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形态转型
（一）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化社会
如图1-1所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4%[2]，而11年后的196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提升为19.75%，与1949年相比，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但是1960年至1978年的18年间，我国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78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7.92%[3]，与1960年相比，反而降低了1.83个百分点。另外，如图1-2所示，1949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高达83.5%，其后该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1978年仍然高达70.5%[4]。也就是说，在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我国是一个乡村人口占80%以上、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业社会。
图1-1 1949—2013年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图1-2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如图1-1所示，200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6.22%和63.78%[5]，虽然乡村人口的比重高于城镇人口的比重27.56个百分点，但是从图1-2中可以发现，200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50.0%、22.5%和27.5%[6]，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合计均为50%，说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处于均等状态。另外，如图1-3所示，在产业结构中，2000年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为15.1%，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5.9%和39.0%[7]，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
图1-3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
1.1952—1995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2.2000—2013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上述数据说明，在2000年，就城乡人口的比重来说，虽然我国的乡村人口仍然多于城镇人口，但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以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来说，我国已经由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演变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化社会。
（二）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产业化社会
从图1-1中可以发现，201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49.95%和50.05%，两者相差无几，已基本处于均等状态。但是自2010年以后，我国的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高于乡村人口的比重，并且随着年份的推移，这种差异呈现扩大倾向。2013年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3.73%和46.27%，前者已经高于后者7.4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自2010年以后，逐渐从以乡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
另外，从图1-2中可以发现，2010年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36.7%、28.7%和34.6%，虽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多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但是2010年以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开始逐渐多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2013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1.4%、30.1%和38.5%，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分别多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7.1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另外，图1-3显示，2010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10.1%、46.7%和43.2%[8]，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高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36.6个百分点，而高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仅仅3.5个百分点。这说明，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社会与产业化社会两种社会形态转型的交汇点上。
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从图1-1、图1-2、图1-3中分别可以发现，2013年在全国总人口中，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53.73%，而乡村人口的比重为46.27%[9]，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高于乡村人口的比重7.46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1.4%、30.1%和38.5%[1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7.1和8.4个百分点。另外，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0.0%、43.9%和46.1%[11]，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36.1和2.2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说明，2013年我国已经从以乡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进一步演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化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社会向着产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二、问题丛生的社会现实
如前所述，自1978年至2013年短短的35年时间内，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演变为现代工业化社会，又进一步演变为现代产业化社会。这样的社会变迁导致我国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等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以及人们的人格特质、行为方式、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显著的社会分化，降低了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可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期。但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人们的精神领域却遭遇了各种难解的社会问题。
（一）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大量的企业组织濒临倒闭破产。目前全国获准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总量已经超过42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这些中小企业贡献了58.5%的GDP、68.3%的外贸出口额、52.2%的税收和80%的就业机会，在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在4200万家中小企业中，有40%的企业已经倒闭破产，有40%的企业正在生死线上挣扎，濒临倒闭破产。[13]另外，根据人力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5%。[14]另外，楼市泡沫、通货膨胀、生产安全、三角债务、违背劳动合同、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也是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秩序，而且从社会学角度讲，这些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消极的、负面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社会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并且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领域，贫富分化、官僚腐败、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物价高涨、造假贩假、食品安全、黄赌毒、网络诈骗、债务纠纷、合同纠纷、社会公德缺乏等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已经接近或者突破了社会的底线，并导致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繁产生。其中，自2003年以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接近0.5，已经明显高出0.4的国际警戒线，说明当前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另外，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显示，近些年来，因为各种社会矛盾（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争议、合同纠纷等）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15]
另外，自2000年以来，反映居民购买生活用品与价格水平的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居高不下。比如，2007年、200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4.8%和5.9%，而2011年比上一年度增加5.4%。[16]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即意味着生活品价格的提高，而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对于职业地位低的阶层较大，而对于职业地位高的阶层较小。因为前者主要是固定的工资性收入，而后者不仅拥有工资性收入，而且往往持有各种资产，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甚至会使得这些资产获得升值。因此，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将会进一步导致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
（三）精神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人们的精神领域，相当多的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悲观思潮已经达到了很不正常的强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人们较为普遍存在的自私、焦虑、不安、戒备、抑郁、狂躁、浮躁、颓废、冷漠、戾气、炫富、仇富、仇官以及自杀意念、目标丧失等心理疾患，就是这种悲观思潮变态发展的产物。
有调查显示，目前在我国的总人口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数已超过患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身体器官疾病的人数，排名中国疾病总负担之首，约占20%，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引发社会问题，甚至构成犯罪。[17]在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中，从正处于身心发育期的儿童、立志发展创业的青年，再到孤独寂寞的空巢老人，从象牙塔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再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领阶层、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可以说每一个社会阶层中都有相当多的人面临着各式各样的精神问题的困扰。比如，有调查显示，2009年，在职业群体中，61%的人感到压力较大，近67%的人产生职业怠倦，尤其是在警务、医护人员、高层管理者等职业群体中，70%—80%的人感到压力大，具体表现为失眠、记忆力衰退、焦虑和抑郁等。[18]再比如，根据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由于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增大，工作节奏加快，加上经济危机、物价上涨等原因，当前我国总人口中，7%的人口患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总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儿童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国际15%—20%的平均水平。[19]
自杀是精神疾患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寻求解脱的方式之一。根据北京医学会心理学委员会的调查，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我国的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另外，全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人，其中10%—15%的人选择自杀。[20]在现阶段，无论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比如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比如农民工、空巢老人），自杀已经存在于各个社会群体中。大学生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深受父母宠爱的社会群体，但近些年来，大学生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全国23个省份近100所高校内，共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116起，其中83人死亡。[21]再者，在我国，公务员本来是一个职业稳定性强、社会保障高、工作环境优越，让普通人羡慕不已的社会群体，但是近些年来，公务员（包括白领阶层）也成为自杀的高发人群。[22]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23人为自杀身亡，占死亡总人数的42.6%。[23]
上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及精神领域的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相互仇视，并不断引起群体性冲突，甚至已经把生活于同一社会的成员分裂成两个充满敌意的国度，严重地恶化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组织，以及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等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的恶化，已经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以及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涵的“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三、幸福感的弱化
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问题的产生，以及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的恶化，一方面会降低人们的劳动热情，弱化国民之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必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导致人们的幸福感下降。近些年来，我国居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幸福感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对于当前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多数学者或者研究机构均认为，当前虽然我国居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但由于个人层面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以及社会层面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干扰，人们比较缺乏幸福感。
其中，孙立平指出：由于民生、公平正义、通货膨胀等原因，目前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幸福。[24]郎咸平更是认为：由于物价高涨、收入过低等原因，目前中国人自感幸福的比例不超过4%。[25]另外，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首都经贸大学的调查结果甚至显示：由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社会竞争性强等原因，受调查的全国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感到幸福。[26]
有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较为低下。比如：官皓运用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3.416；[27]而赖晓飞分析了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3.39，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3.47；[28]另外，刘军强、熊谋林、苏阳三位学者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分析发现，2010年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3.77。[29]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均说明当前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在“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五个层次中，低于“比较幸福”，幸福感的水平仅仅处于“一般和比较幸福”之间。
四、中央政府对国民生活质量的高度重视
（一）国民物质生活大幅度改善
如前所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前，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1978年以后我国才开始注重经济发展，并且至2003年的25年时间内，我国只是片面注重经济的快速运行，即片面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增长，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自然会满足国民的各种生活需求，进而使得国民幸福快乐。这种“以物为本”，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观，的确使得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1979年至2013年的34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8%，而1991年至2013年的22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10.1%[30]，并于2010年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如图1-4所示，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而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2026.6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为784.0元，而到了2013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26955.1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为8895.9元。[31]2013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与1978年相比分别增加到约78.5倍和66.6倍，而与1992年相比，也分别增加到约13.3倍和11.3倍。
图1-4 1978—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状况（元）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收入水平的提升，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国际上公认的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高，则说明家庭生活越贫困，反之，系数越低，则说明家庭生活越富裕。如图1-5所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7.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7.7%，到了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时，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为53.0%，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为57.6%，分别比1978年降低了4.5和10.1个百分点，而到了201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为35.0%，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为37.7%[32]，分别比1978年降低了22.5和3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1978—2013年的35年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切切实实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图1-5 1978—2013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脱节
生活质量应该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地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如前所述的我国居民的自杀数量、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脱节的社会现实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开始重视国民的生活质量的问题。其后，我国政府对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视程度逐年增大，从“以人为本”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再到“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无一不清晰地表现出中央政府对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视。比如，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国民的生活质量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之一，综观整个十八大报告，不论是从“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是从“教育公平”“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民生话题，都不难感受到其中所折射出的政府对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追求。因此，在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化社会，又进一步由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产业化社会，而其间社会问题丛生，并且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脱节、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现实下，如何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五、幸福感弱化的社会学解释
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必然会弱化人们的劳动热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容易导致不同群体的社会冲突，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简而言之，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将会影响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可预测的破坏作用，因而是一种社会的负能量。作为社会学界的一员，我们不能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熟视无睹，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研究这一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办法。
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社会的一门经验科学，如序章中所述，其社会成员包括作为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文化）五种社会成员，以及以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为主体产生的、作为社会结构微观层面的人格特质、行为方式、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社区参与等。因此，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准确揭示并预测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形式、特征、存在问题及其演变规律。现实生活中，任何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产生与消解，都不是由一种因素决定的。因此，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视角是多元化的，它将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导致社会问题产生的各种因素，并运用准确的统计方法明确其中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
当前人们幸福感水平的下降，自然不是由一种因素导致的。依照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这一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作为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产生显著的社会分化，进而致使两者的相互作用不协调、不顺畅，或者说由于某一个作用环节产生“断裂”或者“病症”。具体来讲，当前人们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就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不协调、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宏观层面与社会微观层面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一）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如经济层面的中小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层面的贫富分化、官僚腐败、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物价高涨、造假贩假、食品安全、黄赌毒、网络诈骗等大量的社会问题。依照社会学的理论，这些问题就是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上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存在，极大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人们的幸福感水平。
（二）社会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
根据涂尔干、西美尔、沃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在没有任何社会制度的有效约束，或者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显著分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以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为主体，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将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难以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支配性的价值观。
第二，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选择性、即时性。
第三，戒备心增强，进而导致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下降。
第四，个人主义发达，导致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政治参与热情弱化。
第五，居民之间社会支持缺乏，难以形成感情性关系网络，进而导致社区凝聚力显著下降。
上述五个问题的存在，导致整个社区将会成为一个充满冷漠、匿名化的陌生世界。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首先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将会导致企业组织数量的增加，进而导致第一产业领域的从业者逐渐减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领域的从业者逐渐增多，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在农业劳动者、工业劳动者之外，相继产生了大量的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职业阶层；其次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不同职业者由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人格特质、行为方式、兴趣爱好、价值取向存在很大的不同。职业阶层越变得多样化，不同职业者之间的人格特质、行为方式、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就越大。此时，如果整个社会缺乏被人们深深内化的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正能量的主导性价值观，人们的社会行为必然会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的利益为导向，从而培育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不同职业者的社会行为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群体冲突、造假贩假、官僚腐败、信任缺失、博爱意识弱化以及企业组织的生产安全、环境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也就由此而生。受此影响，自私、戒备、不安、抑郁、焦躁等精神疾患逐渐产生，人们的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如何使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和谐有序地进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与公正性，便成为提升人们幸福感的关键所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失范的分析[33]、西美尔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的理论[34]以及沃斯的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理论[35]，均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我国社会问题的独特性
大量的理论和经验事实均可说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变迁方面，无论欧美社会，还是我国社会，均具有相同的倾向，具体可以指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中心逐渐演变为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中心。
第二，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人口的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人口的异质性越来越强。
第三，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群体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功能越来越单一化，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第四，家庭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小，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
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或者社会建设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在社会的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上产生的社会问题，与欧美国家却存在很大的不同。
比如，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两国之间社会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问题的差异。首先在社会宏观层面的问题方面，我国国民的收入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某些商品的物价水平却在很大程度上高于美国；我国的食品安全程度远不及美国，而环境污染却比美国严重不少，另外官僚腐败、医患纠纷也比美国更为普遍。其次在社会微观层面的问题方面，我国居民与美国居民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或者对家庭及社会的认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居民的主体意识、自主意识，以及创新、冒险、竞争的意识强烈，而我国居民正好相反，由于农业社会历史漫长以及长期生活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的依附意识强，冒险意识弱，自我保护意识强，参与意识弱。
因此，要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我国居民的幸福感问题，必须从我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出发，除分析前述社会宏观层面上存在的社会问题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之外，还必须从社会结构微观层面的变迁中寻找原因。我们应在社会结构微观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找到最能够提升人们幸福感水平的那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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