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文化

社会学家不断地争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理性地行动来最多地获得自己偏好的事物；或者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受文化规范驱使遵循习惯行为。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都相信（但强调的原因不同）：随着资本主义逐渐侵入社会，地方性的和传统的价值偏好已趋于消亡。今天的理性选择主义者宣告了马克思和韦伯所相信的——而不是他们所痛心疾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工具理性行动最终战胜了所有传统行为模式和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6]。

在本书的各章里，我们都看到社会行动者通常能够运用文化上的感受和行为的规范，来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在这些例子中人们依靠传统和习惯，正是因为极少有机会能有效地行动，进而改善或转变个人的社会境遇。传统和文化以前是、现在也是有效的“工具箱”（Swidler 1986），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仅是别无选择地与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结盟，以保持他们的既有地位。

社会的常态是停滞，让人很难区分理性选择和文化习惯在个人和群体决策的动机背后所起的作用。当我们去看那些罕见的时刻，当社会行动者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物质处境时，我们发现他们需要将工具理性的行动和基于文化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决策。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欧洲和美洲的西班牙精英、尼德兰人、法国和英国人都有足够的工具理性来衡量不同行动带来的短期收获，他们也不会拘泥于习惯和文化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7]。

精英和阶级不能仅仅依靠理性计算来建立他们所需的联盟，以便抓住机会采取有效行动。这样的时机出现得突然且毫无先兆，同样也不常发生。在任何行动者能决定各个潜在盟友的物质利益之前，都有可能错过采取有效行动或者组织充分应对手段的时机。因为这类转型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预见的，任何行动者都不可能知道在一个时刻看似共享的利益，是否会在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分化开来，导致一个早先的盟友在事态变化之时叛离联盟。

比起单靠理性计算，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更快、更可靠地找到盟友，并延续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通过对彼此、教皇或皇帝宣誓忠诚，中世纪意大利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延续了跨城市的、经久不衰的联盟。那些参与联盟的精英并没有因习惯性地忠诚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放弃理性计算。相反，那些跨政体的联盟让成员对彼此昭示：他们愿意把自己个人的、家族的、宗派的、政党的和政府的未来，与整个联盟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把未来连在一起的可远不只是共同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的忠诚宣言。联盟的成员——不论是政体内部的还是跨政体的——在后代间联姻，在合资的生意产业里合资，给彼此的追随者授予官职，共赴战场，这都迫使他们的生存本身必须依靠联盟。

在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联盟中的每个精英都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城邦内外都需要盟友来反制实在的和潜在的敌对精英和阶级敌人。没有充足的盟友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危险的，几乎在任何时代和地方也都是这样。多个家族搬进建有高塔的要塞堡垒，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宗族势力的伤害；通婚和联合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也保证了宗族势力在危急时刻可以保持团结。多个宗族结成党派形成更大的联盟，控制着城市和更大的政治单位。精英在联合的每个阶段上，向上巴结，向下俯就，合纵连横寻找盟友。盟友们以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的意识形态彼此示意。当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被锁定在联盟之中，他们就形成了家族、生意和政治上的多重联盟，以保证联盟中没有人可以脱离或者背叛共同大业。

每个近代欧洲社会的精英都创立了使联盟扎根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的结构，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臻于完善的体系。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成为了建立跨家族、城镇和地区联盟的主要基础。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以及更细微的教派和教义差别成为了荷兰共和国、法国和不列颠建立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基础。当皈依新教的尼德兰人在西班牙宗教法庭面前保持自己的宗教信念的时候，他们向彼此昭示了要投身宗教自由和政治独立的意愿。尼德兰的新教徒通过地理上聚集于尼德兰北部，以及归附于有权力征税以资军队抵抗西班牙的新政治权威，建立了一个共同利益的群体。地方性的宗教团结在乡村建立在共建防波堤和灌溉系统之历史的基础上，在城镇则建立在共同的生意投资上。清教徒更是通过通婚、合资和共同投资国家债券来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只有在清教徒保持团结并能够抵御西班牙的情况下，这些债券才有回报。

在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斗争中锻造的联合体，创建了精英家族之间的制度联系，这些联系在赢得独立之后的数个世纪里仍然延续着。合资股份公司和对等协议确保每个家族都只能在既存的亲缘网络、合资公司和政治制度的限制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宗教的、公民的和阶级的文化正是通过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盟来表达的。

一旦意识形态和利益在一个精英群体的行为中变得不可分割，在分析的时候这二者就很难分辨。尼德兰的寡头是如此，至于清教徒和17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兵团、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各式各样的清教徒教派以及英法两国革命时代的各种党派亦是如此。跟意大利和尼德兰一样，法国和英国的精英家族也跟相同信仰者和政治盟友联姻。家族把政治和金钱投资在宗教职位上，把他们继承人的未来安全系在其教区的宗教自由的确立上。法国投石党之乱、英国内战和1789年大革命中的盟友们对于彼此的忠诚十分自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宗教的保护。

在内战、革命和其他生死攸关的时代，同盟历久弥坚，因为这些同盟建立在利益的基石上以文化的意义表达，而且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的原则之上——当同一宗教信仰者以及派系和政党的成员通过婚姻、生意、政治以及祈祷、仪式和宣誓忠诚等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原则贯穿始终。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会替代利益，也不会仅仅只是利益的体现。它们是建立共同利益的一套程式，让这些共同利益强大到足以防止盟友彼此背叛，并且足以迫使盟友把他们的人力和物质资产投资到共同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