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及其局限

几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对“西方崛起”的原因似乎已经下了定论。他们主要引用帕森斯（Parsons 1937），且对于近期关于近代欧洲的历史研究不甚重视。丹尼尔·希罗特（Daniel Chirot 1985）把“法律和宗教的理性化”描述为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宗教改革之前，但受到宗教的促进。希罗特认识到，在1500年很少有欧洲人“像理性的资产阶级那样思考和行动，”他强调说，“用这种方式思考的人……能够从欧洲渐进的物质进步中得益，［并且］引领革命性的变化，在［之后的］四个世纪里，将欧洲塑造成几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p. 190）。而柯林斯认为新教是“在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1980，p. 934）。

作为解释相当长期的发展以及欧洲和亚洲之不同道路的理论模型，希罗特和柯林斯的文章看着似乎合理，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正确的。[23]但是，本章所举的证据应该使我们怀疑这类论点，不论是把新教教义形容成“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我们已经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和天主教都具有多种多样的含义。沃尔泽和富布卢克已有论述，新教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具有历史偶然性，受到以资产阶级（和其他）信徒们为一方、国家为另一方的各种冲突的影响。希尔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某一种新教的教义才从众多教义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动准则。

沃尔泽、富布卢克和希尔都富有洞见地指出，新教教义和政治利益的分化组合关系莫大。但是就解释新教徒保护宗教和世俗利益的具体行动机制而言，这几位学者的理论帮助不大。因此，他们的模型不能经过改造来解释英国和法国新教日渐不同的策略和取得的结果。伍斯诺固然认识到要解释法国新教的发展，以及更广泛地解释为何在欧洲境内有些地方接受、有些地方却拒斥新教。但是他对国家、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比较并不符合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他也不能解释英国和法国的新教徒对其宗教的不同理解。

采用结构性理论来研究宗教改革的优势，正如沃尔泽、富布卢克、希尔和伍斯诺的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在本书所发展的精英斗争模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比起以前的研究单纯强调各种社会群体，本章展示了精英关系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特定群体皈依新教，以及英国和法国新教教义为何有不同的意义。

精英（关系的）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也可以解释近代英法两国只产生有限的理性行动（当然两国程度还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本章讨论了理性主义最直接的形式：精英对法术的怀疑开始抬头，以及世俗精英和教士精英们镇压民间法术活动的行为。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以及18世纪初期的法国，精英们不仅相信女巫都是骗子而不是魔鬼的工具，也相信法术已经不再对他们控制的教会机构和他们领导的社会构成显著威胁。

虽然精英们很大程度上成功消灭了法术—宗教力量对对他们权力的威胁，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民间仍然信仰法术，在18世纪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仍然有对商业性术士的需求（Obelkevich 1976，pp. 259-312；Thomas 1971，pp. 663-68）。面对法术继续流行，以及巫术活动和异教仪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复兴，要坚持理性化的一般理论是很困难的，而且从前面希罗的引文里可见他确实不打算这么做。但是在本章所涵盖的宗教改革之后的这段时期里，精英对法术的暧昧态度迫使我们质疑：即便是在一种精英内部，单一的新教“行为方式”是否存在。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英法两国的精英以及某种程度上其他民众已经开始日益怀疑各路术士和他们的说辞。本章的历史分析指出，当精英们不可能进一步控制教会时，他们对自己去操纵超自然力量也就没与多大兴趣了。两国特定精英在不同时机、以不同方式失掉竞争教会资产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英国和法国的精英们拒斥法术的顺序也不相同。进一步来说，世俗和教会中的怀疑论者们试图强加他们宗教观点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所感到的民间术士及其拥趸对其利益的威胁。

本章比较了英国和法国的反法术运动，认为精英主要从他们对教会财产和权力的控制角度来衡量可能的威胁。这种控制反过来主要由精英之间关系的结构来决定。这些结构还决定了谁有力量审判女巫、谁可以选择特定的时机、地点和社会中的特定位置（来实施打击）、并选择特定的目标（黑巫女或者江湖骗子），以及采取的策略（以法术攻法术、审判女巫、或者教育）来消灭不受控制的法术，应对法术可能对他们的社会世界造成的威胁。

近代欧洲人理性地对待他们此世和彼岸的精神上的利益，一如他们理性地对待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精英们和其他人能够辨明他们当时当地的利益，并且有能力辨别谁是盟友，包括世俗的和精神的，以及哪些运用法术的或者“理性的”行动模式，可以帮助他们抗击敌人、维护自身地位。只有当他们的社会环境创造了相当的机会、并且型塑了他们的利益时，欧洲人才接近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中的“理性”。我们在本章和前面几章可以看到，这种理性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策略是回应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所造成的非意料的结构性变化的结果。

精英斗争最终巩固了国家和阶级关系，并且缩小了精英利益和力量的地方性差异。精英们现在拥有相同的“理性倾向”，因为他们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阶级，处于统一的民族国家之中，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得到了筑固。总之，精英斗争推进了结构变化，这又反过来改变了所有社会行动者理解和追求其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具体情境。

[1] 原文系Post-Tridentine Catholicism。特伦托会议是1545年12月至1563年12月期间在罗马举行的宗教教派联合会议。它是为了应对新教发起的挑战而召开的，因此基于这次会议的教令而进行的实践就被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或天主教宗教改革等。特伦托会议联合各个教派，并配置了这些教派在教会结构中的位置，重申了天主教教会在信仰实践中的核心权威地位，但没有改革腐败的教会组织，对于新教的合法性仍未作出让步。这次教派联合会议及其众多教令启动的反宗教改革一直持续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方告结束。——译者注。

[2] 至于为何特定的社会群体选择继续当天主教徒，或者改去别的新教教堂，韦伯从未对此给出解释；然而在《古代犹太教》（Ancient Judaism），《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和《印度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India）里，韦伯确实建构了对宗教忠诚的群体差异的结构性解释。

[3] 我的观点与现代化理论的最根本不同在于，我怀疑——并且相信我已经展示了——朝着现代化或者任何其他方向行动的机会都很罕见。列维、艾森斯塔德、帕森斯和他们的学术追随者的理论都基于这一原则：只要有意愿，总会有办法。他们先看到了一种现代化的意愿，基于此才看到世界大多数地方的现代化过程。

[4] 我在第三章已有对柯林斯理论的批评。

[5] 白女巫被认为是用魔法做好事的女巫，例如一些巫医、通灵者之类，这类魔法也就被称作白魔法。与之相对，黑女巫和黑魔法被认为是恶魔的力量，其目的在于作恶。——译者注。

[6] 这句拉丁文出自《圣经·罗马书》11:20，和合版圣经译为“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译者注。

[7] 纳齐曼·本—耶胡达（Nachman Ben-Yehuda）沿着金兹堡和穆尚布莱的思路，把审判巫师看作更深层社会斗争的体现，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本—耶胡达把审判描述成“社会焦虑”的表现，而不是阶级斗争。本—耶胡达论述道，审判巫师的主要是天主教的宗教裁判官，这是对教会权威受到削弱的回应，他们把镇压女巫的运动看成一种推进其特定制度利益——而非泛泛而言的阶级利益——的方法。宗教裁判官受到一部分人群的支持，这些人对于中世纪社区秩序的瓦解感到焦虑。农民们对于违反传统习俗的行为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转向了单身的女人们，她们的性自由和作为工薪劳动力被雇佣的身份，使她们成为挑战以家庭为基础的村庄秩序的符号和直接的攻击目标——女巫。与此相似，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70）把女巫看作触犯了具有贞洁、好客和农民社区的社会尊严这些传统标准的人，而不是民众阶级利益的代表。本—耶胡达和艾伦·麦克法兰的著作都可以当做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因为二者都假设现代性刺激产生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传统社会机制，在重新建立的魔法信仰和打击女巫的意愿里表达出来，而不是像理性化理论预测的那样去蔑视这类非理性的信仰。

[8] 虔信主义，或译为虔敬主义、虔诚教派等，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国路德教派的一波宗教运动。与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一样，虔信主义也反对教权主义和经院神学。其创始人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1635-1705）成立虔信主义社团，主张返回路德早期的教会民主思想，注重信徒互相教化和研究圣经，认可民间宗教集会，鼓励自觉皈依和改宗。他的学生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33-1727）以哈雷大学为中心，积极倡导翻译圣经、新教徒海外传教以及创作通俗的宗教文学。虔信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理性主义对宗教的肤浅认识，其宗教个人主义倾向也为理性主义战胜正教派创造了空间。——译者注。

[9] 1516年协议（Concordat of 1516），又称布罗格拉协议（Concordat of Brogna）。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在布罗格拉签署协议，赋予法国国王在其王国内全部620个神职中任命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的实权。法国的君主集权权力得到加强。——译者注。

[10] Les rois thaumaturges，即国王的触摸。中世纪的时候，一种民间信仰认为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在法国和英国，国王确曾经常践行这一魔法仪式。——译者注。

[11]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萨克森的神学家出身，曾任维滕贝格圣经神学教授以及一系列僧侣神职，其中最高职务是1515年起担任的维滕贝格教区牧师一职。在基督徒悔罪的宗教实践里，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引入使用金钱赎罪的赎罪券制度，这一做法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日渐兴盛，到16世纪早期赎罪券已经成为教皇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教区高阶神职人员也把征收赎罪券当做自己的政治权力，明争暗斗。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将巨幅《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批评金钱赎罪的陋规，而回归“因信称义”的教条，提倡以“信”来悔罪。当时印刷术的发展让路德的《论纲》迅速传播，在教会、王权和民众之间既存的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中发酵，引发了革命性的后果。也让路德之后的人生在各种辩论、听证以及神学的和政治的斗争中度过。除了一系列神学著作和与腐败教权对峙之外，路德的另一改革功绩是翻译了德语《圣经》，让贫困和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社会阶层有能力加入宗教事务讨论。——译者注。

[12]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努瓦永的神学家出身，1531年在奥尔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参与了宗教改革活动。他写作的《基督教原理》、《教会宪章》和《教会祈祷和颂歌的规范》等著作，展现了他身为宗教政治家的改革家特色，对基督教的精神的和实践的原则给出了新教的典范，但也愿意对保守力量作出妥协和让步。加尔文被认为是路德之后的第二代宗教改革家，他的出现承接已经分裂并走向教条主义的第一代改革，是宗教改革的第二次高潮。——译者注。

[13] 在宗教战争中军事集团化的胡格诺派在部分地区与俗人贵族建立了密切的庇护关系。亨利四世虽然个人在1593年放弃了新教信仰——即前文所说“投奔天主教兵团”以求自保，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一个独立于罗马的法国教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天主教和新教势力。于是，亨利四世在1598年《南特敕令》中授予新教徒自由信仰和担任教会职务的权利，并且规定150多座城市为新教徒提供保护，由国家供养的新教军队戍守。——译者注。

[14] 胡格诺派通过保卫本土特权制度化新教教义的策略与伍斯诺模型预测的恰恰相反，按照伍斯诺的模型，君主们应该是新教徒抵抗天主教地主的必要的保护者。

[15] 原文来自上帝的力量：white supernatural forces，来自魔鬼：black forces。参见之前的“白女巫”注释。——译者注。

[16] 东欧的女巫处决率和法国的相当，而日内瓦的这一数目则接近英国。当然，这些数据不包括被指控使用巫术却没有正式受审的那些人。以有限的可获得文献而言，看起来这类免起诉处理在英国比在欧陆更加常见，在德语区却实为罕见。这说明英国实际的处决率甚至低于15%，而在欧洲德语区处决率可能更甚于官方数据所示，法国则再次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17] 公理会制度（congregational system）又被称作独立制度（the system of independence），是一种教会治理的主张。它认为每一个教会及其会众都是完整的，并独立于其他堂会及其会众。——译者注。

[18] 在以下条件产生时，乡绅在一个郡县里能够形成“联系紧密”的统治集团：（1）比起君主、教士和封建巨头，乡绅控制的庄园比例突然猛增；（2）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巨头或者封建巨头群体不再有能力使用武装力量或者政治庇护关系，来威慑比较小的土地拥有者，并无法把这些土地拥有者纳入一个封建巨头领导的政治机器之中；（3）郡县治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人数增长了，并且其中大多数的成员是本地的，而不是相反以全国层级的或者全国与本地混合的成员为主。

在16世纪后半叶的大多数郡县里，乡绅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庄园（Stone 1984，pp. 181-210）。从前述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标准来衡量，埃塞克斯和肯特显得尤为突出。这两个郡县加上诺福克和萨福克一起，最先被伊丽莎白一世清除了封建巨头的势力。然而，在诺福克和萨福克，乡绅直到1600年代早期才形成联系紧密的统治集团，而埃塞克斯和肯特本地的乡绅与王室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1560年代和1570年代各自控制了郡县治安委员会。［埃塞克斯郡县的情况，见Hunt（1983），Chalkin（1965），Clark（1977）；肯特的情况，见Everitt（1969）；至于诺福克和萨福克，MacCulloch（1977）提供了关于这两个郡县从16世纪乡绅分散，到17世纪乡绅终于联合的最好分析。Fletcher 1983关于所有英国郡县乡绅政治组织的统计调查，也可供参考。要参看较早的对乡绅“联系紧密”的统治集团的讨论，可见Lachmann（1987，pp. 84-100，128-34）］。

[19] 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是英国内战期间议会一派于1645年成立的一支军队，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被解散。新模范军部分是从清教徒老兵中招募，部分是从那些对社会或宗教有世俗观点的人中招募。它的普通士兵较其他的英国军队观点更为激进，倾向于推翻君主和议会的权利，建立共和政体。最终，该军队的将军们（尤其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依靠军队的内部训练及士兵们的宗教热情得以建立一种实际上独裁的统治。——译者注。

[20] 关于世俗精英对天主教教会改革的态度，以及教士转变世俗信徒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努力，本段落以及之后三个段落归纳的资料来源为Julia 1973；Delumeau［1971］1977，pp. 65-83，256-92；Hoffman 1984，pp. 71-97 and passim；Dhotel 1967；Perouas 1964，pp. 222-86；Ferte 1962，pp. 201-369；Schaer 1966，pp. 134-80；Croix 1981，pp. 1155-1246。

[21] 这段引文是由本书作者翻译成英文的。

[22] 愚人狂欢（feasts of fools）是一种源于中世纪的节日活动，大约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在法国尤其流行。人们在笑闹中选举出丑角扮演的“主教”或者“教皇”，然后巡游狂欢。这种活动虽遭屡禁仍然不绝。——译者注。

[23] 这些作者认为，早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就其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来说，已经在欧洲普遍发展。我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这样的观点问题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