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远古第一片竹筏漂过江面，人类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自由。
在与大自然博弈的漫长历史中，船的发明的意义几乎可以等同于火的出现。因为有了船，才真正激起我们祖先征服海洋的冲动；因为有了船，整个世界才真正属于人类。船的发明，显示了人类走向海洋的无畏勇气和非凡智慧。
当我们的祖先驾着简陋的独木舟冲进无涯的海洋时，船上装载的不仅是生的渴望，更有人类共同的征服世界的梦想。
而对于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文明其实是用船输送而来的。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文明进程的长河，在帆樯林立的洋面上，我们会发现明州海舶那雄伟的帆影。
天下船场
明州的航海史，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开始了。
1973年，在距今七千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六支木桨。木桨用整块木板制成，细长扁平，仿佛柳叶，柄上刻有几何花纹。木桨附近还有一具夹炭黑陶质的独木舟模型。《周易》上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致远以利天下。”河姆渡遗址的这一发现为此作了印证。
明州航海的最古记录始于公元前10世纪。《逸周书》称：“成王时，于越献舟。”于越，今绍兴、宁波一带。以舟为贡品，献与天子，想必其舟必精；此舟泛东海，渡黄海，入黄河，穿渭水，抵达周都镐京，可见航海技术之高。近人张道渊考证，“于越所献之舟乃是构造较常舟完备伟大之海船也。其船当造于宁波市或其附近之江岸，盖呈献时便于下水出海也。”
《慎子·逸文》记载：“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可见西周时期，明州所在的吴越之地即为制船之所。《越绝书》曰：“越人谓船为须虑。”至春秋战国，越地已能制造多种船只。
因此，有专家认为，宁波是中国造船和航海的重要发轫地。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又是长江和南洋、北洋干线的水运交叉点，造船、航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得天独厚。
隋唐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造船业更趋发达，技术大为发展，船只的稳定性与航海性能有了极大的提高。
唐太宗时，为了征讨高句丽，经常敕令越州等地建造海船，以作海上远征之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一次性造船数量多达上千，可见唐朝制造海船的能力。据记载，最迟在大中元年（847年），明州已设有官办造船场。
官营之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民营造船业也飞速发展。明州唐商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等本身即为出色的造船师和航海家，他们不仅驾驶着大海舶频繁往来于明州与日本之间，而且以日本值嘉岛为基地，为日本人打造技术先进的大海船。可以说，在当时，明州的造船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
宋朝，是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无论数量还是技术，均一跃成为世界之最。至迟在12世纪末，中国已经取代横行大洋几百年的波斯，确立了在全球的海上优势。
明州是南宋三大港口之一，是中、日、韩的交通枢纽港，海外贸易兴盛，文化交流繁荣，这其中造船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明州三江口一带设有两处官营造船场。一处位于姚江南岸，渔浦门海运码头旁，主要以建造内河漕运船和小型战船为主，此地因而被称为战船街。
姚江南岸官营造船场设有造船监官厅事和指挥营。关于姚江南岸船场，《四明谈助》有一则记载：
徽宗时，姚江南岸船场监官晁说之，每天以读书写作为乐。有一天，部使者来明州，问晁造船的事，“诟责甚峻”。晁从容对曰：“船得木乃成，木非钱不可致，今无钱致木，则无船适宜。”使者无言以对，“为发愧去”。其实资金缺乏只是借口，小船场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干才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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