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乡亲说书记

第十四章　书记印象

第一节　上级领导评书记

做好任何事，都离不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据说，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少年时代，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不仅走向社会很早，而且十分早熟，在14岁时，就开始有意识地体察世事人情了。那时，李嘉诚在茶楼打工，每天要干15个小时以上，异常辛苦，但他没有丝毫懈怠，他认为这个工作的价值不只是一个“饭碗”，也不只满足于养活一家老小，他还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社会实践、体验人生、积累经验的机会。茶楼是个浓缩的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从这里了解到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世界在他面前，呈现了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一面。渐渐地，他发现茶楼的客人各具特色，又各有喜好。言谈举止间，能看出有的儒雅风流，有的粗俗不堪，有的则默默无语。于是，在干好自己手头工作的同时，他开始暗暗观察起每个客人来。最后练就了一个本领:即使是一个陌生的客人来到店里，他也能把他的身份、地位、喜好和性情猜出来。李嘉诚投其所好，又真诚待人，顾客感到特别受尊重，高兴之余，自然乐得掏腰包。能赢得顾客并能让顾客乖乖掏钱，自然也能获得老板的欢心。于是，李嘉诚很快成为一个出色的堂倌，还从茶客的谈话中暗自学到了许多做生意的诀窍。后来，李嘉诚在茶楼里获得的这些本领，都派上了大用场。可以说，不管什么理论、什么模型，都只有基于对社会、对人的细微观察才有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人际关系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中国的文化是强调整体性的文化，但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却反而不善于协调，这其中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代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内战和外战，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一直到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临近结束，老人家还留下“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遗言。中国人在“斗”中度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形成了极大的社会惯性。

现在我们进入了和平发展新时期，在思维方法上，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讲求协调、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为官一方，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协调能力。不善于协调，就很可能搞不好工作、搞不好团结，甚至使自己常常陷入苦恼，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刘国利的为官之道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好，上下关系都能协调得开。刘国利的二哥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我这个弟弟，我时常开玩笑说他就怕两个人，一个是五弟妹，一个是镇领导。”

所谓怕，其实是一种尊重，还有处理问题时迂回的方式。在刘国利身边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小马说，刘书记和领导相处得好，村里的工作都好做。“好做”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镇领导对于张湾村的工作特别信任，因为领导熟悉刘国利的品行和办事作风，只要是张湾村送来的材料，从来没出过差错。而信任，往往是委以重任的前提。第二，有时候，先得到信息就意味着胜利。镇领导曾经这样对记者说:“刘国利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年轻人，很有魄力。我想这种魄力是他考虑的关键是老百姓，从实际出发。他作为书记一个是有魄力，第二个是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第三个，他能带领大伙，安居乐业，我想这就够了。”

第二节　左膀右臂看书记

刘国利不仅能与上级相处融洽，他与下属之间则更近于一种“家庭式”的关系。豪爽、干什么事情特别利索，雷厉风行，说话声音大……刘国利身边的工作伙伴基本上都会这样评价他。

一个事业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同道相成”四个字，志同道合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再难的事业也能成就。志同道合的人，总是有共同的追求使他们团结起来;仁爱之士，总是有相似的品质，使他们走到一起。2005年7月，中国的分众传媒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天，分众传媒市值即达到8亿美元，江南春身价超过20亿元人民币。当初江南春创造分众传媒时是源于一个发现:“用无聊的时间来赚钱。”因为人们在电梯里等待的时间最是无聊，而此时恰恰是广告效果最好的时间。江南春抓住这个机会，用这个概念争取到了大量的风险投资，说服了维众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余蔚、携程总裁沈南鹏、新浪CEO曹国伟成了他的股东，迅速占领了上海高档写字楼的液晶电视广告市场。事后分析起来，江南春成功的关键在于“风险投资”，如果没有大笔的资金，他不会快速兼并同行企业，打造出一个上市的平台。而风险投资的注入就体现了“同道相成”的道理，大家共同看好这样一个事业，于是走到了一起，成就了一番事业。

有了共同的事业，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很难聚拢在一起，任何事业都做不成，如果有风吹草动，则一哄而散。历史上有个淝水之战，当时前秦的苻坚统兵号称一百二十万进攻东晋，但前秦的内部意见不统一，许多人并不想打仗，人虽多其实是乌合之众，遇到东晋五万兵马就一哄而散。人如果认同了一个目标，就很容易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

妇联主任隋久伶从1980年开始做小队(当时叫“张家湾村大队”，大队下面设若干个小队)的妇女队长，1986年小队解体后到大队工作，1996年接任妇联主任，可以说是张湾村的“元老”级人物，刘国利亲切地称之为“老大姐”、“自家人”。隋主任在村委会干了二十多年，经历过五六任书记。她说，原来的老书记干好多年了，那时候思维受条件的限制，村里头没有经济，钱不好挣，也没有什么发展。隋主任记得特别清楚，她年轻时在小队的队委会当过委员，上世纪70年代那会儿，一开队委会，七个人就说发展，生产队怎么能扩大经济，就是搞副业。手工编筐、编地毯，还有装订厂，集体有钱到了年底分红就能多分点。但也仅限于此。隋主任说:“以前的领导没有魄力，他不敢大步地走，每年都踏步，主要是有顾虑，总想着过去搞运动那一套，怕做错事。现在的刘书记有远见，有魄力，他敢往前进。”

隋主任是一个待人接物十分周到，热情恰到好处，不会令人觉得不适的人。令笔者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谈话中倘若遇到刘书记一时想不起来的数据，她总是能准确道出。隋主任负责的工作琐碎、繁杂，大到邻村来商量与张湾村联合搞乒乓球比赛，需要张湾村提供场地、资金这样的事，小到谁家生孩子办户口等计生工作。所以村里人她几乎都认识。一次，隋主任带笔者去拜访刘国利的妈妈，从大队部到刘妈妈家，一路上不停有村民跟隋主任打招呼、唠家常，可见她的群众基础有多深厚。隋主任做事讲求效率，从不拖拉。比如，镇里来个通知，要求办老年证，星期五接到通知，她会一天都不耽误，星期六就把复印件收齐，星期一上交了。她说，给老百姓办事儿，得提前。

太玉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志义，与刘国利同时进入张湾村大队部，讲起张湾村的历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工作上的多年合作使他们在生活中也成为了好朋友。刘国利一直很欣赏曹志义的才华，曹志义也会经常跟刘国利开玩笑说:“‘伟大’的人又来了。”他怀着无比钦佩的心情谈起刘书记:

“我们的张湾村从刘书记上任以后，确实让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上任以后，和上任以前，无论是村子还是书记个人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反差。书记没上任以前是跟建筑业打交道，比较豪爽，比较粗犷;到了大队任职以后，更多了一分谨慎，但同时也把“豪放”这个作风带给我们这个村的班子，整个村子在他的带领下显得勃勃有生气。一般人没有他的胆略、他的谋略。他不但走在钢丝上，而且他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为什么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啊?我们这个张湾村的历史大概推到760年吧，咱们这个南边有个萧太后河，周边都是邻村的交界，叫玉带河，旧村改造那时候，开两委会，其实书记心里什么都清楚，他要担多大风险，要面临多大困难，他心里都有数，但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开会的时候，他就大胆地把自己的设想、自己的规划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大家一致赞成，这不，就干起来了?而且干成了!”

少言寡语、工作踏实认真的村委会主任刘春田，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副书记代鹤涛，内敛沉稳的书记助理王永，热情、善与人交流的马学武……刘国利身边活跃着一批中青年“智囊团”，这是他治理张湾村有方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任职时间长短有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张湾村的发展”这项事业而努力。

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它不光照见领导者的品行，也会照出整个团队的风貌。1883年，法军从越南边境进攻中国，老将冯子材奉命率军驻守镇南关，面对装备精良的法军，冯子材一点也不畏惧，积极备战，誓与镇南关共存亡，将士们深受感动，个个英勇作战。冯子材更是身先士卒，与法军进行肉搏战，最终打败了法军。

刘国利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会事必躬亲，即使对待刚来的年轻大学生也是一样。他总是用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别人。

小马说:“他自己做事特别认真，他从来没要求我们做什么，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怎么，他不说，他特别能影响我们，要是你做事不认真，你自己能体会出来。”

刘国利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策略和大方向的把握上，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刘国利更愿意放手信任，让更多的人来实现他们的价值。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授权而不是指挥，教化而不是命令，这对于领导者是最为重要的，破除陈规旧俗，让人们自发地做好每件事情。

领导班子每天早上碰个头，之后就各忙各的一摊事，刘国利很少给人分配什么工作。隋主任说:　“很多工作就让我们自己做主了。”

他越是这样“放权”，大伙儿有什么事还都会主动言语一声。尤其是用到钱的事情，隋主任肯定会跟书记“备案”。隋主任的原则是:少花钱办事，不花钱也得办事。她把大队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从不铺张浪费，得省就省。

刘国利特别关心下属的生活状况，他是个细心的人。王永讲了这么个故事:

王永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计划中的一员，到张湾村后担任书记助理一职。张家湾镇政府要求各村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给大学生一定的生活补助。王永刚来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刘国利问他:“别的村给多少补助?”王永说:“五百。”刘国利说:“好，咱们也给五百。”可是到发补助时，刘国利却给了王永六百。王永说，不管给多少，这是书记的心意。

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年轻人帮助，刘国利平常聊天时还常常问起他们的亲人、朋友，就像一个亲切的长辈。难怪小马会说:书记对于我们，亦师亦友。

2003年“非典”刚刚开始有点苗头时，刘国利的司机小崔刚好在东北探访一个朋友。“非典”是4月份爆发的，小崔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跟刘国利请假去了东北。待了没几天，北京方面传来消息，情况比较严重，甚至还有传说要“封城”。小崔朋友家当地的政府部门一听说他是从北京来的，尽管他是在“非典”开始之前就来了，依然把他隔离起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崔一天比一天焦急，又不能轻举妄动。这时候刘国利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小崔:“崔，你就在那边待着吧，先别回来了，家里有什么事有我呢，你缺钱的话我给你打过去。”小崔回忆说:“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担心。”后来终于熬不住，小崔还是连夜驾车赶回北京。不管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刘国利总是能表现出“天塌下来我扛着”的气概。

隋主任发自肺腑地说:“书记干一天，我们就乐意跟着他干，把事儿干成了，干圆满了。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算太好，就尽我最大的力量。像这样的书记，你跟着他干，心里特别的舒畅，有盼头。有这样的书记，一年比一年好，干得特别踏实。”

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做到的事，其实就是和人打交道。因为人的内心极其不稳定，既受自身躁动的影响，也极易受周围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当中。再加上人的创造能力、辐射能力非常强大，这就使人具备了相反的两重性，不可小觑的创造能力与破坏能力并存。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谋略也许是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达到目的;但对于一个领导者，除了发挥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会“利用”别人的能力达到执政的目的。

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对商业领导者的描述，他认为真正让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要有为公司着想的意愿，也就是把公司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前。

第二，谦逊。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当你坐到第一人的位置时，如果你不能谦虚地去倾听周围人的声音，他们就不会再愿意与你交流。

第三，勇敢，有长远的眼光，去做一些勇敢的决定。虽然这些决定短期对公司会有一些伤害，或者短期不是最优选择，被别人批评，而长期看来是正确的。

第四，有能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而且有意义的公司文化和公司价值观。

然后，还要有耐心和毅力，要以长远的眼光和毅力，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用合适的价值观来孕育公司的成长。

比尔·盖茨说:“成功企业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卓越的领导，一个成功企业的背后必定有一位对市场战略有敏锐眼光的领导，唯有对未来作出了准确判断并有完善的发展远景规划的企业领袖，企业才能走好未来之路。”

刘国利正是具备了这些优秀品质，才可以集聚一批人才，与他共同创造出张湾村的辉煌。

第三节　乡里乡亲说书记

刘国利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老百姓。他常说，老百姓生活在最底层，如果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不去过问，不去帮他们一把，他们还有啥好日子过?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有啥用?

同样，老百姓心中永远也装着刘国利。

张湾人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在这里，随便问一位村民，他们都会非常乐意给你讲讲他们心目中的刘书记，谈到动情处，甚至还会泪眼婆娑。

1.救助白血病患者

村民王文才本是个勤快的庄稼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十几年前在张湾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万元户”。有一阵子，王文才感觉身体有点异样，就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卫生院做了个检查，结果出来后，大夫说看他血象有点不正常。他又去县医院验血，得知自己得了白血病。似乎幸福刚刚还在眼前，转眼间就走向了痛苦的深渊。王文才回忆说:“刚查出来那会儿，我根本不信自己会得这样的病，确诊之后我连死了的心都有。”这个结果，让王文才和他的妻子徘徊在几近绝望的边缘。多少次，高烧不止，无尽的病痛把王文才折磨得不成人形，一旁的妻子邸艳琴除了痛心，就是别无选择的无奈。经过几次化疗，家里几万元的积蓄很快花光了，妻子整天以泪洗面，四处奔走借钱。因为看病、抵债，妻子动了卖房的念头。可是辛辛苦苦盖起的几间大瓦房，王文才说什么也不让卖，他对妻子说:“卖了房，你和孩子住哪儿?甭管多穷，这好歹是个家啊!你别让我当个罪人，要是因为我拖累了你们娘儿俩，我宁可不活了!”妻子说:“没有你，我们娘儿俩还有什么意思?”说完夫妇俩抱头痛哭。妻子执意卖掉房子给丈夫王文才治病，一家三口住进了鱼池边临时搭建的破棚子。

就在夫妻二人一筹莫展、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时，刘国利登门雪中送炭。他马上给王文才一家找了两间房子住下来。村里开发建成小区后，刘国利跟两委班子商量，又给王文才送来了新居的钥匙，太玉园小区二层的一套崭新的两居室，当时价值15万元，无偿送给王文才一家，并免除一切物业费用(当时还没有出台“免村民物业费用”的政策)。接过钥匙的王文才，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握着书记的手说:“我是不幸的，生活亏待了我们一家子，却也磨练了我们。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是我们的贵人，燃起了我对生活、生命的渴望和勇气!”

为了让王文才一家能有固定收入，刘国利还安排王文才的妻子到村办企业上班。十几年来，刘国利在财、物上持续不断地支持王文才一家，每年春节、中秋等节日，总不忘派人送去水果、衣物和慰问金，而这些钱全部由刘国利自掏腰包。时隔多年，王文才的妻子每提起书记，还会流着泪说，吃水不忘掘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刘书记。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遇见了一个了不起的书记。

2.苦命的青年姐妹

张湾村有一对马氏姐妹，十分命苦。村民集体搬进楼房之后，本来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可是命运不测，妈妈患脑溢血，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祸不单行，姐妹俩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走出来，没过多久，爸爸又患上了尿毒症。我们都知道，尿毒症病人是要靠透析维持生命的，高昂的透析费用把全家顷刻推入绝境，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即使这样也没能挽回爸爸的生命。相依为命的爸爸去世后，天空仿佛顷刻间崩塌，姐妹俩成了孤儿，曾经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一去不返，瞬间变得冷清、凄凉。更可怕的是，因为没有钱办后事，父亲的遗体就一直在医院放着，一些财迷了心窍的亲戚还要分割她们的财产——所谓财产，其实就只剩一套房子了。那段日子，姐妹俩守在医院不肯离去，眼泪早已流干，悲痛和怨恨的情绪一度让姐妹俩无法自拔。

刘国利知道了这件事，就和妻子商量，先出钱帮她们家办完后事。他担心马家的亲戚们再找姐妹俩的麻烦，就替姐妹俩还了债，平息了一场纠纷。刘国利还特意叮嘱柴秀香，要多在心理上关心姐妹俩，给她们生活下去的信心，鼓励她们早日走出阴影，勇敢追求自己的美好未来。从此以后，刘国利和妻子对待她们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逢年过节都要给她们买新衣服、包红包，跟亲闺女一个待遇;马家姐妹也把刘国利和柴秀香当成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对柴秀香总有说不完的贴心话。姐妹俩在刘国利和柴秀香的关照之下健康成长，顺利找工作、恋爱。2008年，姐妹之中的一个出嫁，刘国利和柴秀香拿出一万元钱做贺礼。到现在，她们还时常来刘国利家中，就像回娘家一样，每次来柴秀香都要给她们包饺子吃。

回首往事，马家姐妹俩仍会胆战心惊。她们这样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对这个世界不再抱任何希望，连亲人都无法给我们温暖，让人心寒。可是，亲人没有给予的温暖，我们在刘书记那里得到了，甚至更多。是他让我们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如果没有刘书记一家，无法想象我们还能不能走到今天。”

在张湾村我们还听说，有村民想要给刘书记刻碑立传。这事被刘国利知道后，他十分严肃地对村民说:“不成，我有一条件，刻碑我没意见，但是一个名不许有我，你随便立，一个字都不许有我，一个字都不成。你们随便立，说张湾村的发展，张湾村的历史，这你随便写，从张湾村怎么穷的怎么富，现在的变迁，你随便写，可一样，加我一名不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拥有天下，不是说拥有权势地位，得到尊号，而是说能够运用天下之力，得到天下民心。刘国利正直、廉洁、得人心。这十年中，没有一例上访、闹事的。民事纠纷都特别少。在农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刘国利的办公地点就在社区中心，他说，他不怕村民来上访，如果一个村官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做好了，村民还上访什么呢?“来采访的记者很多，我都告诉村干部，谁也不许陪着记者去采访，让记者随便去谁家都成。”

刘国利就是这么自信，他也试图用这种自信感染身边的人。自信是源于他对农村工作的总体把握、细致操作，自信是源于他对百姓时时记挂，自信是源于他在基层工作中展现出的大智慧、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