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公平一些

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毒瘤，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海内外已经对中国社会有很多的判断，悲观的人甚至使用社会“断裂”、“解体”或者“崩溃”来形容。社会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判断，但可以确定地说，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严重威胁到国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那么，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不能处于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而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法家强调“养民”，而儒家则强调社会公平。法家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说，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及其道德基础。而儒家则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经济公平的缺失。从历史经验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都有偏颇，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法家强调经济发展，这是对的，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极度贫穷下，社会产生不了良好的秩序，更不用说良好的道德了。但是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要看什么性质的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同样会产生社会秩序问题。对此，儒家是对的，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

收入差异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用短短的30多年时间从一个贫穷国家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已经并且正在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

第一，社会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促进社会成员和地方的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动机来追求财富。可问题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带动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虽然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出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并且这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第二，中国社会阶层开始由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状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么富裕不起来，要么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人们用很多词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基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上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与“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呈现封闭性。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中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处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处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无论是社会道德的滑坡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都与林立于社会群体间的城墙有很大的关联。

第三，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这种机制还不健全。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保障其不致于饿死、病死和冻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时，给予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今天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另一部分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根源

那么如何才能使社会变得公平、公正一些呢？除了继续改革，别无他法。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很多年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各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但问题常常是越改革，社会越不公正。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关注二次分配，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达到基本社会公平。这种思路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只要将以前没有分好的蛋糕分好了，社会就公平了。从各国实践来看，这种简单思路尽管对民众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这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一次分配上进行，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并且，二次分配的方式也极其重要。

一次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进行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当前，主要是要达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业发达的社会，社会就比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社会，社会就高度分化。

在一次分配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民营和中小型企业受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挤压，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劳动者收入占GPD的份额还是过低。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自其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占GDP份额过低，表明在分蛋糕时，资方（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占据了过多的份额，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过低，因此产生巨大的收入差异。第三，国有企业的封闭性。国有企业往往依赖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资源和财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不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企内的职位不通过市场进行分配，而是演变成为内部分配或者通过权力关系而分配，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如何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的。

农村的土地问题也属于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差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无论从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经验来看，土地是农民脱离贫穷、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最主要的经济要素。但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已经变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权者、资本等，一方面维护着“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直在瓜分着这块“唐僧肉”。唯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往往得不到好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很多社会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农村穷人转变成为中产阶层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办法。实际上，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更是政权的基础问题。很显然，由土地引出的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名校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

在解决了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有意义。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都属于二次收入分配。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为分蛋糕。在任何社会，这些社会政策的确立是消费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社会建设是关键，而社会政策又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

社会政策对社会公平的意义很明显，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国内高校领域呈现出了封闭性。在著名高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他们学业优秀，也往往因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理想的大学。而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手段。这种分配不均不仅仅表现在教育领域，其他领域也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等。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待遇。这些“小社会”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巨大的弊端。第一，这些特权使得政府部门缺乏进行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第二，这个“小社会”的内部交易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因为内部交易不产生GDP，或者其所产生的GDP远远小于市场价格。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本应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如养老保险的一部分都流向了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这个“小社会”，不管如何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

今天的社会弥漫着不公平感，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对普通人来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有钱人，他们所拥有的许多都缺少合法性。中外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是革命最强大的驱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执政党需要把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