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2000年以来,随着幸福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开始分析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尽管测量指标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均发现,社会资本的建立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比如,哈利维尔(John F.Helliwell)和帕特南(Robert D.Putnam)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加拿大和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这样的社会资本对两国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巴尔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比兰茨尼(Ennio Bilancini)等学者运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近30年来美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发现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建立能够显著地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并将这一时期美国居民的幸福感下降归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2]另外,萨拉齐诺(Jaylene Sarracino)研究了英国、德国、荷兰等1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同样发现: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建立对11个国家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再者,德田(Yasuharu Tokuda)和藤井(Seiji Fujii)等学者以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指标,分析了日本、越南、韩国、印度、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等2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社会信任对于不同国家居民的幸福感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
近几年来,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已经从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5]、官僚腐败[6]、宏观税负与政府公共支出[7]、社会质量[8],以及个人层面的身心健康[9]、阶层位置[10]与不确定性防范[11]等维度分析了幸福感产生的原因。但是,有关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却相当缺乏。在能够检索到的文献中,发现该问题的最早研究,来自一批国外学者。温妮(W.Yip)、萨勃拉曼尼亚(S.V.Subramanian)等学者采用山东省农村的调查数据,通过社会信任、社团参与两个指标测量社会资本,考察其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社团参与与幸福感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12]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仅发现以下三例。
其中一例是裴志军的浙江省西部农村的社会调查,他在分析相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同时,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网络和共同愿景四个指标测量家庭的社会资本,以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指标测量幸福感,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共同愿景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制度信任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但对情感体验不具有显著影响。[13]另外一例是温晓亮等学者有关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分析,他们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的中国数据,在分析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社会失范对幸福感影响的同时,以人际信任测量社会资本,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在1990年与1995年两个年度,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1年与2007年两个年度,社会资本对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14]最后一例是李平、朱国军运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人际网络测量社会资本,考察其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人际网络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15]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研究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大多是在考察其他变量对幸福感影响的同时,分析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而缺乏探究两者关系的专门研究。第二,有的研究发现不仅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截然相反,而且在国内学术界的内部,不同学者的研究发现也存在很大差异。第三,有关社会资本的变量设计缺乏一定的规范性。比如,裴志军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的变量设计,就显得过于随意,其中的共同愿景能否被称为社会资本,很值得质疑。而在温晓亮、李平等学者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变量设计显得过于单一,缺乏测量社会资本的某些核心指标。当前学术界公认的测量社会资本的核心指标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和社会信任。[16]第四,到目前为止,主要研究了我国居民整体或者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缺乏针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关系的专门研究。
另外,上述国内外学者为了使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具有可比性,抑或为了调查的简便性,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均采用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一个项目组成,测量幸福感的层次,有的采用三分法、四分法,也有的采用五分法。[17]但是,仅仅通过一个项目测量人们的幸福感,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也受到学术界广泛质疑。迪纳、陆洛(Luo Lu)等学者都认为:运用单项目测量人们的幸福感,虽然操作简单,但这种方法很容易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18]另外,笔者也认为,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趋于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就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包括家庭生活、工作生活、业余生活、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而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通过一个项目测量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二、研究问题
幸福感作为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心理体验,当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国内学者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官僚腐败、宏观税负与公共支出、社会质量,以及个人层面的身心健康、阶层位置等因素相比,社会资本在多种因果变量中也许不占重要位置,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发现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幸福感也将产生某种自律性结果,或者发现在某些方面,我国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同于欧美社会,那么有关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在中央日益重视国民生活质量的现阶段,研究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从中发现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运用邢占军设计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以杭州市为例,较为规范、细致地分析我国城市的社会资本与居民的幸福感的关系,具体分析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资本的总体层面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怎样的关系?
第二,社会资本的总体层面与不同维度的幸福感存在怎样的关系?
第三,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怎样的关系?
第四,社会资本拥有量不同的居民,幸福感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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