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视角及分析框架
（一）分析视角
在第一章的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中已经阐述，包括幸福感的弱化在内，当前我国社会之所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就是由于1978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产生显著的社会分化，进而导致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不协调、不顺畅，或者说由于某一个作用环节产生了“断裂”或者“病症”。这是本书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对幸福感弱化产生根源的总体认识，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性假设。该假设与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不同，其意味着幸福感的产生与提升，并不仅仅是某一个独立的因素影响所致，而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化倾向及相互作用的形式紧密相关，并且不管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化倾向及相互作用的形式如何，均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或正向或负向地影响着幸福感的产生与演变。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在考察现阶段我国居民总体的幸福感状况，以及不同社会特征居民的幸福感状况的基础上，将着重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幸福感弱化的原因。如第一章的研究问题中所述，宏观层面具体是指能够反映社会整体特征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官僚腐败，而微观层面具体是指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及行为特征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
另外，从第二章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相关研究中，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分析了个人的阶层位置，以及社会宏观层面与社会微观层面的不同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但是经济学侧重分析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侧重分析个人的人格特质以及身心健康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而社会学侧重分析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不同学科根据各自学科的分析视角与研究路径分析幸福感问题，呈现隔离式、纵向式的研究特征。这样的研究范式，要么侧重强调个人层面的因素，而忽略社会层面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要么反过来侧重强调社会层面的因素，而忽略个人层面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学者的研究观点存在较大差异。
本书的分析视角与已有研究的分析视角显著不同，将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综合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同时从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把握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谓突破了已有的研究范式。另外，本书从影响幸福感产生的众多因素中，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从社会宏观层面的各个因素中，具体提炼出六个因素，即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而从社会微观层面的各个因素中，也具体提炼出六个因素，即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价值取向。本书将这十二个影响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对幸福感弱化产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这样的分析框架，会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从而弥补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隔离式、纵向式研究带来的不足。
（二）分析框架
本书的分析框架，如图4-1所示，归根到底就是分析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社会分化、幸福感变化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第一章研究问题中所述，首先分析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居民总体与不同社会特征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其次着重分析社会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各个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图4-1 分析框架
二、理论假设
国外学者的理论早已充分说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将促进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产生显著分化，增强社会结构的异质性，扩大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使得不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此时如果不强化社会制度对人们社会行为的约束力，建立能够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状态。[1]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趋于表面化、功利化、即时化，人格特质表现为自私、功利、抑郁、焦躁、多疑、竞争、妒忌等。这样的社会关系以及人格特质，不可避免地使得人们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导致人们的幸福感弱化。
其中，在社会宏观层面的分化与人们的幸福感的关系方面，社会公平的程度越高，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越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越稳定、越和谐；食品安全的程度越高，则人们对生产企业组织的信任水平越高，人们与生产企业组织的联系越紧密；社会冲突越多，则越使得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不满情绪，彼此之间相互仇视，从而难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环境污染越严重，不仅会使得人们对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产生不满情绪，而且还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会使得人们产生心理郁闷。另外，在我国现阶段，官僚腐败现象的大量产生，强化了人们的仇官心理，这样的心理无疑会扩大百姓与官僚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而导致相互之间产生不满情绪。
在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与人们的幸福感的关系方面，关系网络的形成、社会团体的参与，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而且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的社会支持。另外，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当前人们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及药品制造、旅游餐饮等经济组织的信任度极低，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低于60分的及格线，存在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及固化等新特点。[2]这一研究发现，与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信任状况的感受基本一致，说明随着1978年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呈现弱化的态势。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无疑会增强人们之间的戒备心理，难以形成感情性强的关系网络。另外，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遵守有助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减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帮助越多，则越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因此，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的社会现实，有关现阶段我国居民总体的幸福感状况、不同社会特征居民的幸福感状况，以及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官僚腐败，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十二个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
（一）居民总体的幸福感假设
在我国，1978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各个组成部分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这样的社会分化降低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已经使得我国处于严重的不整合状态，从而使得社会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丛生（详见第一章第一节研究背景部分），进而导致人们的心理产生抑郁、焦虑、不满、戒备等负面情绪。因此，在理论层面可以假设，当前我国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比较低，仅仅处于一般层次的水平。
（二）不同社会特征居民的幸福感假设
根据第二章所述的已有研究的成果，在体现个人社会特征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地位、婚姻状况六个变量中，不同变量对人们的幸福感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为：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年龄与幸福感不会存在线性关系，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会高于中年群体；学历、收入和职业地位越高的人群，幸福感水平会越高一些；已婚者的幸福感水平要高于未婚者和离异者。
（三）社会宏观层面与幸福感的理论假设
在体现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六个变量中，社会公平、食品安全有助于培育人们对社会组织的正向情感，以及促使人们与社会组织建立情感性强的关系网络，进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助于拉大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的社会距离，容易导致贫困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仇富心理。社会冲突的产生、环境污染及官僚腐败现象的增多，有助于培育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社会组织（生产企业组织、政府组织等）之间的负向情感，恶化人与人以及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理论层面可以假设，社会公平和食品安全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社会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及官僚腐败将会弱化人们的幸福感。
（四）社会微观层面与幸福感的理论假设
在体现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价值取向的六个变量中，人们拥有的关系网络及参与的社会团体越多，越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有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样社会信任越高，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越高，居民之间的互助行为越多，则越有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与群际关系，更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另外，价值取向越倾向于个人主义，则越容易产生自私自利的行为，缺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因此，在理论层面可以假设，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及居民互助行为的增多，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社会规范的遵守，将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价值取向越倾向于个人主义，幸福感则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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