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香的茶路

有一段著名的禅宗公案，叫“赵州茶”。

一天，八十多岁的赵州禅师从谂问一位新来的客人：“曾到此间么？”客人答：“曾到。”禅师说：“吃茶去。”

禅师又问一名僧人，僧人回答：“不曾到。”禅师说：“吃茶去。”

监院不禁问老禅师：“为什么曾到也说吃茶去，不曾到也说吃茶去？”

禅师突然叫了一声监院，监院应喏。禅师又说：“吃茶去。”

赵州本意，在以茶讲佛。如何是佛法大意？无非吃茶。自然单纯，不必执着，如同“吃茶”那样平平常常，简简单单。

600多年后，禅僧村田珠光听了一休和尚讲的这段公案，顿悟由茶入禅的法门，从此奠定了日本茶道的规式。

四明茶风

明州自古产茶。明州茶，以四明山产最具盛名。

史载，西汉时，四明山中有大茗，以鲜叶晒干成茶，有“绿色珍珠”之雅称。迟至清代，吴金声游记中也曾提及：“余姚四明石屋禅院前，有茶树径大如斗。”

唐代“茶圣”陆羽将茶分为“上、次、下、又下”几个等级，《茶经》中说：“茶之出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当时的越州包括余姚，“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瀑布仙茗被陆羽列为上品。《茶经》又提到“明州县生榆荚村名茶”，榆荚村即今宁波鄞州的甲村。

南宋建都临安，浙东茶事兴隆，明州各地皆产名茶，有的还成了“贡茶”。据《宋会要稿·食货》记载，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明州产茶510435斤，遥遥领先于两浙东路其他诸州。

明州饮茶盛于唐时。士大夫纷然以饮茶为韵事，不仅注重茶的色香味，而且对茶具也十分讲究。

当时，全国六大名窑中越窑排在首位，所产青瓷茶具造型精致，釉色青翠晶莹，堪称艺术珍品，深受时人喜爱。

饮茶风尚的盛行，促进了越州、明州青瓷茶具的生产。明州上林湖、东钱湖、云湖等地设窑烧造，出产的青瓷茶具蜚声海内外。

茶业的兴起，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与外传。早在唐代，遣唐的日本高僧从明州港返国时，就已经习惯于随身带上茶叶和茶种。到了11世纪末，明州茶开始批量出口，茶叶与丝绸、瓷器一起，成为明州港外销的大宗产品。

北宋明州诗人舒亶有诗曰：“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草市朝朝合，沙城岁岁修。雨前茶更好，半属贾船收。”明州茶和青瓷茶具被装运上海内外商船，从明州港出海，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高丽、东南亚及阿拉伯、波斯地区，形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海上茶路”。

朝鲜半岛早在唐朝就从中国输入茶叶。根据文献记载，唐太和二年（828年），朝鲜半岛新罗遣唐使大廉从明州回国时携带走了茶种，并在新罗国王的同意下种植于智异山。大廉是把茶叶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人。

在新罗时代，以张保皋商团为代表，不但把明州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罗，转销日本，而且还把明州的茶叶和上林湖越窑生产的茶具也运销到了朝鲜半岛。

宋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朝文宗第四子义天“韬形去国，潜服放洋”，搭乘宋商林宁的船从明州港入宋，在天竺寺僧慈辨的门下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前专程来到明州，参谒阿育王寺大觉怀琏禅师，学业更上层楼。回国后，创高丽天台宗，成为这个宗派的始祖。义天回国时，把浙东的茶种带到了高丽，促进了高丽种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上林湖瓷器和明州茶已经成为输往高丽必不可少的大宗货物。高丽还直接引进明州的制瓷技术人才，到康津地区传授建造窑炉、装烧、装饰等一整套制瓷技术，并在当地大量生产茶具。明州港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茶路”进入鼎盛期。

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带去的物资中就有茶叶。徐兢到达高丽后，发现高丽人早就学会了中国制茶及烧煮的方法，而且已经使用一整套的茶具。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徐兢对高丽的饮茶之风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凡宴则烹于廷中，覆以银荷，徐步而进。候赞者云茶遍乃得饮，未尝不饮冷茶矣。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幂之。日尝三供茶，而继之以汤。”

从记载来看，当时高丽饮茶之风相当兴盛。高丽人好茶，是把茶当成一种强身健体的药。由于本地土茶味苦，高丽人钟爱喝大宋的腊茶和龙凤团茶，这两种茶大多为宋廷赐送，也有一部分由海商从大宋贩运而来。喝茶的茶具精致讲究，有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还有茶案，覆以红纱。喝茶时遵照的也完全是中国的茶礼，而且看来十分讲究。客人来访，主人奉上茶汤，必待客人饮尽，主人方喜。“丽人谓汤为药”，“每见使人饮尽必喜，或不能尽，以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强为之啜也”。

茶禅一味

在中国，饮茶习俗最先兴起于寺院。唐宋时，南方寺院几乎寺寺种茶，僧众人人嗜茶，成一时禅林风尚。

佛门提倡吃茶，着眼在以茶为药，可强健身体，安心静思，消除杂念。禅僧饮茶，列入禅门清规，表现为“茶宴”、“茶礼”的仪式规范。随着茶礼的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茶禅融合为一体，于是茶道就产生了。可以说，是禅宗奠定了茶道的基石。而百丈怀海是中国茶礼的奠基者。

百丈怀海，唐代著名禅僧，曾任明州金峨寺住持。百丈怀海为禅宗丛林立下了一部著名的《百丈清规》，这是一部规范禅僧行为的律规，内容包括禅僧日常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因饮茶是禅门生活的一部分，《百丈清规》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佛家茶礼从此正式问世。

《百丈清规》对行茶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赴茶”条明确：“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什么人什么时候行什么茶，皆有严格明确的规定。喝茶要鸣鼓集合，讲茶汤礼，“鸣僧堂中集众门……讲茶汤礼。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者称‘法鼓’，居西北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

寺院里设有“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茶院中还专门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并设“茶头”专事烧茶，献茶酬宾，另设茶僧为行人施茶。

寺院还有专门的茶僧，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已成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并作为佛门规式固定下来。

唐时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瑞岩寺、金峨寺等，俱为一时名寺，不但有专门茶园，而且坐禅饮茶之风极盛。

至宋时，中国禅宗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茶宴”之风在禅林及士林更为流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杭州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宴”。但明州的天童寺在中华茶禅文化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南佛国”天童禅寺背靠太白山，山广林密，常年云雾弥漫，最宜茶树生长。所产山茶名为“龙心茶”，亦名龙角山茶，北宋时已颇有名气。杭州西湖龙井茶驰名中外，但在“斗茶”中，唯明州太白“龙心茶”能与之比肩。

由于太白山上多产兰花，故太白山茶有幽兰之香。太白山茶采摘数量稀少，天童寺当家和尚珍爱异常，曾将它作为佛家贡礼献给宫廷。

天童禅寺“茶宴”盛行，有一套肃穆庄严的寺院茶礼。茶宴开始时，僧众团团围坐，主持僧按一定程序冲沏佛茶香茗，依次传递品尝。冲茶、加水、品饮等一切如仪进行，在袅袅的茶香氤氲中，参禅研理，观照自心。

著名禅僧正觉住持天童寺后，创立“默照禅”，茶与禅在更深层次上得到融合，逐渐上升到“茶道”的层面。

正觉（1091年—1157年）住持天童寺30年，宋高宗诏谥“宏智禅师”。其《默照铭》提倡“默默忘言，昭昭现在”，只要静坐入定，体歇默究，就会产生般若智慧，洞见真如本性。天童正觉在饮茶中融进了“清静”思想，通过饮茶获得顿悟，达到智慧圆通，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

“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长松苍梧下，山泉涧石间，于万籁俱寂中独对一盏清绿的茶汤，山茶的馨香，和着烟岚雾霭，袅袅然，化作烟，消散于无形。这其中不是满含着禅意吗？

故谓茶中有道，“吃茶”也是一种修行。禅师一句“吃茶去”，无限禅意在其中。

天童正觉就此把饮茶由饮食文化，上升为宗教性的精神文化。茶道从此脱胎于禅宗茶礼，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和禅，两种文化在经历了兴起、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最终在明州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融合、升华为底蕴丰富深邃、独具个性特质的禅茶文化。

港通天下的明州，又以其独有的开放气质，完成了茶禅文化向海外的传播，直接影响日本的茶文化和禅文化，使之最终形成和式茶道。明州开辟的“海上茶叶之路”无疑为日本乃至东亚文明奠定了又一块基石。

禅茶东传

中国的茶和茶礼最初是由僧人传至海外的。

天宝十二年（753年）大唐僧人鉴真东渡扶桑，带去大量药品和茶。这是文献中日本有关茶的最早记载。

此后，遣唐的日本学问僧在学习、吸纳中国佛教文化的同时，把中国的茶种、茶文化也带到了日本。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遣唐僧人最澄坐的船漂到明州，前往天台、越州等地学习台密。第二年八月，最澄与另一遣唐日僧都永忠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归国时，最澄从天台山带去了茶种。

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今日吉茶园）。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最澄也将饮茶的唐风引入日本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当时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题为“澄公奉献诗答”，内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反映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日本后记》记载，与最澄一起回国的大僧都永忠（都，为僧官）常与嵯峨天皇于松梧间，吟诗弹琴，还曾亲手煎茶奉御天皇。嵯峨天皇因此留下了许多茶诗：“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便宜听雅弹”，“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等等。从中可见，饮茶在当时的日本禅院与上流社会中，被视为风雅之事。

遣唐使废止之后，日本国内唐风稍息。

到了镰仓时代（约12世纪末至14世纪），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再掀高潮，唐风又兴。幕府当政醉心于宋朝的禅法和茶文化，多次派遣僧人入宋求法，并延请中国禅师赴日传法。以茶禅为媒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展开了新的局面。

1175年，日本当时的武士阶层首领平重盛向明州阿育王寺施舍砂金，阿育王寺住持拙庵德光作为还礼，赠送给平重盛一批龙泉窑瓷茶碗。这些瓷茶碗受到了日本统治阶层的无上宠爱。

至15世纪室町时代，平重盛拥有的一只瓷茶碗传到了日本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政的手里。可是，碗的底部和壁部已出现了裂纹，足利义政深感惋惜。他托人将茶碗拿到中国，希望中方能按原样再做一只同样的茶碗，但15世纪的龙泉窑已烧不出同类的产品，中国师傅只好用锔子把裂纹补好后，还给了足利义政。因修补处看起来像马蝗，故有“马蝗绊”之称。

这只茶碗高6.6厘米，口径15.4厘米，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已成为日本国家级文物。

在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茶禅历史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荣西。

1168年，日僧明庵荣西入宋求法，由明州登天台山。当年，荣西携天台宗典籍数十部归国。1187年，荣西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敝为师。后随师迁天童寺，得虚庵所传禅法，回到日本，成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师。

荣西在中国的数年时间内，除习禅外，还切身体验到中国僧人吃茶的风俗和茶的效用，于是归国时带回茶种和饮茶方法。

荣西回到日本，一路行一路种茶。一上岸，便在下榻的九州平户岛的富春院撒下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至今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竖有一块石碑，上写“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又在离平户不远的背振山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其废墟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

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没料想，那里土壤湿润，非常利于茶树的生长，所产的茶味道纯正，为日本国人珍重，日人就把拇尾高山茶称为“本茶”，而将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回到日本后，结合自己饮茶的体会和理解，荣西还撰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该书在日本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推动了饮茶之风在日本的兴起，荣西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的陆羽”。

这部书的流行，还与日本将军源实朝有关。1214年的一天，荣西到将军府上做法事，听说源实朝将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酒，卧床不起，众人不知如何是好。荣西立即派人从他所在的寿福寺送来一碗茶。将军喝了之后，精神立刻好了起来。趁此机会，荣西献上了他刚刚写就的《吃茶养生记》，博得了源实朝的欣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记述：“荣西昔在唐时，从天台山到明州，时六月十日也。天极热，人皆气厥，于时有店主丁子一升，水一升半许，久煎为二合许。与荣西服之，而言：法师远涉路来，汗多流，恐发病软，仍令服之云云。其后身凉清洁，心地弥快矣。”

由于自己的这段经历，荣西深感茶的药效之神奇。在《吃茶养生记》中，荣西也主要是从茶的药物性能角度出发加以论述。

荣西开篇指出：“茶也，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在他看来，茶不是一般的饮料，而是可以使人延龄长寿的“仙药”。

荣西说，“肝脏喜好酸味，肺脏喜好辛味，心脏喜好苦味，脾脏喜好甘味，肾脏喜好咸味”，如服用含有苦味的茶，可以滋养心脏，病气自然消散。日本国多有病瘦人，是不吃茶所致。

在日本历史上，荣西是第一个系统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茶文化的人。荣西入宋时曾详细研究过陆羽的《茶经》和其他一些有关茶的著作。在《吃茶养生记》一书中，荣西从《太平广记·茗部》上引用了33条关于茶的说明，从茶的名称、功效、采摘、炒制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中国茶，也谈到了宋人的饮茶方法。《吃茶养生记》因此也被日本史书《吾妻镜》称为“赞誉茶德之书”，对于后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功不可没。

为纪念荣西对茶的推广之功，至今，在荣西所建的建仁寺，仍保留着南宋风格的禅堂茶礼。

荣西之后，其再传弟子希玄道元正式制定了日本禅院的行茶礼仪。道元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随其师明全，从明州入宋求法。在天童寺跟随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长翁如净学习“默照禅”。随侍三年，“豁然大悟”。受曹洞宗禅法、法衣回国，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始祖。

道元是最早把宋地禅寺清规完整地运用于日本寺院的禅僧。在其住持的兴圣寺、永平寺，道元按照《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等唐宋禅寺的清规，先后制定了《曲座教训》、《知事清规》、《赴粥饭法》、《对大己法》、《众寮清规》等，后皆收入《永平清规》。

《永平清规》对吃茶、行茶、大座茶汤等茶礼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新命辞众上堂茶汤”、“受请人辞众升座茶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方丈特为新首座茶”、“方丈特为新挂搭茶”等，皆有详细的规定。凡仪典、迎送、忌日结束时，寺院都要举行行茶之仪。届时，住持和众僧按一定的排序坐好，按照严谨的规格，吃茶点，喝茶汤。

道元的《永平清规》是最早记载日本禅院中行茶礼仪的日本典籍，对其后的日本茶道礼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茶文化，在荣西之后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律宗系统，包括荣西及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等，是镰仓时代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一为禅宗系统，开山者为崇福寺的南浦绍明禅师，他从中国径山寺引进茶“台子”，开日本台子茶礼先河。

南浦绍明与圆尔辩圆及赴日的明州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一起，将中国禅院的茶礼、茶宴系统地引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禅院的茶礼更加完整、规范。

也正是在镰仓时期，茶宴、茶会等饮茶风尚开始由僧侣、上流社会向一般民众推广。特别是宋朝流行的斗茶习俗传到日本，风行一时。

“斗茶”又称“茗战”，在斗茶时除品评茶之优劣外，还十分讲究水质和茶具。在日本，斗茶会的形式模仿中国禅院茶礼，吃茶亭陈设以唐物为时尚，斗茶的主要内容为竞猜茶的产地及品种。一般，斗茶结束，再入酒席。斗茶会的流行，使得茶宴迅速成为日本大众化的游艺活动。

到了日本室町时期（约14世纪至16世纪），禅僧村田珠光根据茶禅一味的精神，“融合和汉之界”，完成了从追求饮茶形式到追求精神解脱的转变，奠定了日本茶道的规式。

到16世纪后期，千利休进行了一系列改良，使茶道进一步日本化。从此，由中国传入的禅院茶礼转变为纯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的茶道也成为日本正统茶道延传至今。

今天，三江口上空飘着的不再是唐风宋雨，历史的喧闹凝聚而成的只是一块静静的记事碑。人们只有在阳春三月的江南烟雨中，还能依稀闻到淡淡的茶香。或许只有那缕茶香才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条曾经繁荣的海上茶路，那条曾经维系着两个国家禅宗法脉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