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宁波帮

早在一千多年前，一群商人就以天下为家的气魄，驾一艘自造的小帆船，冲进深不可测的大海，迎着滔滔巨浪，驶向未知的异邦。

他们是中国最具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一群人。面对土地贫瘠、田不足养的困境，他们毅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扬帆远航。

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路人，是国际贸易的拓荒者。在世界还沉睡于大陆文明之时，他们就已经横跨大洋，北上日本、高丽，南下东南亚、印度洋，驰骋于国际贸易舞台。他们是海洋文明的真正代表。

不可否认，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生计，为了渔利，但他们在无人涉足的大洋中开辟了一条传布文明的航路。他们是商人，更是文明的使者。

他们的名字叫“明州商帮”，也被称作“唐商团”、“唐商帮”。他们是最早的“宁波帮”。

唐商团

“宁波帮”的兴起与地域因素息息相关。

明州一带“濒海之地，田业既少”，渔盐夺农，人们难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因而多弃农从商，经商风气盛行。宁波地域原设县，“”即城东的山，现在宝幢的阿育王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所以，宁波的商味是骨子里的，自古就浓厚。

最初，海商主要由沿海的农民、渔户组成，他们或为生计所迫，或为利益驱使，扬帆出海。海外贸易的利润十分诱人，“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丰厚的利润撩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富至百万之家，贵至公卿大臣，或与人合股，或租船募人，也纷纷加入海外贸易之列。

风气所尚，以致居民之中“籍贩籴者半之”。由唐入宋，僻在海隅的明州一跃成为“东南之要会”，“市列肆埒于二京”。陆游记其盛况曰：“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其财富丰足、都市繁华，为一时之盛。

明州繁荣的原因，舒亶描写为“郡楼孤岭对，市港两潮通”，乃是因港兴市。宝庆《四明志》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本府僻处海滨，全靠海舶驻泊，有司资回税之利，居民有贸易之饶。”官府、居民皆得益于贸易之利。

有史料可查，唐商最早赴日贸易是会昌二年（842年）春，商人李邻德自明州港驾商船渡海去了日本。此后，海商贸易的次数不断增加，到903年，唐商船往返中日贸易达三十六次。

在此之前，唐日贸易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朝贡贸易和新罗使与渤海使的中继贸易进行的。9世纪初，唐与新罗（今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发达，作为唐日贸易的中继，新罗对日交通频繁，初来乍到的唐商一般都选择乘坐新罗商船前往日本。

9世纪后，随着航海的发展，新航路的开拓，特别是遣唐使停派后，在唐、罗、日三角贸易圈中起主导地位的已不是官方的朝贡贸易，而是由新罗商人和唐商人组成的东亚商帮集团。民间的海商取代遣唐使，成为中日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承担者。

海商集团的兴起与日本当时的抑商国策分不开。一方面日本国人钟爱唐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限制官方贸易，结果就刺激了民间贸易的兴盛。

9世纪前叶，新罗商人来往于唐日之间，频繁向日本输出唐货。唐日贸易的主导权掌握在新罗人手里，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新罗人张保皋。

张保皋（790年—846年），史籍上也称张保高。三十岁时，流亡至大唐徐州。因其“善斗战，工用枪”，成为武宁军小将。829年，张保皋归国，拜见新罗兴德王，提出：“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是新罗海路的要塞，即现在的全罗南道莞岛郡。兴德王给了张保皋一支万人军队，令其镇守清海洋面。

兴德王去世后，张保皋帮助金佑徽杀了闵哀王，助其登上王位，是为神武王。拥王有功的张保皋被封为感义军使，封二千户。

840年，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欲娶张保皋之女为次妃，朝臣以张保皋是海岛人为由加以反对，文圣王因此作罢。张保皋于是心生怨恨，翌年于清海镇发动叛乱，同年十一月为朝廷派来的刺客杀害。

张保皋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朝廷重臣，其强有力的后盾是他在开展唐日贸易中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张保皋以海上交通要道清海为根据地，致力于唐日贸易。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张保皋在山东半岛的赤山村建有自己在唐的据点。

张保皋的商船到大唐沿海，售出新罗货物，购得唐物，再将唐物运往日本交易。张保皋商团人员众多、船舶坚固，交易规模巨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垄断了唐日的海外贸易。

明州及舟山是张保皋商团向东南沿海拓展贸易的主要港口。自新罗灵岩附近或清海镇出发，经黑山岛，横渡东海，可到达唐明州望海镇（今镇海）。这条航路的开通，使张保皋的贸易船可直接来到明州。当时，留学唐朝的学问僧大多搭过张保皋的商船。

新罗与唐贸易，输出的主要是绸缎、麻布、金银、人参、药材、马匹、毛皮和工艺品等。张保皋精明地认识到陶瓷在当时贸易中的重要性，他不但经营精美的越窑青瓷，而且还直接从明州带回懂技术的陶工。这些被带到新罗的明州制瓷工匠，与新罗人一起，终于烧制成功真正的“新罗青瓷”，这比日本烧成真正的瓷器要早近三个世纪。新罗从此由青瓷输入国，一跃成为青瓷输出国。

9世纪前期，由于新罗政权的强势，和在日新罗流民叛乱事件的频发，日本国内加强了对新罗的警戒。新罗商人也因有“窥国消息”之嫌而成为警戒对象，不再受日本政府欢迎。张保皋身亡后，其下属四散流亡海外，更加大了日本对新罗商人的戒心，进一步禁止新罗商人在日活动。新罗商人虽然仍可以到日贸易，但不得入住鸿胪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商应运而生登上历史舞台。到了9世纪中期，大唐商团取代新罗商人，掌握了唐日贸易的主导权。

大唐商团主要就是明州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李邻德商团、张支信商团和李延孝商团。这三个以海运为主体的商团，不但拥有实力强大的船队，而且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

这其中，李延孝其实是渤海国（东北地区的靺鞨国）商人，一直充任大唐明州商人与日本开展贸易。这是因为日本对新罗商人持不欢迎态度，而喜欢同唐人交易合作，一些原来的新罗、渤海商人于是隐瞒国籍，加入中国商团，或假冒唐人往来唐日之间经商。李延孝就是其中之一。

明州商团以明州为贸易港口，以江浙地区为腹地，积极开展对日贸易。查证日本史籍，从9世纪中期到9世纪末的半个世纪中，唐日之间往来船舶三十余次，而与明州有关的商船往来次数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实际的数目应该多于这个数。每次少则三十几人，多则六七十人，具有组织较大规模海外经商活动的能力。

明州商团从明州带走的贸易品，以青瓷、丝织品为主。二者都是明州或江浙地区的特产，货源充足。越窑青瓷制作精美，尤以“秘色瓷”闻名于世。明州附近上林湖、东钱湖的越窑窑场在晚唐时十分兴盛。明州和邻近的越州是唐后期主要的丝织品产地，所产丝织品质地优良，做工讲究，深受日本国人的喜爱。在日本的正仓院中，至今仍藏有不少唐朝精美的丝织品。其中部分为唐商传入，部分为唐朝赴日工匠所制。

明州的港口优势，加上青瓷和丝织品产地的优势地理位置，使明州商团在唐日贸易中必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明州港成为唐日贸易交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埠。

除瓷器和丝织品外，明州商人还向日本带去佛像、中药材、香料和其他工艺品。明州的骨木镶嵌工艺品也由此传到日本，在日本保存的镰仓时代正仓院物帐里，还保留有“骨木镶嵌紫檀木棋盘”、“骨木镶嵌紫檀木双六盘”等明州工艺品。明州商人从日本带回来的则是砂金、铜、硫磺、刀剑等产品。

明州商人一般满载货物，从明州三江口出发，至望海镇放洋，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由此再进入博多湾，然后可抵达难波津。其中值嘉岛是唐商重要的中转站，值嘉岛即现在的日本五岛列岛和平户岛。当时在肥前国松浦郡的柏岛居住了不少大唐商帮与航海家，他们在此建造大舶，传授制造技术与航海技能。

回来则是从难波津到博多（大宰府鸿胪馆），再到值嘉岛，渡过东海，回到明州。这条航线，就是唐日航路中的南路航线。由望海镇至值嘉岛，顺风的话一般三天即能抵达。归程则需要六天至十天时间。

明州商团三大集团中，李邻德集团主要往来于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史籍记载其往返次数达百余次，可见贸易之频繁。张支信主要以日本肥前的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三十多人。而李延孝商团则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之间，人数多达六十人。

明州商团到日本后，一般都是直接与日本的大宰府做生意。大宰府为此专门建造了鸿胪馆供明州商团登陆后居住，并在那里进行商贸交易。日本大宰府市政厅边上至今还保留着鸿胪馆的遗址。另外，明州商团在福江岛上还有寄泊地，现在日本的那留浦还保留着一口唐商的汲水井。

唐大中元年（847年）六月，明州商人张支信等37人，乘船由望海镇起碇放洋前往日本肥前值嘉岛进行贸易，三日后抵达日本，创中日间帆船最高航速。大中三年（849年），张支信等53人再次赴日。

这些唐商不仅是商人，而且还是技术高超的航海家、造船家。当时有很多遣唐的日本僧人都是乘坐他们的商船来到大唐，几年后再搭乘顺便的商船借信风回国。有名的如在普陀山留下不肯去观世音的日本名僧惠萼，会昌元年（841年）秋入唐，次年春搭明州商人李邻德的船返日。大中元年（847年）第三次入唐，惠萼则是搭张支信的商船返日的。

由于大唐制造大海船的技术先进，日使赴唐的船一般也都请唐人打造。唐会昌二年（842年）学问僧会运赴唐，所乘的船是大唐李处人在值嘉岛用大楠木制成，耗时三个月。唐咸通三年（862年），日本头陀亲王入唐，所乘海舶也是先请张支信在肥前的柏岛打造。

明州商人张支信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头陀亲王入唐的海舶，张支信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打造，所造海舶体量巨大，工艺精巧。

头陀亲王同时聘请张支信担任赴唐海舶的舵师。咸通三年九月三日，张支信驾驶着头陀亲王入唐海舶，从值嘉岛正式起航，九月七日申时即顺利到达明州泊岸。从日本值嘉岛至明州，仅仅花了五天四夜的时间，这样的纪录，在大唐航海史上也是罕见的。

中日1000多年的交往史显示，在官方交往停滞的年代，民间来往就成了两国关系的基本保证，有时甚至是中坚力量。商贸搭台，文化唱戏，这些唐朝的“宁波帮”穿越茫茫大洋，带去了唐朝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带去了大唐先进的制度文化，同时带回了日本的物产与文化。他们不但是中日之间贸易往来的一个媒介，而且充当了中日僧人、政府官员来往的交通媒介，他们毫无疑问是中日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

宋海商

明州的海商在北宋继续发展，到南宋达到了一个高潮。

两宋政府都是以大国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往来的，他们务实地看到海外贸易对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因此实施了积极进取的海洋政策，发展同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

北宋在立国之初就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保护和“招诱奖进”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便在杭州首次设立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年），又移置明州定海（今镇海），是为明州设市舶司之始。

北宋主要的贸易对象依然是日本和高丽。此外，与东南亚、西亚诸国也有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当时采取锁国政策，因此，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几乎全是中国商船。这些商船绝大多数是从明州港出发赴日的。

北宋时期，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宋商赴日本贸易达七十次，这其中有很多是明州商人。据日本木宫泰彦先生考证，明州商人孙忠、朱仁聪等十七人先后多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其中明州人孙忠在熙宁五年（1072年）到元丰五年（1082年）的十年时间里，先后六次来往于明州与日本。其中熙宁六年（1073年）抵日以后，侨居日本经商五年，到元丰元年（1078年）才回到明州。台州商人周文裔、泉州商人李充、福州商人陈文佑等，也以明州为根据地与日本开展频繁的贸易往来。

最初，日本政府按照唐代旧例，在鸿胪馆安置宋商，供给衣粮。后因来船太多，不胜负担，便不再设馆接待，并规定每个宋商到日本贸易必须间隔两年。但很少有商人遵循，他们往往以“遇风漂至”等为借口提前来日贸易。

在与高丽的关系上，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由于北路被辽国所阻，应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改明州为高丽使者登陆口。自此开始，明州成为北宋政府对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1021年至1192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共计4548人次。此时，明州商人去高丽贸易的规模更加庞大，往往动辄百人以上。史料记载，宝元元年（1038年），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等147人去高丽经营贸易。

到了12世纪中叶，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古与高丽贸易，明州之商十八九”，可见在宋丽贸易中明州商人的活跃程度。

为了贸易便利，很多宋商长久居留在高丽。据《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高丽政府为了留住其中能力强的宋商，甚至不惜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这其中也有一些明州商人。

1055年2月寒食日，高丽政府“飨宋叶德宠等八十七人于娱宾馆，黄拯等一百五人于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于清河馆”，一次就招待了200多名宋商。

其时，宋朝与高丽的正式外交关系已经中断，但大批的宋商依然涌到高丽进行贸易。高丽政府不但允许这些商人居留，而且以国家的名义设宴招待，甚至封以官职。可见宋商对高丽贸易的重要性。

宋商向高丽输出的商品，除了传统的绫绢、锦罗、白绢、瓷器、茶、书籍等外，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南亚、西亚的特产。这是因为，当时宋朝与这些地区之间的贸易频繁，大食、三佛齐等国的大批商人经常往来于广州、泉州、明州等地，运来了大量的特色商品。宋商再把它们转运到高丽出售，从事中转贸易。

高丽对宋输出的商品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松子、毛皮、马匹、折扇、白纸、毛笔、墨等。其中折扇深受宋朝文人钟爱，成为一时雅物。徐兢曾说：“白折扇……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苏轼曾赞许：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折扇自高丽传入中国，首经之地便是明州。宁波自古以来有制扇配扇的传统，应该与高丽不无关系。

南宋退据东南后，版图缩小，财政困难，故尤重市舶收入，就如顾炎武所说“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南宋政府制订了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对“招诱”有成绩的纲首、官员乃至外商，予以补官、迁转和财物奖励；反之，如果招商不力、经营不善，以致收入亏损、外商赔本的，市舶司官员则要受到降职处分。

海外贸易于是空前繁荣。而作为南宋最重要出口港的明州（庆元）港，由此确立了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海外商贸达到鼎盛。

当时，日本源氏政权一改前代锁国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宋商赴日更多。除了继续成为日本、高丽的重要贸易港，庆元港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罗（今印度尼西亚）、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等国有着贸易往来。也有明州商人与福建、广州商人一起，远赴东南亚从事贸易。

元时，在宁波设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户达一千余户。虽然元初曾实行过“官本船”制度，但元政府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允许外商“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要求各地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

当时在庆元（宁波）从事贸易活动者人数众多，故有“编邙半是商”之说。而转道庆元港出海贸易的商人更是不可胜数。据至正《四明续志》、宝庆《四明志》记载，元代庆元港进口的舶货种类多达220种，其产地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比南宋明州港入口舶货增加了至少五十种。

但与高丽的贸易逐渐走到了尽头。由于担心高丽与南宋相互勾结，元世祖一度限制宋商与高丽的往来，并通牒高丽予以压制。在元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高丽不得不臣服。于是，政治再次压倒贸易，庆元与高丽的商贸往来，最终画上了句号。

从历史的角度看，与以“中华礼治”体制为核心的官方宗藩交往相比，民间贸易更具海权开拓的积极意义，也更能体现开放开拓的海洋精神。这或许就是宁波日后发展出鼎鼎有名的宁波商帮的原因。

从“明州商帮”到近代宁波帮，再到现代宁波帮，自古及今，宁波商人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靠的正是开放的海洋精神。

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宁波帮的这种品格从一千多年前一直延续至今，已经融入宁波人的血液中。

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芬130年前在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后惊奇地发现，宁波人是特殊的种类。他说，宁波人在开拓大事业方面表现优秀，尤其是宁波商人，完全可以与犹太人媲美。

孙中山先生1916年视察宁波时说：“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他称赞“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

对于农耕文明深深扎根于传统基因的中国社会而言，明州的商业气质无疑具有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