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抗争和农业阶级关系的定型

农民总是不断反抗各种精英对他们劳动和产品生产的要求。当精英斗争危及精英们的存续和既得利益的时候，精英们试图用新的模式来控制农民的土地和劳动以应对威胁，而农民们则以集体行动回应。当精英统治和剥削的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农民们的反抗能力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农民的劳役、实物赋税、现金地租和税收的份额和种类的变化，农民们仇恨的目标也在转变。这一部分将提出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英法两国农业阶级关系的变化对农民的反抗能力有何影响？英法两国的土地精英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使用策略削弱农民的反抗，同时又不会引起敌对精英们趁火打劫？我先考察英国的情况，然后再看法国，最后比较对两国的观察。

英国

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在与敌对精英的斗争里大获全胜，并把佃户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据为己有。但是，虽然敌对精英的封建土地权利和佃户的土地权利不再威胁到乡绅对土地的控制，他们现在却要面对农民对其私有财产发起的挑战。

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和内战之间的一个世纪里，发生了几波农民抗争运动[21]。最先一波抗议针对的是君主宣称有凌驾于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并集中攻击王室的代理人，尤其是税收官。其中最著名的是1536-1637年的求恩巡礼。求恩巡礼集中在林肯、约克、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这些郡里有很多地主暗自支持教会和农民反抗。地主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反制亨利八世，因为亨利八世在这些郡里试图打击大贵族家庭及其盟友的霸权[22]。

求恩巡礼不是为了土地权利，也不直接影响农村阶级关系。它是由正在和其他精英们斗争的一部分精英煽动起来的。求恩巡礼从未超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引发的精英矛盾的范围；它没有发展成挑战农村阶级关系的一场斗争。皇家税收官是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农民抗议者勇于抗税，而反抗土地租金的抗议却都短暂而且孤立。暴动很快被英国君主击溃。它的主要影响是加快了君主削弱大领主的步伐，并且开启了新的郡县精英的形成过程。这些精英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力量壮大，严重削弱了农民的权利。

之后几轮农民暴动是为了反抗地主削弱农民权利的。其中激烈的反抗发生在1548-1552年。农民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变得消极，即便是在1553-1554年［怀亚特（Wyatt）领导的反对玛丽女王与菲利普结婚的叛乱］和1569-1570年（因宗教和宗教自主及特权问题，北方诸侯爵反叛伊丽莎白一世）的精英叛乱时期也不积极。1580年代农民抗议再次开始，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愈演愈烈，到了1607年的米德兰起义[23]时达到高潮。直到革命前为止，反抗地主的零星抗议仍在中部地区——特别是沃里克郡——继续着。在1608年到1639年间，英国君主作为一个大地主是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北方各郡的农民抗议皇家庄园的高昂地租。沼泽地的居民挑战了君主企图抽干沼泽的图谋。住在皇家森林的雇农和劳工则反对君主砍伐森林和圈地的计划[24]。

农民对君主的挑战被轻易地击溃，丝毫没有改变英国君主的计划。亨利八世与大部分世俗精英们分享了解散修道院的收益，因而不必对农民或者教士叛乱作出任何让步，就有力量击溃求恩巡礼。北方的农民无法阻止皇家庄园的地租上涨。君主砍伐森林和圈地的计划仅被抗议稍微延后。通过鼓动挖渠沟、修水闸和修下水道，抗议倒确实推迟了抽干沼泽的计划——特别是在林肯郡（Manning 1975，pp. 146-148）。沼泽地的抗议在1640-1641年最有效，那时君主正受到精英反对者的打击，没有能力压制农民的挑战。

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农民们相对平静。农民参与抗租运动完全出于机会主义，反抗被战事削弱的君主和地主们。与法国农民在投石党之乱和大革命期间的表现不同，英格兰农民没有大规模地反抗当时的土地权利分配。在内战中，农民并未起决定作用（Charlesworth 1983，pp. 39-41；Manning 1975）。

最有成效的农民起义是针对世俗地主的，主要发生在1540年代以及1580-163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抗议反对地主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可以依照抗议煽动者的特点以及他们所反抗的地主的组织形式将农村抗议加以分类（见表6-1）[25]。

表6-1　英格兰农民反抗的类型（1540-1639年）

资料来源：阿普比（Appleby 1975）、查尔沃斯（Charlesworth 1983）、康沃尔（Cornwall 1977）；弗莱彻尔（Fletcher 1968）；兰德（Land 1977）、曼宁（Manning 1974）、麦卡洛奇（McCulloch 1979）、夏普（Sharp 1980）。

若某个地区地主削弱了农民社区力量，或者农民们准确地认识到地主间的分化，或同时有以上两个过程，就会发生1540年代的第一波抗议（表6-1的①、②、③、④）。1540年代的所有抗议都旨在反对地主增加地租、复核在册业权或者圈地运动。自由业权人领导了在萨默赛特、威尔特、肯特、汉普、拉特兰和萨福克的抗议，在册业权人和雇农则参与抗议。这些郡县的精英们紧密组织在一起，并且能够迅速调动力量镇压1549年的叛乱[26]。但是，虽然精英们有组织上的优势，并且有更精良的武装力量，他们仍对自由业权人让步，以便分裂农民叛军。大概地主们是害怕扩大的武装冲突会给君主介入郡县事务提供口实。自由业权人一旦得到地主保证的土地权利和人身自由，就放弃了抗议。

在其他三个郡即康沃尔、诺福克（②）和莱斯特（④），地主组织松散，在1549年爆发了严重叛乱。虽然莱斯特的叛军主要是在册业权人，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在法律认定上比较弱，但是该郡缺乏组织的地主很快就向叛军妥协并满足他们的要求，以迅速平息动乱。当17世纪乡绅们成为组织严密的精英时，莱斯特的在册业权就被无声无息地收回了。

康沃尔和诺福克爆发了1549年最广泛和狂暴的动乱。农民的抗争在这两个郡特别有号召力，最终获得成功，皆因地主特别弱小。康沃尔是英国君主长子的公爵领地，因而很大一部分庄园都属王室所有。在那里没有大封建巨头，不属于王室的庄园大多数归小乡绅所有。这些地主不能通过治安委员会建立合作网络，因此郡县里官职都被管理公爵财产的王室官员统治（Cornwall 1977，pp. 41-47）。而诺福克庄园由居住在该郡的大小地主所有。可是诺福克的两大封建巨头——霍华德和科特尼——跟亨利八世发生了冲突，失掉了很多庄园并被解除了郡里的职务，这削弱了他们领导郡县事务的能力（Land 1977，pp. 37-41）。

强有力的庄园法庭把康沃尔的农民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能够联合不同村庄迅速动员。在王室力量占相对多数的庄园里，地方法官听命于皇家法庭。其他地主也唯王室马首是瞻。命令的滞后使得地主不能迅速应对暴动，无论是要让步还是要镇压，这使得农民军成了气候并获得广泛支持。在一开始的败退之后，君主在埃克塞特击败了叛军。通过处决叛乱领袖并对自由业权人妥协，该郡重新恢复平静。君主赐予打胜仗的军官庄园，加强了地方乡绅的力量。当权力天平向地方乡绅倾斜之后，更有效率的郡县政府发展起来，复核地权和圈地运动得以不受暴乱威胁顺利完成（Cornwall 1977，pp. 64-136，176-206；Wordie 1983，p. 489）。

诺福克暴乱从单独一个村庄开始，其间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领导破坏了圈地的树篱，因此这次农民叛乱也被称作凯特起义。诺福克的治安委员会因为内部派系斗争和王室的肃清基本瘫痪，无法镇压凯特和他的追随者。起义者相信自己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反抗乡绅削弱自由业权人和在册业权人的权利，不断集结并逐渐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和康沃尔的情况一样，起义最初取得一些胜利，最后还是被王室的军队击败。起义领袖再一次被处决，而参与起义的民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Cornwall 1977，pp. 137-59，268-75，207-25；Fletcher 1968，pp. 64-77；Land 1977）。到了16世纪末，诺福克乡绅建立起对郡县政府的牢固控制，因而有能力在不触发反抗的情况下剥夺农民的权利（Bearman 1993）。

林肯是1549年抗议浪潮的最后一波，它的情况和表6-1中①所示的六个郡类似：强大的农民社区对抗紧密团结的郡县精英。但是，林肯的抗议者主要是在册业权人。在1549年时林肯的自由业权人相对稀少，并不积极。林肯的地主们没有作出什么让步，很快依靠武力镇压抗租罢税的运动（Thirsk 1957，pp. 47-48，p. 148）。该郡在1549年的经历和之后几十年的情况吻合（表6-1中的③），地主对抗的是强大的农民社区，他们握有长期以来习俗规定的土地权利和自我治理的制度，但是其中基本没有军事化的自由业权人。在这类情况下，地主能够不作出让步而成功镇压起义；这跟①的情况相反，在那种情况下地主通过协商解决自由业权人的要求。

后期的农民运动从1580年代至1640年革命，抗议持续了半个世纪，在1607年米德兰起义达到高峰，而自由业权人已经很少参与了。这些抗议由雇农和劳工发起，目标直指紧密团结的郡县精英。因此我们需要解释：为何1549年之后自由业权人退出了农村阶级斗争？以及为什么更为贫困的农民会在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挑战紧密组织的郡县精英呢？

1549年之后自由业权人不再参与抗议，主要因为地主们通过十年间的起义认识到应该尊重有力量、有组织的自由业权人的利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27]的地主们与自由业权人联合起来削弱庄园法庭，并且大多数圈地运动都经过了自由业权人的同意。[28]

1580年掀起新一波抗议和暴动，到1607年的米德兰起义达到高潮，如表6-1中的③所示。这些起义集中在中部地区（最激烈的发生在沃里克、莱斯特和北安普敦；在林肯、牛津、贝德福德、德比和伍斯特也有较严重暴乱，尤其是在1607年），在这些地方的乡绅精英新获霸权，试图重新审查在册业权人的地权，限制无地农民的流动和居住，并且削减所有农民对公地和森林的使用权。发生起义的八个郡中的五个在16世纪圈地率最高[29]。其他暴动发生在诺森伯兰，那里的乡绅借君主之力摆脱了封建巨头统治，形成了紧密团结的郡县精英，他们则企图增加佃户的地租。

1607年的起义被轻易击败了，因为没有自由业权人的参与削弱了起义者的内部团结，尤其阻碍了跨村庄的动员（Charlesworth 1983，pp. 33-36）。农民运动的失败，再加上乡绅在中部地区的霸权，为17世纪大面积的圈地运动扫清了障碍。17世纪圈地的面积是16世纪的12倍之多（Wordie 1983，p. 502）。1600-1699年的圈地集中在中部地区，多数是由留存下来的自由业权人和乡绅们协议认可的；乡绅们相信在册业权人和无地农民不会为了失去公地、森林、荒地而反抗，也确信他们的圈地计划会通过郡治安委员会得到紧密团结的郡县精英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1580-1639年，其他经历农民抗议的地区是北部边境诸郡、林肯和约克的沼泽地，以及威尔特、萨默赛特、斯塔福德和德比的林地（Charlesworth 1983，pp. 36-39）。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盟（Union of Crowns of England and Scottland）建立，在诺森伯兰、达拉谟、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兰开夏等边境诸郡的佃户没必要再参加边境民兵组织，因此也失去了他们特殊的租佃权和来自王室的保护。地主迅速行动开始复核地权，并且拒绝按照习俗来制定土地转让金的额度。边境诸郡的租户大多数都是在册业权人，只有极少的自由业权人。紧密组织的郡县精英成功击败了农民运动，并且因没有太多自由业权人存在而不必对农民做出什么让步（Appleby 1975）。

沼泽地和森林地区的抗议［表6-1中的⑤］由雇农（所租种土地不足以维生的佃户）和依赖对沼泽的公共使用权和在林地获取饲料的权利维生的劳工们发起。这些郡县的地主们组织紧密而且得到君主的支持。王室拥有许多沼泽和林地，往往和乡绅一起投资抽干沼泽和砍伐森林的计划。虽然破坏排水工作的行为一直持续着（Charlesworth 1983，pp. 38-39），抗议很快遭到镇压。当精英联合在革命和内战中被削弱的时候，抽干沼泽和砍伐森林被迫停止了。内战后期精英重新团结一致，抽干沼泽和砍伐森林的工程继续，雇农和劳工们再次遭到驱逐。

总而言之，在自由业权人相对较多而且社会组织程度较高的地方，农民起义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见于在英格兰被称作旧农耕地区的地方，那里强有力的地主们控制的庄园法庭管理着这些地区的敞田（Thirsk 1967）[30]。但是，这些农耕郡大部分没有经历严重的农民反抗。只有在农民的古老权利被地主挑战的情况下，激烈反抗才会发生。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地主则行动缓慢——特别是在1549年之后，他们采取的策略建立在对自由业权人妥协或者与之合作的基础上。

中部地区和北部边境诸郡比较特殊，旧的封建巨头和君主失去力量，使得乡绅的权力快速增长。这些郡的乡绅很快地形成紧密团结的精英，取得了对郡治安委员会和其他郡职务的控制，急于侵占佃户的财产。从短期来说，乡绅们计算错误，没有料到会激发农民反抗，结果需要君主的协助来镇压。

在那些到了17世纪乡绅仍然没有组织起来的郡县里，地主缓慢而且谨慎地挑战农民传统的土地权利。这就是为何表6-1中的⑥是空白的，而②和④在1549年之后没有新增内容。

地主通过核查地权和圈地拆散定居村落，并与自由业权人协力抵制庄园法庭以攻击佃户的组织基础，这样一来农民社区反抗的能力就变弱。地主的注意力最先放在农民力量最强也最有特权的那些郡（以及其中的庄园）。这么做是因为在那里君主和教士们与世俗地主对土地权利的争夺最激烈。那些郡最早产生了紧密组织的郡县精英，他们可以动用新的权力获得土地的使用和收入权利，而长期定居的在册业权人社区的利益则被牺牲了。具讽刺性的是，生活在英格兰边境的荒野（沼泽地和林地）中的雇农和劳工们在1600年代成为仅存的可以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农民，因为他们在16世纪被乡绅忽视了。

从长期来看，这些叛乱在三个方面对乡绅而言反而是有利的。首先，军队被派去镇压中部地区的农民起义。第二，乡绅从中吸取了经验，保障自由业权人的权利，以便分裂农民社区并抑制未来的抗议。自由业权人借其地位和土地权利的稳定成为小规模有时是稍大规模的农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是乡绅和农业劳工之间关键的中间人，他们管理乡绅的土地并控制农业劳工的劳动，以此保证土地所有者得到农业利润的最大份额。这样一来，乡绅因为政治上的局限被迫保障自由业权人的权利，却不经意间为乡绅之后的发达创造了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最后，乡绅还看到，与因核查地权和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在册业权人一样，无地农民也是一大威胁。乡绅试图进一步控制雇农和无地农民，而这些人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参与农民抗争最多的人。从解散修道院到17世纪革命之间的一个世纪里，乡绅利用《济贫法》，通过郡治安委员会来规范大多数农民的居住、雇佣关系和行为，而农民当时大多依赖工薪劳动而非租佃土地来生存。乡绅通过对自由业权人让步、镇压雇农和劳工的双重策略来对付农民抗争，由此改变了英格兰农村阶级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将在本章的结尾处进一步讨论。

法国

从投石党之乱到大革命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法国农民叛乱的模式和目标发生了很大转变[31]。17世纪行省范围和地区范围的暴动让位于更加局部的抗议，这使得1700年之后抗议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少。在1710年最终解决朗格多克的卡米撒起义（Camisard's rebellion）[32]之后（Joutard 1976），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农村和城市都再没出现过大规模的动乱。1708-1788年死于国内暴动的农民和劳工少于之前的80年。我们没有全国的完整数据，但是勒马尔尚（Lemarchand 1990，p. 33）的记载表明1596-1660年，普罗旺斯的起义里死了69人，但是在1661-1715年的反抗里却只死了3个人。主要依靠印象和回忆的数据也符合这个趋势[33]。

从17世纪到18世纪，农民的抗议更换了目标。国家的税赋和税收官成了1660年之前农民反抗的主要目标。抗税斗争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减少，到了1700年基本“不存在”了（Lemarchand 1990，p. 33）；这也不奇怪，因为在过去50年间法国君主的实际收入暴涨了335%，之后从1650年代到1720年代下降了2%。但当税收再次增加，从1720年到1780年上升了85%，抗税斗争却在数目和激烈程度上没有相应增长（参见表5-4）。

1660年之后农民们把愤怒转移到谷物商人身上。饥饿的农民和劳工为了生存而暴动，这成为了抗议的主要模式，特别是在农业歉收的1690年代。勒马尔尚假设，谷物市场的兴旺增加了谷物被囤积送往歉收地区的可能性。市场因而会降低本地的粮食供应，并且对引发抗议更加重要的是，粮食运输队伍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抗议目标（Lemarchand 1990，pp. 33-36）。

围绕粮食的斗争在大革命的那几年里仍然占重要比例，在马可夫（Markoff 1996，p. 218）计算的所有抗争事件里占到26%，仅次于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马可夫和伏维尔（Vovelle）的研究都表明，市场是导致农村革命暴力最重要因素。马可夫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动员形式里，最稳定的强关系和城市的规模和公路长度有关。无论以什么类型的反抗行动来说，那些城市规模高于中位数的大法官辖区发生农村动员的可能性是城市规模低于中位数的那些地方的两倍（甚至更多）；公路长度的影响几乎同样显著”（p. 380）。城市和公路标志着市场。马可夫论述道，通过将农村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和攫取农民土地为城市市场而生产，市场（农村通过公路接触附近城市的市场）直接影响农村阶级关系。因此，市场刺激了反抗封建领主以及关于粮食、土地和工资的斗争（Markoff 1996，pp. 380-82，399-407）[34]。

在大革命之前的那个世纪里，农民开始把矛头转向盘剥无度的封建领主们。勒马尔尚发现，在领主有效提高对农民盘剥的部分地区，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增加了。1690-1720年、1760-1789年，整个法国反抗领主的斗争翻了三倍。在大革命前的30年里，反抗领主的斗争仍然不如抗税斗争普遍，但是这类斗争反映了1789年农民愤怒爆发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在农村首先是反对封建领主的革命。超过三分之一（36%）的革命以封建领主为目标（Markoff 1996，p. 218）。农民起义无论目标为何，都推动着国民大会最终在1793年7月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即便是反革命的旺底（Vendee）农民暴乱都让国民大会加强了反封建领主的立法，而不是削减新增的税收，那是西部地区抗议的主要目的（Markoff 1996，pp. 428-515）[35]。

总而言之，勒马尔尚、伏维尔和马可夫揭示了十八世纪农民抗议的重要转变，即从反抗贪得无厌的国家官员转而反抗复兴的封建领主、新涌现的谷物商人、农业劳工的雇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从抗争发生的地点来看，旧制度晚期的抗争和大革命反抗的都是商人和封建领主，因为他们企图重塑地权安排、农村劳动力和买卖粮食以便赚取更大的利润。深受这些变乱之苦的农民和劳工回之以抗议、罢工和暴力。

农村的抗议并非毫无成效的“弱者的武器”[36]。农民们推动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后果。促成大革命的农村抗争并不仅仅是各个孤立、虽然内部团结的村庄抗争运动的叠加和重复。“我们不得不放弃这样一个观念，即存在一个专门反抗封建领主的实行敞田制度的地区；农民内部很团结，由于土地相互交错，他们在村庄内部十分团结，为了分清集体权利和地主个人权利的界限，他们与地主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正是这一群体领导了法国的农村斗争”（Markoff 1996，pp. 397-98）[37]。

旧制度和大革命与农村抗争的目标是相互作用的[38]。农民们回应并进一步加剧了精英的分化及其弱点。在投石党之乱之前和期间的抗争反应了精英们相互矛盾的权利和相互重叠的权威。城市暴动和农民暴动集中挑战税务官，因为这一职务的权力和特权是精英斗争的对象。群众力量趁精英分裂的时机起而反抗税收的增长。

受民众欢迎的投石党之乱造成了意外的结果，它迫使竞争的精英们屈服于君主的仲裁。在投石党之乱之后，精英们争夺控制“国家”财政的斗争突然减少。就算税负在18世纪之后又开始增长，农民们彼时也没有什么反抗国家官员的空间了。

为了控制农业土地和劳动力，新的精英斗争就此展开。在旧制度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农民受到土地、劳动力和谷物市场操纵者的盘剥。勒马尔尚、伏维尔和马可夫的数据表明了市场和抗争之间的相关性。反抗市场的抗争能够也确实曾经采取不同形式——包括反对谷物商人和谷物运输的粮食暴动、劳工罢工、社会恐慌、土地斗争和反封建领主的运动。为什么在大革命期间封建领主变成了农民的首要攻击目标呢？农民们这样做，是因为封建领主及其特权成为了精英斗争的焦点。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在1789年率先发生反封建领主的农民动员。“［在那些省份］的精英斗争是法国最两极分化的情况之一，或者说就是最两极分化的”（Markoff 1996，pp. 358-59）。贵族间的斗争及其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让农民觉得反封建领主的起义或许能取得成果。那些允许三个等级陈情的会议（Cahiers de Doleance）给了农民们一个前所未有而且无可比拟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三个阶层之间的分化，而这些分化在封建领主特权问题上矛盾最为尖锐。“反抗封建领主统治的起义所占比例现在［在1789年］翻了一番，也不足为奇。农村的人们渐渐发现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他们至少会得到第三等级的重要支持，而一大部分教士也会支持，农民们很可能看出来贵族是分裂的，而且没有有效的力量来保护自己”（Markoff 1996，p. 495）。

在17和18世纪之间，法国精英关系的结构和精英斗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当精英间关系发生变化，每种精英控制和剥削农民并且抵御农民反抗的能力也随之变化。农民们能够看出精英的分裂和力量不足，并且作出短期回应。废除封建领主特权是精英力量衰弱和农民在大革命斗争中的成果。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废除封建领主特权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英法比较

英格兰和法国的农村斗争从根本上不同。英格兰地主们想办法分裂农民阶层，拉拢自由业权人，同时剥夺在册业权人、雇农和劳工的领导权。在斗争和小规模冲突中取得胜利让地主使用如下策略——通过复核地权、圈地、抵制庄园法庭，以及通过《济贫法》管理劳动力和居民，农民社区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并且削弱了之后农村动员的基础。其结果就是，农民们大多数政治消极，在17世纪革命和内战中并没有起重要作用。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世俗地主们牢牢地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这为地主们与敌对精英斗争提供了保障基础。乡绅可以在内战中抗击君主和他的盟友，而不用在另一阵线跟自己的劳工和佃户斗争。16和17世纪农民无力反抗，这说明在解除王室和教会精英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或直接获利的过程里，乡绅已经控制住了阶级冲突。

相比之下，法国封建领主从未取得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垄断控制。其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力拉拢或击败反抗的农民。在精英斗争的各个关键时刻，封建领主总都受到农民暴动的牵制。贵族投石党人受到农民攻击，又因罢租行动而破产，被迫向法国君主投降。大恐怖和之后的抗议浪潮削弱了与第三等级斗争的君主和贵族阶层，让国民大会得以废除贵族的土地收入权利，同时被大革命扫荡的还有官职、封建地租、包税制和债券等其他贵族权力和财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