重要因素，但政治、军事才能特别是用人方面皆不值得称道。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为重要的是缺乏人才储备或者说是没有后续的人才接替。这种局面的形成，同刘备的用人观有直接关系。
在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维持了近30年的统治，刘禅（207—271）作为刘备的继承者，支持姜维北伐，但对姜维也有诸多限制。而且刘禅对于宦官黄皓也颇为宠信，姜维畏惧黄皓，只得拥兵屯垦汉中的沓中（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不敢回成都。最后邓艾偷渡阴平大军压境，刘禅与群臣商议如何抵御，决定派诸葛瞻领兵迎战，但诸葛瞻战败。最后，刘禅接受谯周的建议，在263年向曹魏投降。
蜀汉亡后，刘禅作为俘虏移居魏国都城洛阳。某日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嘱咐演奏蜀乐曲，并以歌舞助兴时，蜀汉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个个掩面或低头流泪。独刘禅怡然自若，不为悲伤。司马昭见到，便问刘禅：“安乐公是否思念蜀?”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这就是“乐不思蜀”一典故的来历。历史上刘禅也多作为不思进取、只顾享乐的反面典型用于警示世人。（图3-2-36）
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64岁。蜀汉亡国，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全由后主承担。
（3）诸葛亮
在三国的人物中，受后世戏剧小说的影响，关羽是最大的受益者，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衍化。其次的受益者，就是诸葛亮了，衍化成为智慧的化身。这都源于南宋以来以蜀汉为正统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同情失败英雄，对关羽北伐功败垂成感到惋惜，关羽虽死，其威镇华夏的英雄形象仍活在百姓心中。诸葛亮被称为贤相，后世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戏剧、小说更是将其神话，鲁迅曾评说其“多智而近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诸葛亮在其“贤相”“奇人”光环以外，也肯定有其诸多不足，此处着重分析其悲剧性人生的自身因素。
不足一：对关羽的态度。由于关羽在刘备集团的特殊地位（桃园结义时刘备二弟），加之两人的战略思想相悖，诸葛亮对其的态度很是复杂，大体采用放纵放任，自生自灭的态度。荆州是曹、刘、孙三家的中心战场，三家为此地长期明争暗斗，一向用兵谨慎的孔明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对荆州进行了倾斜，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兵马精良。然而，当庞统战死，刘备求援时，诸葛亮却带走了张飞、赵云，只留下关羽留守荆州。在这一事关重大的人事安排上，孔明犯下了错误，虽然诸葛亮在移交荆州时，曾语重心长地教给关羽“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原则，其实诸葛亮也知道关羽并不赞同这一统一战线，加之关羽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随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关羽一步一步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孔明肯定觉察到了关羽这一危险迹象，却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迎合关羽的意气用事。发展到关羽痛斥诸葛瑾，辱骂孙权；继而发动襄樊战役，结果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随之而来的张飞遇害，黄忠战死，彝陵兵败，刘备驾崩。表面看来，刘备集团由盛而衰的直接原因是刘备伐吴兵败（彝陵之战），而究其深层原因，当是诸葛亮对关羽放纵，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如果说诸葛亮对关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刘备，那么在对待李严的态度上就难推其责。
图3-2-36 刘禅模具
不足二：对李严的态度。刘备彝陵战败后，驻永安，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如何将后事托付给诸葛亮、李严二人可以说是颇费了一番苦心。此时与自己最亲近的关羽、张飞已经去世，儿子刘禅才17岁，难以撑持局面。刘备深知诸葛亮有能力，能够将蜀汉事业进行下去。然而刘备担心诸葛亮会出现个人擅权，功高盖主的情况，为此想到了李严。在构成蜀汉政权的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中李严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有“以才干称”“复有能名”的赞誉，他自从跟随刘备后，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叛乱，充分表现出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他不属于刘备、诸葛亮所在的荆州集团，作为东州集团的代表，又同为南阳人，与诸葛亮是“同乡”关系，因而更能起到君臣团结一心的作用。所以在章武二年（222），刘备即将李严召到永安，任他为尚书令，成为蜀汉政权仅次于诸葛亮的政治人物。显而易见，当诸葛亮于章武三年（223）被召到永安安排后事时，刘备与李严一定已经对如何安排后事，包括让长于政事的诸葛亮主政，长于军事的李严主军以及如何限制诸葛亮的权力，进行过透彻的研究。刘备将政权、军权分属两人，显然就是予以相互制约，以确保刘氏天下。但是，在刘备去世后，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却怎么也看不到李严发挥他作为“托孤”重臣的作用。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尤其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的一位重臣的情形，为什么会长期“留镇永安”，远离成都统治中心?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李严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负面效应。只能说明，此时的诸葛亮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蜀汉的权力，而李严已经被撇在了一边。
在牢牢掌控实权后，诸葛亮便开始南征南中、北伐曹魏。在这些本应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全权负责的军事行动中，李严要么是没有参与，要么是下降为一个负责粮草的二等角色，这与他领受的“托孤”之命是完全不相符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也只能是诸葛亮了。在《出师表》里通篇没有出现一次李严的名字甚或与李严有关的事。在北伐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李严，作为一个与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却没有一点说话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在成都的情况下，本应由他来主持的朝政也被荆州集团的另外一些人所取代。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诸葛亮这种安排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排挤李严。
建兴九年（231）春，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运粮，因为连续暴雨，导致汉中粮运中断。李严先是让人打出后主的牌子，让诸葛亮退军；当诸葛亮退军后，李严一边说军粮充足为什么要退军，一边向后主报告说是退军诱敌。诸葛亮拿出李严犯错误的系列证据，李严只得认罪，并被废为平民。历史的记载往往是掌握社会资源者或者拥有权力者的偏好，即便私人撰写的史记也不得不顾忌当权者的政治立场。所以被废为平民的李严无法将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昭显于后世。不过，根据留下资料的蛛丝马迹，还是可以做一番分析。李严为什么要改名为李平?后来又如何赴汉中并为诸葛亮承运粮草?史书缺乏记载，后人难以知道内情。不过，两位“托孤”大臣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权力之争当是事实。而已经手握实权的诸葛亮为排除李严权力威胁，将李严赶出权力圈子也就是必然的策略了。因此，李严之所以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很可能就是掉进了排除异己的陷阱。
不足三：对魏延的态度。魏延和刘备是有些缘分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早在刘琮降曹后，魏延就决定投奔刘备，只因“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才在长沙韩玄处栖身，只待机会。所以说，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投刘备，不是魏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的。事实证明，魏延投刘备和刘备收魏延，对两者是双赢。在以后的取西川、夺汉中的战斗中，魏延处处冲锋陷阵，屡屡攻城拔寨，为蜀汉基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备对魏延的宠爱，是缘于魏延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胆识。故而刘备在做了汉中王之后，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省长级别的高级官员。那么魏延接手的汉中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汉中（今陕西省西南）先是张鲁占据后又被曹操所得，汉中之战后归刘备。多年战争后的汉中大家可想而知，人口大多已经被张鲁、曹操大规模迁走；粮草、财物根本全无，基本属于被废弃的无人区。面对这一惨状，魏延所做的就是带领士卒（不过万人）甩开了膀子干，且一干就是整整8年。其间魏延也将自己的家眷整体迁至汉中，可见其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情怀。今天的汉中还有以“魏家村”及“魏家村河”等命名的村庄、河流，也许就是魏延与其族人曾经为之奋斗的第二故乡。
刘备死后，在诸葛亮秉政期间，魏延的表现仍然堪称典范。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每一战诸葛亮都用魏延做先锋冲锋陷阵，魏延也从未辜负过丞相的重托，打败郭淮、诛杀马遵、收姜维、射伤曹操、斩杀王双、木门道射死张邰、上方谷诱烧司马懿，魏延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战役中出现且战无不胜。魏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才，也是一个多谋善断的帅才。一出祁山时，他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帅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以看出魏延和司马懿在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也暗示魏延的才识不同一般。可惜诸葛亮没有采纳这一计策，在诸葛亮的逻辑思维看来，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导下，也是自己领导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自比韩信，欲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自己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魏延的性情与才能同韩信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协不和、桀骜不驯、善于用兵，其军事上的奇才丝毫不逊于同时代的孔明、司马懿，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笨拙。
魏延在蜀汉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身为镇北将军（刘备当皇帝时所赐）、凉州刺史（孔明给的封赏）、丞相司马（孔明在北伐前给的官职）、前部都督（带领最精锐的部队在前锋作战）、征西大将军，封为南郑侯（破格提拔）等众多头衔，皆是对魏延实干真做中大智、大勇、大廉的可贵品质精神，以及治理汉中功绩、那份耿耿丹忠、那份浩然正气最好的回复，掷地有声。魏延在蜀汉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至此，我们不难推测诸葛亮深知若要使自己的权势与威望在死后得到延续，必须保证自己的嫡系：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而魏延则是这一计划实施的最大障碍。作为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高级将领魏延，却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孔明已经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然而我们冷静分析不难发现：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浪费国力。另外，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并不逊色于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由此可知，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排挤打压，到最后为了排斥异己，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表面上看魏延之死，源于与杨仪的内讧，然而这场内讧的必然性早在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军事会议（魏延未参加）上已经埋下了伏笔。这场蜀汉内部的争斗直接后果是导致魏延被残害，间接后果是加速了蜀汉政权的没落。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此，笔者并没有贬低诸葛亮的意图，而是通过二三事以及诸葛亮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和态度，希望为读者拼凑一个更为理性、真实的历史人物。（图3-2-37）
（4）关羽
三国人物首推关羽，并不是因为历史上的关羽如何重要，而是关羽对后世影响之巨，恐怕是任何一个三国时期的人物所无法预见的。有学者认为关羽是三国故事传播以来最为受益的历史人物，也有人说他全面接替了姜尚成为中国武神的代言人。
图3-2-37 诸葛亮模具
民间的关羽形象，已经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而出现。“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偃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这是一组活在百姓心中的雕像，其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身在曹营心在汉、斩颜良诛文丑、封金挂印、千里独行、过五关斩六将、古城聚义、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的故事更使关羽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忠义智勇也被描摹得淋漓尽致。一个忠心不二、义薄云天的关羽就深入了读者的内心。形象与事迹将关羽的人格精神和魅力联系在一起，也是其忠、义、勇文化特征的折射，其形象特征意蕴着中国文化的道德审美标准。（图3-2-38）
图3-2-38 关羽模具
关羽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刘、关、张的情同手足被作为关羽的重要社会关系着重表现出来。“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12]陈寿的简略记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关羽。关羽其人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是为蜀汉集团立过功劳，与先主情同手足，在蜀汉集团举足轻重的将军。当然这位将军也有骄傲轻敌的毛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加之关羽本来就与丞相孔明不和，二者间除了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政治理念与外交策略完全相左，其言行与《隆中对》（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有悖，已经威胁到和破坏孔明与吴苦心经营的“统一战线”。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征战历时半年有余。曹操对这场战役非常重视且增派五路精锐部队对樊城进行增援。反观刘备集团直到关羽受到曹、吴绝对优势兵力的夹击以致被俘，未对荆州发过一兵一卒，蜀国对这场战役的态度不免让我们怀疑刘备与关羽之间的情同手足。从关羽自身与所处环境等因素来看，关羽在这场战役中败亡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襄樊战役的失利，使得蜀国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桥头堡（荆州），并导致联吴抗曹策略的破产，也为后来刘备彝陵之战埋下根由。
宋代是关羽由人变神的重要时期，其原因可能是北宋南迁，偏安杭州，与金元对峙的局面，同三国时期极为相似。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汉民族的勇武气节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南宋文人十分推崇关羽。元末明初，关羽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以完善和定格。《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塑造在关羽形象演变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接受与传播。小说《三国演义》融合各种文本中不同关羽形象特质的矛盾进行互补、重构的组合，交叉运用了前时代的雅、俗文学的各种叙事话语，有说唱文学与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有文人诗歌的咏叹与议论，使关羽形象中忠、义、勇等人文精神体现出了多重内涵。作为一个定格的文化形象，《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传递出许多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文化内涵。对此，自上而下的不同社会阶层，均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他们从关羽这一形象内涵中抽取一些自己认可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并对这些具有自我属性的信息进行加工。最终，历史上那个“万人之敌”“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刚而自矜”“破坏统一战线”的关羽，被小说《三国演义》中这个关羽——雅俗共赏、具有忠义思想的儒化战将形象所取代。同时，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关羽形象融会了雅俗两方面的文化想象，具有了震慑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美学概念。
（5）姜维
在龙凤花烛模具里出现姜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使得笔者不禁对这位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姜维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也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艺术形象。（图3-2-39）
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第一次兴兵北伐，师出祁山。当时在魏国天水太守马遵手下任中郎将的姜维正随马遵等出巡视察，途中马遵怀疑姜维等有异心。于是，乘姜维不注意，马遵在夜间跑回上圭（今甘肃天水西南）。等到姜维发觉后追到城门时，城门已闭，呼叫不应。姜维不得已来到冀城。冀城县令已接到马遵的命令或者同时也怀疑姜维有疑心，也是拒门不纳。姜维无路可走只好投奔蜀营。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天水一战，姜维识破诸葛亮之计，前后夹攻，击败常胜将军赵子龙，又预设埋伏，使得向来谨慎、精于算计的诸葛亮居然败北。诸葛亮因此非常赏识姜维的文武双全、智勇兼备，赞叹他乃将帅之才。于是，调兵遣将，决计智收姜维。显然《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更加具有戏剧性，同时显示了姜维的将帅之才和孔明的鉴才之能，但两种说法可谓殊途同归，姜维归顺了孔明。
如果说“降蜀”是姜维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篇章，那么“伐魏”就是姜维历史舞台的第二篇章。诸葛亮在世时，从公元228年至234年，曾北伐五次，小说《三国演义》有六出祁山之说，几乎是每年一次北伐，姜维自诸葛亮一出祁山归降蜀汉后，在以后的四次西出祁山中，作为诸葛亮的衣钵传人屡建奇功。也许姜维的功绩被孔明的光芒所遮掩，史书上对有关他的事迹记载很少。姜维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他接过伐魏大旗并大举伐魏，北伐的次数比诸葛亮还要多，据《三国志》记载，不止八次，公元238—262年之间，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具体战绩是：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总的来说还是胜多败少，军队损耗也是魏重蜀轻。
图3-2-39 姜维模具
李贽《武臣传》中也评价过姜维，尤其是在蜀汉武臣中，仅把姜维列为“名将”，其地位高于关羽、张飞、马超等诸将。《三国志·姜维传》也说姜维非常廉洁，尽管位高权重，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可见历史上的姜维不仅才能不逊色于关羽、张飞，而且品德也为一时之楷模。也许历史上诸公在评价姜维时，都带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图谋，故争论颇多。在此，笔者学术水平低下，不能一一罗列后进行再次评估，然而还是想试图还原和拼贴出较为真实的姜维。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宿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北伐曹魏，尽管招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继承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遗志。姜维的北伐曹魏，对于维持衰弱的蜀汉政权的生存是功不可没的。
自孔明病死五丈原后，蜀汉人才极度凋零，加之小人乱政，蜀汉政权的亡结只是时间的问题。邓艾偷渡阴平，攻破绵竹。后主闻知，肝胆俱裂，忙向邓艾请降。后主主动投降，作为臣子的姜维只能投降钟会。但不妨做一下这样的假设：姜维投降，是不是为了在之后利用钟会的野心以及其与邓艾的矛盾，借钟会之手除去邓艾，然后再策动钟会谋反，抵抗司马昭派出的增援部队，最后除去钟会，复兴蜀汉呢?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行事不密，军士哗变，钟会身死。而姜维终寡不敌众，遂自刎而死，时年59岁。此种假设永不得证实了。《资治通鉴》引常璩之论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
5.杨家将系列人物及穆桂英
在众多的模具里出现杨宗保与穆桂英，其实并不意外。因为模具的世界就是神的世界和崇信的世界。在众神中，有的是真人演化而来，如契此；有的是外来神演化而来，如哪吒；也有的是中国土生土长演变而来，如钟馗；当然也有的是演绎而来。杨宗保与穆桂英就是很好的例子。
提到杨宗保和穆桂英，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三代抗辽的英雄集合体杨家将。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和影响丝毫不亚于三国、水浒、西游故事，同时，杨家将故事经过长达千年之久的流播和发展，积淀了大量民间的审美趣味、价值标准、宗教信仰、心理情绪和历史想象，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一个窗口。杨宗保与穆桂英分别是杨门男将和杨门女将的代表，我们先来捋顺杨门三代英烈，以便能更好地了解杨家将。
（1）祖父杨业
根据历史记载，杨家将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杨业（图3-2-40），也是杨门男将中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宋史》中有《杨业传》，后附杨延昭、杨文广的传记。杨业是五代末期北汉的名将，今陕西神木人。辅佐刘崇，因为骁勇善战出名。多次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多次立下战功，因每次战斗都能取胜，国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无敌”。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讨北汉，平时就听说过杨业的名气，很是赏识。北汉降宋后，杨业归顺大宋。因他熟悉边事，具有丰富的与游牧民族作战的经验，赵光义仍任他为代州刺史，授右领军卫大将军，长驻代州（今山西代县）抵抗辽兵。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辽发兵十万攻雁门，杨业出奇兵绕到雁门关以北突袭辽军，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雁门之战”，杨业因此被提升为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自此杨业在辽军中声威大震，辽军见到杨家旗号无不望风而逃。杨业处理政事简单明了，对部下和士兵也宽容，所以士卒都乐于为他效力。
雍熙三年（986），为收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二十万大军分兵四路伐辽。史称雍熙北伐，又称“岐沟关之战”。起初四路大军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失地。但随着西北路军米信部新城（今河北高碑店市）会战失利及东路军曹彬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被辽名将耶律休哥击败，宋太宗急令宋军四路大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统率的西路军护送百姓内迁。杨业一部孤军奋战，最后负伤被俘，为表忠心，绝食三日，壮烈牺牲。雍熙北伐是宋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此战的失利，使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这个战略基调一直持续至近三个世纪后的南宋灭亡。
（2）杨延昭
图3-2-40 杨业模具
杨延昭生于958年，死于1014年，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有记载的人物。杨延昭起初叫延朗，后来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乃赵姓皇室成员。民间俗称杨延昭为“杨六郎”，在杨家将故事中，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宋史》中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杨延昭至少比其中的五位要大，他不是因为排行第六才叫杨六郎，据传是辽国人最先这样称呼他的。他们认为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主镇幽燕北方，是他们的克星，辽国人就把他看作是天上的六郎星宿（将星）下凡，故称为杨六郎。
杨延昭少年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杨业对他很是钟爱，觉得他最像自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经受战斗锻炼。
28岁的杨延昭随父亲参加了宋太宗发动的第二次征辽战役（雍熙北伐）。攻打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城时，杨六郎担任先锋，战斗中手臂被流矢射中，在受伤的情况下没有退却，反而越战越勇，终于攻下朔州。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现今山西繁峙县下茹越乡六郎寨村和那里的一处古迹“六郎城”，就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
澶渊定盟之后，杨延昭因为守边有功，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屡次获得升迁，被钦定为边关守将。其实早在雍熙北伐后，大宋对辽国的战略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而澶渊之盟后，大宋的战略态度就更加消极。在这种大环境下，杨延昭的军事才能也很难有大的显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攻能克、防能守的将军，杨六郎没有父亲杨业幸运。
杨延昭镇守边关20多年，呕心沥血，英勇善战，但他毕竟不是边关主帅，始终不过是一个指挥几千人马的普通战将。宋史对他的记载，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有关他的英雄事迹传说、演绎甚多，在此就不提及。1014年，杨六郎病死于边关，享年57岁。
（3）杨文广
故事传说中，杨延昭的儿子是杨宗保，杨文广是杨宗保的儿子，也就是杨延昭之孙。这种说法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宋史·杨业传》记载得稍微明确一些，提到杨延昭有三子，杨文广是其中之一，但对其他二人没有提及。《隆平集》（旧题曾巩撰）记载，杨延昭的三个儿子分别是传永、德政、文广。根据这些史料我们不难确定，杨文广应该是杨延昭之子，他是杨家将的第三代代表人物。
后来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杨宗保、穆桂英等都是虚构的人物，史上应该并无其人。不过也有不少人对此存疑，民间传说多把杨宗保当成杨延昭的儿子，这种说法借助于戏曲评说的广泛传播，已深入人心。根据历史记载，杨文广死于1074年，他的出生年月则无据可考。反观杨延昭则是死于1014年，有人从二者的死亡年代出发提出疑问，文广卒年是在延昭故后整整60年，按常规推算，父子两人相差这么多年比较少见，中间若有宗保这样一代人似乎更合情理。民间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着自己的演绎方式，而这种方式往往是通俗、幽默、传奇、合理和理想化，只有这样故事人物才会被后人所记住且能够传承下去，在传承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撰写人还会在故事人物中添加作者所在时代的特性和寄望。所以，杨家将的故事传承千年，在民间戏曲、话本、评书、小说的集体推动下，已经形成非常完善的故事体系，且老少皆宜，代代传颂。
历史对杨业、杨延昭的记载本来就不够详尽，对杨文广的记载就更为简略。杨文广虽是将门之子，却没受到什么恩荫，在军中做了多年的下级军官，杨家后人的境遇可以说也是宋代“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的一个缩影。不过，有幸的是，杨文广与宋代的几个名将，比如范仲淹、狄青、韩琦都打过交道。宋仁宗时，范仲淹经略陕西，抵抗西夏，发现杨文广勇敢善战很有才能，细问之下得知他是名将之后，就将其留在帐下做了镇将。如果没有范仲淹的赏识，杨文广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之地。
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总算是有了些功劳。做过广西钤辖，知宜（今宜山县）、邕（今南宁）二州。这已经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了。1068年，宋朝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认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且有战功，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杨文广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受名将韩琦指挥。此时的杨文广与其祖上杨业、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但与同时代的韩琦、狄青和范仲淹相比，杨文广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因此，有关他的记载有限，也是合乎情理之事。
杨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今河北定州市）路副都总管，继承他父祖未曾完成的抗辽事业。当时辽宋虽已达成和议，但边界争端不断。杨文广在抗辽前线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向朝廷献上了收复失地的宏图以及攻取幽燕的详尽计划，但还没等到朝廷的回音，杨文广就一命归西，正可谓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事实上，即使他仍然健在，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杨文广并没有建立能与他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时代因素。当时北宋朝廷坚守退让政策，对辽是消极和议防御，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之间不断摇摆。此时的宋朝积弊已深，修文偃武的风气已成，朝野上下讳言用兵，用现在话说就是维稳，杨文广不可能有更大的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杨文广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心报国的优良传统，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4）杨宗保与穆桂英（图3-2-41）
杨宗保是小说中的人物，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的儿子，年少有为，曾得神人所传大破天门阵，后与女中英杰穆桂英结为夫妻，生子杨文广。在《杨家将演义》中为杨业之孙，杨延昭之子，少年从军，娶穆桂英为妻。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杨文广实为杨延昭之子。根据《宋史》的记载，杨家三代抗辽，只录有杨业之子杨延昭（本名延朗）、杨延昭之子杨文广，其余人等皆不见于史传，而杨延昭有子名宗保也于史无证。历史对人物的采摘是非常苛刻的，况且历史的记录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记录历史者或者说掌控历史记载者，基本上就是掌控社会资源的人，所以他们对历史的采摘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而遗留下的空白，则由民间来填充，自然这种填充可以完全摆脱史实的约束，有点艺术加工的味道。也正是这种理想化的加工，才构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图3-2-41 杨宗保和穆桂英模具
大概是杨六郎与杨文广之间时间跨度过大，也可能是杨六郎晚年才得子，两者去世的年代整整相距60年（杨文广死于1074年，杨延昭则死于1014年）。在这长达60年的时段里，杨家没有出一代英雄，未免显得过于苍白，民间就在两者之间增加了杨宗保及妻子穆桂英，这是杨家“四代”中最精彩的篇章。虽然没有史料依据，民间却对二人敬仰有加，奉为神明。在《杨家将演义》中，杨宗保少年时即随父出征，为破天门大阵向寨主穆桂英讨取“降龙木”，更换斧柄。在攻打穆柯寨时，为穆桂英所擒，后与穆桂英结亲，夫妻同破天门阵。查阅杨宗保业绩也多与杨文广的事迹大体相似，如少年临阵破敌等，而其妻穆桂英却无史料考证。
民间对穆桂英的敬仰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愿：第一，强势婚嫁。根据京剧演出的情景，把杨宗保缚绑，用刀架在脖子上硬意逼婚，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快速结婚模式，是关于穆桂英人物形象的一大创造。第二，刚柔相济。挂帅破天门阵，杨宗保不服令，桂英铁面无私，对其军棍相加，可晚上回帐，仍是柔情脉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第三，豁然大度。在天波府里主持工作时，对男人少，寡妇多，却能懂得调节、平衡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实现大家庭的和谐，实属不易。第四，藐视权威。面对朝廷对抗邻敌的消极政策，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像当年老令公和杨六郎那种逆来顺受、负辱忍耻的行为。杨家最后归隐山林，她又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实施者。第五，忠节大义。虽然立志归隐，不理朝中的政治斗争，但一旦国家需要，立刻放弃个人恩怨，率兵出征。每临战阵，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后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完成了忠节大义。民间塑造了一个四代忠烈的杨门男将的整体形象，而后又演绎出了“十二寡妇征西”的杨门女将的整体形象，特别是穆桂英，可以说是杨门女将的完美形象。
当杨家的寡妇们凭借着自己柔弱的身躯去迎战蛮敌的时候，由男人担当的朝廷去哪了?由男人担当的将帅去哪了?由男人组成的军队去哪了?由男人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群去哪了?可见这就是地道的中国民间智慧结晶，完美、理想、充满正能量，同时又蕴含着讽刺和调侃。
（5）四郎探母
在模具的世界里有一组人像，看得出是一家三口，后请教曹海荣老师方得知是“四郎探母”。四郎就是杨家将中的杨四郎——杨延辉（图3-2-42），又名杨延晖、杨贵。小说中是金刀老令公杨业的第四子。北宋时，宋辽常年交战。幽州战役中，杨家诸子在杨业的率领下赴金沙滩谈判，结果被辽兵包围。杨家军几乎全军覆没，四郎与部下冲出重围，却又遭遇辽将韩延寿、耶律奇率精兵四下包围，部下全部阵亡，四郎只身被捕。杨四郎被俘后，宁死不屈，慷慨陈词，但是未表明身份。萧太后很喜爱杨四郎的一身好武功，又见得杨四郎生得一表人才，于是招降四郎。四郎为报金沙滩之仇，忍辱负重，隐瞒身份，将“杨”字一分为二，化名“木易”。萧太后大喜，招为附马，将女儿铁镜公主许配给四郎。此后，二人成婚生子，难怪在模具中铁镜公主怀里报个孩子。时间像飞鸟，15年后佘太君挂帅征辽。四郎得知后，思母落泪，被铁镜公主发现，追究情由，四郎实言相告，并请公主帮助出关探母，承诺一夜即返。公主从萧太后处骗来令箭，四郎即赴宋营，与母亲佘太君及其发妻相会。时将天明，四郎恐误限期，辜负公主母子，坚决回至辽国。萧太后得知驸马乃杨家人，欲斩之，公主苦苦哀求，乃赦四郎。杨四郎后助杨延昭打败辽国，返回汴京（今河南开封），在天波府郁郁而终。
《宋史·杨业传》记云：“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为殿直。”历史上的杨四郎不曾配娶辽国公主，亦没有在宋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痕迹。明清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四郎探母”故事却把杨四郎这一人物形象推上了文学艺术舞台，故事纠结着亲情、爱情、家国恩怨，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四郎探母”故事的演变，也正是历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意识的折射，随着民族一步步地融合，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探母故事的演变正是见证了民族间认同过程中的微妙变更。
图3-2-42 杨四郎模具
【注释】
[1]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6·杂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500页。
[2]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6·杂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页。
[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4页。
[4]孙雍长注释：《老子》，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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