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解体的根源

中国社会道德面临解体危险，道德必须得到重建。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分析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不过当社会被愤怒氛围裹挟的时候，人们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合适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紧迫感和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虽然社会各方面都认同道德衰落的各种现象的存在，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诊断却缺乏共识。那么，当下人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社会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有其他看法，但左右两大派看法占据了今天社会的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辩护。双方对道德问题的解读大多停留在规范和道德层面，经验性的研究并不多见。结果，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真正的用处。

“左”派的解释：市场经济是根源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切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社会道德不至于面临解体的危机。因此，这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具有社会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会。甚至有人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比较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在那些并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年轻群体的心里滋长。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历，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道德衰落带来的问题。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的。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秩序和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制约。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既导致了社会空间的消失，也导致了权力的腐败，这很难说是道德的。社会没有自身的空间，高度依赖政治，高度人身依附关系也很难产生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普遍贫穷的状况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显然产生不了道德。只是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低下状况和非道德事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虽然一些人怀念1978年之前的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只是想表明对今天现实的不满而已。

第二是不管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导致出现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即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的“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但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光有政府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秩序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想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自由派的解释：政治权力是关键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衰落视为政治权威主义阻碍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重建问题。市场化的目标就是将政府与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那么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也并不是解决道德秩序的唯一途径。市场化通过遏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但同时也产生着其他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同时，也给人类既有的道德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为道德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否则西方道德的转型是不可能的。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方所经历的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的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有效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秩序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又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的理想罢了。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在规范层面上都有些道理，但双方都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过去的时代，一方是向往西方，没有别的了。

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缺少边界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经济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道德解体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个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人们所说的“权势一体化”的局面。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失衡。不难看到，中国早期的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至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推动的私有化运动。但在很多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中国的情况相反，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社会没有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成为暴利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中国社会秩序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GDP。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了，因而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术，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赔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多种变相的GDP主义的产物。

但是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道德和信任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在哪里，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解体的危机必然发生。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社会道德的解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GDP主义是核心因素。如果这三者之间所有互动的核心是GDP，那么，道德的解体成为必然。反过来说，如果要确立一种新道德或者重建道德体系，那么就要改革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原则，也就是要“去GDP主义”，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促成新道德成长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左右派之间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助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改革经验都证明，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一旦主导中国社会，在克服了一种道德危机的同时又会制造另一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机。要重建道德体系，人们还得另寻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