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小饿狼”

第六章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一节　有碗面只能给父亲吃

1963年5月11日，北京通县张家湾镇张湾村刘荣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虽然刘家贫穷，这又是第五个儿子，但夫妻俩仍感甜蜜幸福，全家上下为人丁兴旺而欢天喜地。继国强、国安、国江、国防之后，夫妇俩为这个长着两只大眼睛、出生就会笑的小男孩取名国利，乳名刘五，又叫小五。

刘家祖上是二三百年前从沧州迁居北京的回民，世代在张湾。刘国利的祖上曾在张湾村花枝巷曹雪芹家当铺旁边经营一家客栈，接待南来北往的巨商富贾，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就是商人寄存牛、马、羊的地方，也就是商人贩卖牲畜途中过来住店。比如说，从东北过来一批牛在这儿存着，轰一批羊也住这儿，轰一批马也住这儿。刘家拥有二十多间房屋、三十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刘家主人把所有房产和土地交给国家。

刘国利的父亲是刘家单传，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刘国利的母亲是北京市牛街人，从小父母双亡，家中兄弟姊妹七个，五男两女。

1958年，我们国家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全国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让全国人民都用后院的土高炉大炼钢铁，15年或20年就能够实现工业化，中国就能“超英赶美”;农民组织人民公社，想生产就生产，需要什么拿什么，农业就能够跃进。“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又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刘国利出生时，农村的基本情况是能吃上饭就很幸福了。

刘国利的父亲曾在北京市供电局工作，1961年，由于“上中农”成分，刘父举家从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今蓝岛大厦)迁回故乡通县张家湾镇张湾村。刘父虽在潞河医院有份工作，但家里上下十口人，全靠他一人每月十多元钱的工资生存，其贫穷可想而知。刘家的孩子们没穿过袜子，没穿过棉裤，更没穿过皮鞋。再冷的天也就穿奶奶捡来的烂棉花抻出来的夹裤。当时家里能缺口粮6个月，180天没粮食，怎么活命?刘家只能借到别人家卖猪的奖励粮票换粮食吃。可是这个粮票是饲料粮票，根本买不到一级二级的玉米，能买到的全是干瘪发霉的陈粮，刘母就把这种玉米推成棒子面，贴饼子给一家人吃。这远远不够填饱肚子，还要靠吃粉渣、豆腐渣、棉籽渣(棉花籽榨油之后剩下的渣子)、烂白菜帮子剁馅儿充饥。棉籽饼难以下咽不说，更痛苦的是吃下去不消化，排解不了，导致便血。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如果刘家有10斤白面，不够一顿吃，刘奶奶和刘妈妈还只能吃棒子面。如果刘家有2斤白面就记着只能是刘父吃。刘奶奶说，就这么一个儿子，况且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只有他一个人挣钱养活十口人，他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就必须保证他的口粮，不能饿着。天下谁人不疼孙?但在大苦大难的历史背景下，刘奶奶只好忍痛做出这样无奈的决定。

刘奶奶当年顾全大局的思想影响到她的孙子们，在饥荒、灾害、疾苦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刘家兄弟们，在磨难中坚挺脊梁，用笑脸迎接厄运，一路披荆斩棘，个个事业有成。

第二节　“五个小饿狼”

刘国利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但到了刘国利这一辈，刘氏家族一下子成了张湾响当当的“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当然不是说刘家有多富裕，而是生龙活虎的五个兄弟，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威震四方”。国强、国江、国安、国防、国利五个“秃小子”既给刘家增添了欢乐和勃勃生气，也让刘妈妈比别家的主妇更添一分愁与难。

首先，粮食不够吃就是个大问题。据说有一次，刘妈妈蒸了一锅玉米面饼子，快出锅时，弟兄五个你推我挤堵在厨房门口，掀着门帘眼巴巴瞅着，刘妈妈刚揭开锅盖，就是转身放在一边的工夫，五只小饿狼一哄而上，也顾不上烫手，把香喷喷的饼子抢个精光，三下五除二消灭掉了。刘妈妈是既好气又好笑，心酸的泪水却在眼里打转。

兄弟们不爱念书也让刘妈妈着实头疼。在那个崇尚“白卷英雄”的年代，农村里的老师多半是代课，自己也只上过几天学就去教书，再加上学习毛主席语录、天天喊口号，张湾村现任妇联主任隋久伶回忆说:“哪有几个学习的?老师被气哭也是有的。”那是时代赋予刘国利这个年龄的人共同的伤痛。刘家老大经常被老师要求找家长，老二倒是从没有找过，但是学期末考试却不及格。老二老三调皮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二哥，打起架来好似“拼命三郎”，远近都怕。后来二哥颇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忆说:“其实我不乱欺负人，就是遇见有人被欺负的，好打抱不平。”刘家兄弟在张湾一带很少被欺负，这与二哥的强势、生猛不无关系，也正是这个好打抱不平的二哥，日后对刘家几个兄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比性子火辣、顽皮不驯的三个哥哥，老四老五则乖巧温顺得多。刘国利的母亲回忆说，因为孩子多，她时常顾不过来，家里常常是大的带小的，一个带一个。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家家户户多子女，这种“一带一”的方法是很普遍的。三个哥哥相继出去劳动挣钱后，四哥就担当起母亲的助手角色。母亲贴饼子，他给抱柴禾;母亲剥白菜帮子，他就能剁馅儿。四哥笑说自己当时在家里“是当姑娘使唤的”。年幼的刘国利有时也会帮着做一些家务。家务活中兄弟俩最愿意做、抢着做的一项就是洗碗，因为洗碗意味着一种特权——可以把没吃干净的饭碗、盘子再“清理”一遍。尽管额外的剩饭也无法填饱空虚的胃，但在精神上却是一种补偿。

1966年5月，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国家陷于动乱，法律管理机构、权力机关、价值和原则统统不在了。人性的丑恶被诱发出来，人们盯着他人找过失，同时又被别人盯着，朝不保夕。城里的红卫兵男男女女身着军装，人人穿戴都一样，以示与旧传统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彻底革命。

相对城市来说，农村在政治领域受到的影响小一些。但全国上下人人自危、无心生产的日子，使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又子女众多的刘家，生活日益困窘不堪。除了种地，母亲带着孩子们靠捡马粪挣工分勉强维持生计。

每天，小五的母亲就推着一辆自行车出门，车后座架着两只筐，外加一把铲子，这就是捡马粪所需的全部工具。老二、老三年幼不懂事，总觉得捡粪是比上学读书有意思的事，母亲也有办法，对孩子们说:“好，我挑着挑，你们给我铲，也算体验生活，你们看是上学好还是干这个好?”捡100斤粪，交到生产队就是10个工分。与刘国利同龄的张湾村人，几乎都是走“初中毕业就去捡马粪挣工分”这条路过来的。时代造就了相似的经历，同时也使他们在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有着相似的举重若轻——苦是挺苦，可也过来了。

第三节　勤快的“小工蚁”

在人们一贯的想象中，但凡企业家、政治家、科学家等杰出人才，成功之后回想幼年，总是会寻找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个性，要么顽皮，要么胆大，要么极其外向，要么略有孤僻。而小五在妈妈的记忆里其实是非常“省心”的。没怎么跟人打过架，没挨过妈妈的打，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每天放了学也不在外头玩，即使玩也不会太久，一回家就学习。

那时张湾村几乎家家都有红薯窖——存放红薯、白菜以备过冬。红薯窖通常挖得很深，窖口也只有大约一个土篮的直径那么大。刘家老大、老二、老三在外劳动，当时还没有妹妹，兄弟中属刘国利最小，个头小，体重轻。小五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一只篮子里，让妈妈拽着绳子从窖口顺下去，借着窖口的微光，在幽深的窖里快乐地码着一个个红薯，好像一只勤快的小工蚁。有的红薯个头大，他还要用两只小手合力搬起。他码得特别整齐，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天分，那么码红薯倒是与工地上的瓦工砌砖墙极其相似，这也许预示了一丝不苟的刘国利天生与建筑行业有不解之缘?等码好一篮子红薯，刘妈妈就先把红薯提上来，再把小儿子提上来。刘妈妈满是怜爱地回忆这段往事，她说:“小五码的可齐了，这孩子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还聪明。”码红薯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妈妈和小五却在这种互动中享受着母子亲情。

在母亲的记忆中，小五就没怎么闹过，甚至还有些胆小，所以后来长大成人、有一番成就后，母亲也还是不放心他。乖巧，是刘国利的一面，在妈妈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也有鬼机灵的一面，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还有点“蔫坏”。

刘国利小时候的伙伴，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同事、工作中的左膀右臂。太玉园物业公司经理常海就是其中之一。常经理比刘国利小三岁，光头，总是拎着他的大茶杯走来走去，说话时笑眯眯的，用北京话说就是爱“侃大山”。刘国利小时乖巧、温顺的性格，在他眼里被解读为“深藏不露”，颇有城府。令常海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们一拨七八岁的孩子玩一种叫作“打尜儿”的游戏。“打尜儿”是老北京孩子们常玩的游戏，特别是在文娱活动极少的农村。具体玩法是找一截短圆木头，两头削尖，再削一根长棍，孩子们分成两拨儿，在地上划出一个圈，把尜儿放在圈里，用长棍像打棒球那样，一棒一棒接力式地打下去，越远越好。常海说，刘国利从来都是打第一棒，最多就打第二棒，鬼机灵着呢。为什么?就因为打第一棒的人可以不用跑那么远，这种接力式的“打尜儿”，越是后面打的人就越要追着跑很远，如果打五棒以上，少说也得几百米，最后还要跑回原地。刘国利有这个“小聪明”，和他从小体弱多病有一定关系。另外他的人缘也特别好，算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头。试想，如果不是人缘好，伙伴们也不会答应每次都让他打第一棒了。俗话说三岁看大，小男孩儿的鬼机灵，谁想竟成就了日后的宏图伟业。

摩根财团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晚年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贫穷也可以成为人的一项资本，每当我追忆过去，我会非常感激上帝，他赐给了我这项资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苦难是成功的前奏曲，是成功的磨刀石。艰难的岁月、羸弱的身体磨炼了刘国利与逆境顽强拼搏的刚强意志。少年的磨难让刘国利意识到理想的可贵，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正是经历了那样困窘的生活环境，才获得了最宝贵的人生积淀，并在日后将这种积淀升华为正直、善良、有责任心和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感。回首童年，无论是刘的妈妈还是刘国利本人，都没有过多地渲染生活的艰难。或许他们的确没有想过太多，就是凭着一股单纯、执拗的生命力，坚强、乐观地一路走来，并且，这一份生命力正绵延不断地注入往后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