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千余年前，日本人横渡东海，蹈履凶险，来到中国，孜孜以求的到底是什么？遣唐使、遣明使的真正使命又是什么？
答案其实只有两个字：书籍。
从第一批遣隋使开始，目的就非常明确：求书。日本《经籍后传记》透露：“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隋大使吉士长丹回国后，还因“多得文书宝物”而晋位加官。
到了遣唐使更是如此。《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在日本人那里，横跨东海的路其实是一条“海上书籍之路”。他们盯住的是大唐领先世界的文化，这是日本民族独到的战略眼光。
所谓政治交流，所谓贸易往来，在他们那里其实都是幌子，都无关紧要。他们有更深的意图，更远的战略，他们倾全国之力，把遣唐使、遣明使上升为一项国策，目标绝对不只是精美的丝绸和陶瓷。
作为一个当时尚未开化的民族，他们需要以最直接的途径、最简单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文明昌盛的优秀民族。
求书若渴的热情体现的正是日本重视文教、勇于学习的民族性，正是日本迫切希望成为强大优秀民族的上进心。一个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如此狂热的民族，它必定是强大的，但也是可怕的。
而我们呢，千百年来，我们只是沉浸在文献大邦的优越感之中，我们慷慨地输出中华文明，满足于“番夷”对我们的朝贡与崇敬。我们总是过于自信，过于自满，自信得流于自大，自满得接近愚昧。我们向来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这是几千年文明大国带给我们的负产品。
当千余年后，大清帝国的大门轰然洞开，大批中国有志青年奔赴东瀛留学，历史整个地倒了过来。
汉籍东渐
汉文书籍从诞生以来，就负载灿烂的中华文明，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书籍之路”流播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按照“海上书籍之路”概念的倡导者王勇教授的界定，这条书籍之路起自中国，大概在公元元年前后通达朝鲜半岛，5世纪中叶，经百济延伸至日本列岛。隋唐时，中日直达航线开通，书籍交流盛况空前，至明清不衰。
在“海上书籍之路”中，明州港作为重要的中转港和始发港，为中外书籍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书籍流通到日本的方式，林士民先生认为主要有贡赐贸易、遣唐使“购买”、中国僧人传经带入、商船贸易流入、日僧来华抄写等几种。归结起来，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实际上就是两个渠道：一是僧人，二是贸易。这其中，往来于中日之间的禅宗僧人作用尤为突出。
隋朝统一全国后，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归国时，带回了大量在隋朝市面购得的儒家经典、佛经，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并加以模仿。
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在630年至894年的264年间，日本曾18次派遣唐使来唐学习优秀的文化及典章制度。据日本现存最早的史籍《日本书纪》，在唐代，日本先后派到中国学习的学生和学问僧总数达一千多人次。
遣唐使到大唐后，先要朝见皇帝、进献贡物，唐政府也给予相应的回赐，回赐的物品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唐朝的书籍。
遣唐使临行前，日本朝廷一般都会赐给布帛和黄金，作为入唐后的生活费用和购书费用。如，学问僧圆仁、圆载入唐，日本朝廷分别赐予黄金二百两。这些来唐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往往会把节约下来的钱物，用于购买书籍、经卷、佛像、佛画等。
考虑到交通运输的不便，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在购书时全是精心挑选，其中大多是尚未传到日本的新译佛经、重要的儒家典籍等，不仅内容重要，而且印刻版本精良。
除了购买，来唐的日本学问僧大多还会采取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的方式，收集一些在市面上十分罕见的重要汉译佛经。在唐前期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之时，佛经流通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抄写。
在整个唐代，日本僧人究竟抄写了多少经卷，具体数字已无从考证，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等记载，仅日本僧人玄昉就带回经论176部，共5048卷；日本僧人慈觉大师带回他雇人抄写的经论章疏、传记等共584部，802卷；最澄在台州利用台州刺史赠给他的纸张，雇用经生数十人抄写经论，共得230部、455卷；空海在长安时，曾雇了二十多个经生抄写密教经典共186部，322卷；圆仁到扬州开元寺、五台山等地方抄写经疏传记585部794卷。这些抄写好的佛经全部被带回日本。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入唐日本僧人抄写并带回日本的经疏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唐时，日本一方面派遣学问僧入唐学法取经，另一方面邀请唐朝僧人前去传经授法。这些东渡的僧人赴日时往往也会随身带去大量的佛教典籍。
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带去的物品中就有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其中的《天台章疏》成为日僧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重要依据。
贸易方面，中国商船隋初就被获准进入日本港口贸易。到唐代，中日商船贸易进一步发展，而图书是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重要物品。
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唐朝的商船“每次来日本，必载很多货物……至于货物的品种，固然不大清楚，但似乎是以当时人们信仰的经卷、佛像、佛画、佛具，以至文集、诗集、药品、香料之类为主”。
唐船有时也受货主之托代运书籍。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婺州人李达曾受日僧圆珍之托，携带黄金及日方书信去长安大兴善寺，购求阙经，共一百二十卷，交张蒙的商船运送到日本。
唐末至五代，日本废止遣唐使，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和僧侣大为减少，对日书籍流通陷入低潮。但仍有商船往来，特别是吴越对日本的贸易较多，也有一些佛经书籍行销日本。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虽没有互派正式使臣，但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十分活跃，两国也依赖这些途径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
由于宋朝禅宗兴盛、中日贸易频繁，两宋时期对日书籍输出达到了一个顶峰。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83年），日本著名僧人奝然来华，谒见太宗，献上他携来的中土佚书《孝经郑氏注》1卷。太宗大悦，特地赐赠开宝年间敕版印刷的《大藏经》和新译经286卷。985年，奝然随明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回国。回国后，奝然把带回的典籍收藏在京都法成寺。以后的100多年里，法成寺成为全日本收藏佛典最宏富的地方。
景德元年（1004年），日僧寂昭等8人来朝，晋谒宋真宗，进献金字《法华经》，获赐圆通大师称号。寂昭留宋31年，专注于一切经论、各宗章疏和文化典籍的搜罗。日本的藤原道长为此还给他捎来一百两黄金，作为购书费用。寂昭搜罗到的图书，由他的弟子念救等人陆续运回日本。
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京都大云寺僧成寻率弟子7人来到开封，晋谒宋神宗，奏请赐给新刊印的佛经。宋神宗赐予他们显圣寺印经院印本新译经278卷，及《景德传灯录》等其他佛书共计413卷（册）。其中有赠给日本国主的礼物——金泥《法华经》7卷。成寻一行后经明州港将这些珍贵的佛经带回到日本。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来华人数更多，文献可考的入宋僧人达100多人。这些日僧入宋后都致力于搜购佛经及其他图书，待回国时全部带回。
据记载，南宋刊刻的《大藏经》每藏500函、6000余卷，通过日僧至少向日本输出10藏以上。
日僧往往选择在临安、苏州、明州、泉州等文化、贸易发达的城市，从市场上购买大批的经论章疏、佛教典籍，有的购书超过千卷。如，日本名僧不可弃俊芿于嘉定四年（1211年），入宋购去佛教典籍、儒书、杂书、法帖等2013卷。后来他的弟子闻阳湛海来宋，也购去各种经论、图书数千卷。
两宋时期，中日商船往来频繁，年年不断。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香药、丝织品、瓷器及佛经等。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港口，仍沿袭前代制度，先与太宰府进行交易，然后准许与普通商人或市民买卖。因此，买书的多为日本的贵族和寺院。
元代时的中日文化交流，虽然受到元朝两次进攻日本的战争的影响，但日本僧人入元不在少数，甚至超过前代，有姓名可考的达220人以上。日本僧人除带回宋元版的《大藏经》和各种语录、年谱、僧传等禅籍外，还带回许多中国文人所写的诗文集，在日本复刻流通，扩大了汉文书籍在日本的流通，大大促进了日本刻书业的发展。
元时，赴日高僧有确切姓名的共13人。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一位是普陀山住持一山一宁，于1296年受元成宗派遣到日本，先后在京都、镰仓传法20多年，日本朝野皈依者甚众；另一位是清拙正澄，他于1329年受北条氏之聘前往日本传经授法，在日本开创临济宗大鉴派，在日本各阶层影响甚大。这两位高僧赴日时都随身带去了大量的佛经禅籍。
到了遣明使时代，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遣使的目的有所变化，中国铜钱成了日本急需的东西。日本史籍记载，“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但是，书籍仍是日本重要的需求物。
在应仁年间遣明船的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可见，日本政府对铜钱的需求虽然非常迫切，但“尊崇文教，而鄙于武学校之徒，是之中国书籍流彼颇多”，重视文教的风气依然，所以对书籍的渴求仍然没有减退。
自14世纪后期，特别是15世纪，中国明代官方向遣明的日本僧人赠送书籍外典，似乎成为外事礼宾“回赐”的一种常规。访华的日本僧侣，甚至可在事前先行拟出书单，提请中方照单赠书。《明史》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九月，日本来使求《佛祖统纪》、《法苑珠林》诸书，明廷“诏以赐之”。
在明朝与日本勘合贸易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除第一次外，其余十八次的正副使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山高僧。他们以使节的特殊身份来到明朝，主要目的是游历与学习。这些僧人都精通汉文，喜欢舞文弄墨，入明后与当地文人交往密切，回国时往往会带走从市面购买或友人赠送的大量诗文集、禅宗典籍等。
日僧策彦周良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策彦曾经以副使和正使的名义，分别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先后两度奉命出使明朝。两次出使回国后，分别著有《初渡集》和《再渡集》。
从《初渡集》和《再渡集》的记载看，策彦在中国获取文献典籍的方式，大致有两种：相知馈赠、市场购买，其中包括少量的实物交换。这也是五山时代日本僧侣在中国获得汉籍的主要方式。
日本人对中国书籍的选择，明代郑若曾有过一段评价：“五经则重《书》《礼》而忽《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学》《庸》而恶《孟子》，重佛经而无道经，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事实也大致如此。
关于日人重医书，曾以“大明国客”的身份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出使过日本的郑舜功，在其《日本一鉴》中也提到：“医书乃治生之本，（日本）国人至重之，医书大全翻刻。”从策彦的购书情况看，有《医林集》、《本草》、《奇效良方》等，均是策彦花重金购买，有一种“每见必买”的感觉。
除此之外，在《初渡集》和《再渡集》中还可以见到很多其他汉籍，大多是策彦来明时随船自备以供路途阅读和查用的。
据陈小法先生研究，策彦的汉籍阅读范围很广，不仅有史书、医书、类书、兵书和诗文，还有像《山谷刀笔》之类的艺术教养书，可谓经史子集，面面俱到。
策彦周良还会在书的余白处摘录一些明朝的事物名称和书籍中的名言警句，以备和明代文人唱和时应急。
请中国文人撰写序或赋，在当时日本禅僧中是非常流行的做法。策彦初次入明时，得诗友联韵9000句，编成一帖，名以“城西联句”，请丰存叔为之序。丰存叔在序中赞赏有加，曰：“吾今观公之诗，言近而旨远，词约而思深。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诚理蕴于心，而嘉言孔彰，炳兵琅琅，焜耀于后世者也。”
嘉靖十八年九月，策彦还特意对《城西联句》进行了装裱。
中土人士的序跋，难免有夸赞，但是，剔除这些水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本土文化日趋成熟和昌盛之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动向。
明末清初，日本开放长崎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中国商船驶往长崎出售货物日益频繁。据统计，明后期至南明时期，中国有600多艘商船赴日本从事贸易，其中就包括书籍和书画贩运。
至清前期，中国商船输入日本的图书依然十分可观。据统计，从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共有43艘船输出图书到长崎港，出口图书达4781种。这其中，宁波与南京是两个主要的书籍输出地。
据《唐蛮货物账》记载：“1771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共54艘，合计有6艘有书籍，即10号宁波船2箱，15号南京船93箱，19号宁波船4箱，35号南京船1箱，37号宁波船1箱，51号南京船40箱。”
当时有名的宁波商船“船头”有沈大成、朱克熙、林克书等。朱克熙在元禄八年至十七年间，先后10次往返于宁波与长崎之间。
近代以来，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宁波创办华花圣经书房，大量印刷、出版西方宗教、科学方面的著作和宗教普及册子、文化教科书等，汉籍东渐的速度加快。据统计，仅1840年至1855年的16年时间内，通过海上运往日本的书籍就达3407种。
1825年，浙商船“得泰”号事务长同日商笔谈时曾说：“我帮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有八九。”
宁波出版的书籍在日本引起高度重视。如，1856年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地球说略》传到日本后，于1860年由箕作阮甫训点后立即刊行，在明治初年一度成为日本学校的世界地理教科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宁波人张斯桂作序的《万国公法》，也是日本比中国更早接纳，并加以利用。
丝路书房
宁波不仅是汉籍东渐的出口港，也是出口书籍的重要产地。宁波不仅书藏古今，而且书传四海。
经由“海上书籍之路”向外传播的书籍中，很大一部分是宁波本地“生产”的。《日本现藏中国丛书初编》、《日本藏宋要文集善本钩沉》等记载了16种由宁波刊印的不同时期的书籍。
宁波“出口”到日本的书籍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地方志。据日本《商船载来书目》和《各省方志持渡年表》记载，宁波地区的地方志《宁波府志》、《慈溪县志》、《奉化县志》、《象山县志》和《定海县志》等，在日本都有传播；《民国鄞县通志》所记载的四明高僧29人及其106种著作、诗文，在《日本弘教藏经目》和《续日本藏经目》中也都有记载。
明清时期，宁波刊印的部分书籍随着贸易商船东传到日本，其中有张时彻的《芝圆定集》、王作萧的《增释南阳活人书》、万红的《小学集解六卷》、王应麟的《困学记闻》等。日本藏宁波刊刻的书籍，见证了历史上宁波书籍在海外的影响力。
宁波书籍的广泛外传，得益于宋以来宁波刻书业和印刷业的发展。
北宋印刷术的变革成功，促进了印刷刻书业的发展。南宋时浙江印刷业位居全国第一，“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吾浙者”。此时庆元府的刻书业蓬勃兴起，成为当时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官刻书、坊刻书和私家刻书都超过前代。
南宋庆元府的官刻本遍及四明各个地区，有浙东茶盐司本、浙东路安抚使本、明州本、庆元府刊本。而且刻印数量较大。据记载，宝庆年间（1225年—1227年）庆元府所刻书有《四明尊尧集》、《通鉴要览》、《太极图经》、《洪范讲义》等28种。其中《通鉴要览》刻550板，《崔宫教文集》438板，《四明续志》330板，《斑马字类》250板，《续书法》230板，仅这5种刻本就达1798板。
南宋时，私家刻印开始兴起。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化县参政大师王庆曾和其子王伯序刻印了不少书。今存王公祠堂刻本8册，质量较高。
明代朝廷重视图书出版，废除了元时书籍刊刻须经批准的手续，宁波刻书业进一步发展。据周弘祖《古今书刻》记录，当时宁波府刻印的书籍有《汉隽》、《清容居士文集》、《四明文献志》等24种，仅次于杭州府，刊印图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二。
明后期，私家刻书十分兴盛。余姚闻人诠刊刻的《阳明先生文集》、《旧唐书》等也是世所公认的明刻精品。不少书籍还有刻工的署名。比如，《关氏易传》一书版心下镌有“余姚王以道刻”一行。
慈溪人冯元冲的天益山书墨所出精良，名闻天下，所刊刻的多为前人未刻书及米芾、赵孟頫诸家墨迹，海贾客商将书销售国外，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
天一阁更是浙东刻书的佼佼者。其所刻的书中至少记有40名刻工的姓名。其中《司马温公稽古录》一书的刻工多达25人，可见当时天一阁刻书的规模。
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刻印书籍30余种，其中20种经他亲自校订，称为《范氏奇书》。《范氏奇书》在日本各地均有收藏，成为宁波书籍外传的一个有力见证。
明洪武二年实行“海禁”，规定只有宁波港可以接纳日本勘合贸易船，日本使团只能在宁波登陆，宁波港更是成为中国书籍向外输出的主要港口。
这一时期，宁波已经出现了面向日本市场的书商和商船，并且出现了面向日本的专业书肆。书籍的经营者往往了解日方的需求，掌握国内图书的刊印信息，精通书籍的内容，与刻坊或书肆有密切的联系。
“海上书籍之路”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大量中国书籍东传，促进了日本、高丽、越南等国文化的发展，而一些日本人、高丽人刻印、撰写的汉文书籍，也沿着同一通道回流至中国。
以“入唐八大家”之一的最澄大师为例，由明州官府颁发的公牒（即《明州牒》）上，清楚地记录了他在明州入唐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中国的书籍。
又如，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第五代王钱俶，笃信佛教，因吴越寺院保存的《法华经》经疏已残缺不全，于是他花五百两黄金托人到日本求写，运回杭州，这可能是最早从日本进口的图书。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高丽僧义天在明州入宋。在宋期间，义天“遍历丛林，传法授道”，除了学习佛教教义外，他还收集了佛经章疏3000多卷，回国时带去雕版刊印。后来根据义天带回去的佛经资料，编了一部《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其中收书1000部，计4700多卷，按目录镂版刊刻，并以《华严经》180卷寄赠钱塘慧因寺（俗称高丽寺，即今净慈寺）。
朝鲜输入的书籍，纸张纯正，质地精良，深受明人喜爱。明朝宁波著名文人屠隆大为赞颂：“高丽纸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
宁波私人藏书自古兴盛。在宁波历代的私人藏书楼中，收集与保存了不少“和刻本”。所谓“和刻本”，就是由日本人编撰、翻刻的中国书籍。“和刻本”、“高丽刻本”与越南翻刻的“安南本”，是中国古代典籍在海外传播与保存的特殊载体，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
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张之铭的古欢室、曹炳章的集古阁、孙家溎的蜗寄庐、朱鼎煦的别宥斋、冯贞群的伏跗室，以及杨容林的清防阁、孙定观的樵斋等藏书楼，均不同程度收集了“和刻本”。这些藏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捐赠给国家，集中保存在天一阁，总数在100种以上。
天一阁所藏的“和刻本”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翻印、刊刻出版的书籍为主。在江户时代200多年的时间里，“海上书籍之路”从未间断过。当时中国书籍流向日本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些书籍在日本翻刻后，一部分又沿着“海上书籍之路”回到中国。
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天一阁还藏有不少介绍日本的地理、人文历史、地图、日本名家著作之类的书籍。如中国近代诗人王遵宪介绍日本人文历史的《日本国志》、刘崇杰翻译的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法规大全》、野村浩一的《西洋史》等。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
王勇教授对“海上书籍之路”，有着与对“陆上丝绸之路”同样的浪漫情怀。他认为，中西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日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
书籍所代表的精神交流，不同于丝绸、陶瓷、香料等所代表的物质交换，“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如今，中国输往日本的丝绸、陶瓷等物，大多化为灰烬或深埋在地底下，已然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唐使携归的佛经、典籍，经过移植、吸收和改造，与日本文化元素相融合，已经沉积为日本文化的基因，直到今天依然是日本民族智慧的源泉。
这样的分析自然是正确的。但我们难以产生历史的浪漫主义，相反却有一股悲哀袭上心头。
时至今日，很多我们鼎盛时期的物质文明、民族文化，只能在他国才能找到。有些已被发挥到极致，成为别人的国粹，如日本茶道，如韩国礼仪；有些被完整地保存在他国的博物馆里，如精致的唐绫宋瓷，如大量的典籍善本。
当代德国历史学家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二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
因此，面对历史，光是悲哀其实也是可耻的。看看现实，同样的历史依然在延续着。也许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我们曾经绚烂的文明？如果我们有警醒，如果能用历史来观照现实，让我们看得更为清醒，那么，对历史的回顾就有了意义。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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