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思想

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物质财富的占有角度来说，要使人民达到一个富的阶段，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阶段，物质财富生产要实现一定程度的积累。其二，从产品分配的角度来说，要满足共同的要求，即全社会全体人民都能够从物质产品的分配中满足自己的需求，不会出现分配的不均。

因此，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古人也只能对共同富裕的基本观念有一个浅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局限性。这种思想的局限一方面是由古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一方面又是由于古代社会的阶级性决定的。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为君王提出改良的意见或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提出剥削的根源，而终究没有科学地阐述什么是共同富裕。不过我国古代思想家中仍然不缺乏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古代儒家思想中关于“大同社会”思想的认识和探索。

第一节 大同社会思想

一、“大同”的含义

要想弄清楚什么是大同社会，它和我们提出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又有哪些不同，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大同”的含义。

我们要明确大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自古以来，大同思想作为儒学思想的一个伟大成就，一直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深处，可以说，大同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什么是大同呢？“大同”一词，在古代有这样几种含义：

它代表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庄子·在宥》中说：“颂论形驱，合符大同，大同而无己。”

它代表战国末期至汉初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礼记·礼运》中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含义的大同思想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的，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大同社会思想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宣传的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在这种大同社会中，全社会的一切，包括物质财富、公共权力都是归全体人民所有的。这种权力公有的口号就是天下为公，具体就是社会的管理者是百姓选举出来的贤能的人才，例如，古时候的尧、舜、禹。而权力的公有就意味着这些被推选出来的管理社会的人既能被推选，也能被罢黜，这样才能保证权力真正的公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权力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认识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权力的公有，才可能实现财富的公有和其他方面的公有。因此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从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性，因为它反对的是封建专制的王权，是对阶级统治者权力的一种挑战。

“大同”一词在古代还表示国家的统一。《颜氏家训·风操》：“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这里的“大同”指的就是国家统一的概念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古代大同思想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演变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上这三种思想。这三种思想的提出时间大约都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经历了从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的战乱纷争，逐渐产生了一种统一的大同思想。

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又具有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同思想是一种社会理想。从古人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大同思想虽然包含着一些政治层面的内容，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仍然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设想，是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望，它侧重于在全社会、全体人民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变化和社会安宁，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塑造。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它是一种空想的社会思想。由于这种空想的社会思想本身并不存在其发展成熟的社会条件，因此使得这种社会空想始终没有办法走向真正的、科学的共同富裕的方向。纵观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历史发展的进程，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存在的，它并没有随着历史长河的演变而逐渐融化于古时的传统的政治文化结构中，而是站在了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帝王思想的对立面，对古时候人民生活疾苦和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成为当时人们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武器。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大同思想也不可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只能作为一种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期盼和愿望，脱离实际的存在。

第二，大同思想有着一定的进步性。大同思想产生的年代正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及封建社会刚刚确立的一段时间内。而社会制度的变革时期，往往也会迸发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大同思想，作为秦末汉初的一种儒学的社会思想，是人们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当时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中，难能可贵的一种对未来、对生活的期盼和愿望，是广大穷苦人民心中的希望。有人认为大同思想是对过去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向往，是一种复古的倾向，是历史的倒退，因而是消极的。然而我们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认为人们有一种可以寄托的美好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愿望和要求，并不能算是一种复古的思潮，而是借用对过去社会的怀念，来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因而大同思想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大同思想在政治上要求天下公有，选举贤能；在经济上，它要求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劳动为光荣，以不劳动为羞耻；在社会道德上，它要求人们能够互敬互爱，互相关怀；在社会秩序上，它又要求人们遵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行为准则。这其中的一些思想，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但是，它在传统社会中的进步意义，仍然能够给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提供宝贵的经验。

第三，大同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古时候，在奴隶社会晚期和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自身受剥削、受压迫的现状常常把原因归咎于命运。他们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不明白造成自身贫穷困苦的根源是私有制。而大同思想让人们明白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造成自己苦难的根源。因此在大同思想中，人们各尽其力，尽可能地为社会多提供劳动，正所谓货不必藏于己，劳动力不必为己，也就是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能够为社会成员共享，没有任何的私有观念。可以说，提出生产资料公有的概念，是大同思想最为进步的内涵所在。这种对生产资料公有，进而能够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思想，对后世各种均贫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包括用暴力手段实现均贫富设想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大同思想提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设想，在其思想本身提出了若干个世纪之后，也一直未能够实现，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第一次成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才第一次实现了这千百年来我国古人期盼已久的社会愿望，而这更加体现了古人思想的宝贵，更加突出了大同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可贵的实践价值，从根本上体现了大同思想和共同富裕之间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相同之处，决定着古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层面，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第四，大同社会中，代表人民治理社会的贤能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是代表民意的。人民拥有选举和罢免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在大同社会中，没有暴君和贪官，所有社会公职人员都是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具备管理社会的资质，而一旦被选举为社会的管理者，那么他们也将会受到社会群体的约束，做人民的公仆。这种任人唯贤的设想在当时看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我国古代，官员治理国家是需要进行层层选拔和考核的，而封建地主阶级凭借着其世袭的贵族身份，天生就具有管理土地、做一方之主的资格。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治国无方、昏庸无道的封建地主。而大同社会中，只要是贤能的人才，不论出身卑贱与否，都能够被人民选举出来担任地区的管辖者。这种打破旧思维，把治理国家的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大众自身的设想，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意义。

第五，大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着讲信修睦的和谐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人平等，不分等级贵贱。这种与人为善，与人为睦的和谐人际关系，是人们对于大同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的一种美好设想。在我国古代，由于儒家思想的创立和熏陶，人们对于道德、廉耻、礼仪等价值观格外重视，因此对于社会上一些违反人们普遍接受和尊重的价值观念的现象，抱以反对的态度居多。因此大同思想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作了理想化的阐述。这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将社会矛盾减少到最低甚至完全消除，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即使放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大同社会要求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在权力和利益分配面前是绝对平等的。这在当时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提出这样一种反抗权威、反抗等级制度的想法，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必然要将大同思想和封建社会王朝统治者的思想相互对立起来，也必然要将大同思想同之后农民战争的一些均贫富的思想联系起来。人人平等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王朝贵族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权威，让老百姓也产生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江山轮流做，何时到我家”的反抗思想，为今后的农民斗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六，大同社会中，百姓生活安居乐业，自得其所，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社会的物质财富，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社会的保障。在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里，人人敬老爱老，人人爱子爱幼，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每个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心，人人都能够无忧无虑地自在生活。这种早期的关于社会对每个人的关爱和保障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社会保障的构想。在一个人与人互相关爱的社会中，这种社会保障的实施主要靠社会道德，靠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来实现，并没有具体落实到某一项社会政策和制度，完全是依靠一种人们自身主观的意愿来实现的。虽然这种依靠主观意愿来实现社会保障的想法和我们现在提出的关于社会保障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这种构想在当时看来仍然是进步的。在当时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背景下，在君权神授的封建传统意识下，人们能够提出依靠自身道德和社会风尚，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让社会充满关爱，而不是指望由封建统治者施舍，靠封建统治者大发慈悲，说明我国当时的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治思想的看重。虽然在当时没有办法提出一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设想，不过那也是因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古人的大同思想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人人享有社会财富，人人平等，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保障思想，都和我们现在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古人的大同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上确立起来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

二、大同思想与共同富裕思想的异同

我们现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和古人的大同社会的思想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同，不能将大同思想的人人富裕观念同我们现在的共同富裕思想等同起来，我们务必要加深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明确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首先，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与我们现在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里大同思想始终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的福祉。而儒家思想中，造福大众、德济百姓的行为一直是人们讴歌和夸赞的对象。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为了全民族全社会的幸福而努力的，因此二者在社会群体的利益面前，都是积极的争取者和实践者。不同之处在于，在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中，人们依靠彼此，互敬互爱，互相关怀，是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和道德传统以及人的自身修养和品德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使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不孤单，都能彼此照顾，充满温馨，充满关怀，充满希望。这种把社会和谐的希望寄托在百姓和社会道德传统基础上的思想，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局限性，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结构，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完善所有制分配方式，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种种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我们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保障不是人们的自身素质，不是社会的传统美德，而是依靠良好健全的法制规范，完善的分配秩序，健全的市场机制。也就是说，古人大同思想的人人富裕依靠的是人人自身的约束和社会道德的规范，而我们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则是有效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市场准则和分配秩序。前者是一种主观的想法，后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在实施上，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更有效率、更具有先进性的。

其次，大同社会是古代中华民族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广大劳苦群众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我们当前华夏儿女为了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全体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勤劳和付出，所希望实现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二者都是我们劳动人民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但是，从细节看来，大同社会的人人富裕和我们将来所要追求的共同富裕仍然有着质的区别，这是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的。这是因为，大同社会的人人富裕，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大同社会的思想中，人人安居乐业，自得其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的农业公有制经济。这种传统的农业公有制经济代表着农耕时期农民的一种财富观念，它反映了小农经济时代的一种理想化的财富平均分配的思想，也就是传统的“均贫富”的思想。这种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均贫富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从诞生到发展再到结束，小农经济的这种均贫富思想一直贯穿于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而且其根深蒂固对后人的影响极大。

我们可以从历代王朝中涌现的各种农民起义的口号中明确地得到这一结论。例如，在北宋初年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他们就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提出了“均平”的口号，最有名的要数清朝末年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所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些口号或者制度，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他们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平均分配，从而实现人与人经济上的平等，而经济上的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人格、身份、等级平等的基础所在。这也是古人追求大同思想追求人人富裕的一种思想体现。这种斗争的口号在当时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屡屡被用来作为斗争的集结号，严重打击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威。但是究其根本，小农经济的均贫富思想并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动向，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这是因为小农经济的均贫富，是一种农业公有制经济的产品分配，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要摆脱小农经济的制约。而一旦离开小农经济的基础，那么这种均贫富思想就失去了依托的环境。我们当前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一种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严肃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要接受市场机制的调度，要实现生产最大化的原则，要接受要素分配的差异性。这种由于生产要素的差异带来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合法和合理劳动的前提下，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秩序的，是我们应该提倡和支持的。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才能体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才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这是市场经济的一条客观规律。而如果我们将大同思想的人人富裕和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等同起来，就会犯概念上的错误。而实际上均贫富这种小农思想的延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民对于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这种固守宗法体制的传统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我们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因此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加快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目标。

再次，古人的大同社会的思想，是立足于华夏文明自身的一种本土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没有儒家思想就没有大同社会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又是千百年来，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在封建时期，儒家思想几乎是我们先人所有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思想制约了中国人思想发展近千年之久。诚然，我们要说儒家思想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对于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于社会文化繁衍和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在过去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僵化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其本身也有一定的消极性。到了近代，这种消极性伴随着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更加无限地放大了，使得中华民族不得不落在了西方社会的身后，更惨痛的是，付出了屈辱的百年历史的沧桑代价，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对于大同思想而言，其依附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家思想。而我们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面向全世界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聆听世界八方的声音，我们需要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发展睦邻友好，发展经济。在这种互相联系、互相贸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接受对方的文化、对方的习俗甚至是对方的待人方式，等等，而这些是我们不能够单独从儒家思想中获得的。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国许多年来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对于自身思想体系的巩固和完善，对于他国文明和文化的轻视，是必然的。而现在我国面临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我们更不可以闭目塞听，盲目地排斥别国文化和思想，正确处理好自身同其他地区人民的合作，加强联系，互惠互利。这一切正如西方著名的文化宗师罗素说的那样，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人类进步的路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跻身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三、大同思想为什么无法实现

既然我国古代的先哲已经明确提出了均贫富、天下大同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为什么没有办法实践？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古代先哲虽然能够提出先进的均贫富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等级社会中，只要存在着等级差别，就存在着剥削和斗争，只要存在着剥削和斗争，就势必存在着利益分配的不均。因此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永远是矛盾的主体，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永远也无法想象中国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会想和奴隶一起富裕起来，埃及的法老也不会怜悯他的奴隶，更不会善待奴隶，帮奴隶致富。虽然我们不否认会有个别的奴隶主在如何对待奴隶的问题上是比较开明的，但是这种开明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他永远也绝对不会和奴隶站在同一个等级，为奴隶争求利益，因为他为奴隶征求而来的正是自己损失的。即使在近代社会，资本家和劳动者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劳动者就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从劳动者身上剥削和掠夺剩余价值，工人依附于资本家获得维系生活所必需的一点点劳动收入。基于这样的矛盾认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一个有着等级特性或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中，是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这说明共同富裕必须有一个前提——在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生产资料，人人都可以支配生产资料。而这些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没有办法满足的，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在古时候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制约着大同思想的深化，使人们看不到共同富裕的希望。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可以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的旧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物质财富的供给很大程度上要面临着自然灾害、土地因素以及战争、社会变革的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老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他们虽然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是在孱弱的生产力水平面前，由于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社会产品以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保障，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因此产品的稀缺性会使人们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到均贫富，更别提天下为公了。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没有办法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一致的，古人的思想虽然先进，但是它逾越了生产力水平这道历史的鸿沟，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没有实现的任何可能。因此只能是古人共同富裕思想的一种探索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