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哲学

如果我们想对生活政治做进一步的考察，那么，首先就需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生活政治^[70]；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生活政治，从政治学还是政治哲学的角度；如何对生活政治进行理论定位，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理论还是一种政治哲学。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先解决这样的疑问——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吉登斯到底有没有政治哲学思想？吉登斯被学界定位于社会理论家，所以，他的思想最大程度上也只能算是一种社会哲学，其思想体系内按理不会包含政治哲学思想。从学科角度上，社会哲学虽然与政治哲学是并列的两个学科，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不相关的，而是互相渗透和影响。吉登斯明确表示，社会理论不是像孔德（Auguste Comte）所谓的“社会学”，只探讨社会中的“国家”部分，而应该是对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全部方面的一种整合性结构分析。于是，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希望开拓与传统的社会思想有着实质性差异的新路径，自然，这种新路径包含着政治哲学的思想。何况，“政治哲学对政治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生命及其生活的关注，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政治哲学不能单纯谈论政治本身，而是要结合人及其社会生活，从更广的角度讨论政治问题。”^[71]此外，像马克思、韦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哈贝马斯等社会理论家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学科或者领域中的专家，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既是卓越的社会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吉登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哲学思想，但是根据其文本，我们可以提炼出其有关政治哲学的思想。

要谈论吉登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势必牵涉到另外一个大问题，即何谓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在古希腊时期伴随哲学和政治学的形成而诞生，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致经历古典、中世纪、近代、现代^[72]、当代等几个阶段。其间，随着历史的更迭，各种不同的现实政治问题的出现，政治哲学的关注中心随之不断地变化，政治哲学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典范和基本方法论的形态。^[73]因此，给政治哲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政治哲学的原初定义——“好的生活方式何以可能”及政治哲学概念的演化过程中来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对当代政治哲学究竟有哪些启示？

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不是对“是”的分析和论证，而是对“应该”的规定和描述。它关心的是最好的政治秩序，最好的政制；而这种政制将能最好地促进德性的实践（即好生活）。它以至善为最高目的，作为人的一种自由生活实践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形塑和生活质量的高低。这种至善在古希腊政治观念中被称为“正义”（justice），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把它定义为“各居其位，各行其是”，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的事情”^[74]。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称最高善为公正，它关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75]，从而使公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对公民来说，最高善是幸福，幸福在于德性，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76]，而这些德性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充分地获得并得以实践。公民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积极的即实践的或政治的生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生活在一起。但绝不是单单为了追求共同的生活，而是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追求完美的、自足的、优良的、德性的、幸福的生活。”^[77]何谓高尚的生活，完美的生活，自足的生活，优良的生活，德性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应该怎样高尚地生活，完美地生活，自足地生活，优良地生活，德性地生活，幸福地生活？政治最初以解答这些带有应然性的伦理的探问为己任，以实现好生活和好社会为目标，因此政治学给自己规定的理论使命在于，“从理论上明确德行的伦理秩序，使个体的实践能够得到充分的展开，它本身成为一种关于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的学说。”^[78]于是，施特劳斯说，西方政治哲学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核心问题，即“好的生活方式何以可能”^[79]。墨菲也表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80]法国当代政治学家米歇·昂里（Michel Henry）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政治就是生活本身。人的社会生活从根本上包含政治的性质，只是它在实际运作中，政治的因素时隐时显，程度不同。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社会生活的现象学结构加以分析。”^[81]遗憾的是，现代政治哲学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再按照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进行探讨了^[82]，下面我们简要地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在古希腊，政治是所有公民的事务，也是所有公民所思考的问题。政治，“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政治’地生活，就是每个公民的生活‘技艺’的重要表现。”^[83]到了希腊晚期，随着城邦制的瓦解，罗马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希腊式的政治（众人共理城邦之事）彻底宣告失败。此后，人们必须向帝国政治讨生活，政治再也不是一个近在眼前的经验世界。对于个人而言，如犬儒派感慨的，“亚里士多德所举良好人生的所有要素——财富、智慧、美、真理及德行，在被帝国改变了的社会、道德及政治环境下，都已毫无价值。”^[84]人们像伊壁鸠鲁主义者那样贬低政治领域，拒绝参与政治事务，在无城邦的共同体规范的情况下，在一个看不出明显有道德控制的世界里，向内心寻求解脱，寻求幸福，寻求一种个人的快乐。

自15世纪新兴的主权国家出现以来，现代政治哲学的主题相应发生改变，国家或政府成为政治的代名词。关于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国家或政府如何进行自我辩护的问题，是国家出现以后首先要面对的理论难题，因此近代启蒙思想家们试图用社会契约论给现代国家的产生提供一种比较有效合理的理论解释，试图对主权、宪法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说明或辩护。他们认为政治社会是个比较人为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这一特殊目的而达成的协议，不管洛克觉得政治社会是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还是卢梭提出的国家是人民相互之间的契约，契约论者一致的地方在于把政治社会看成是一种限制，政府的功能就是“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任何进一步使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行为都是属于违背政府得以建立的协议的性质。”^[85]特别要说明的是，政治等同于政府或国家，这种传统的观点迄今还根深蒂固。戴维·米勒就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好政府与坏政府的性质、起因和结果的研究”^[86]。亚当·斯威夫特（Adam Swift）在《政治哲学导论》中就用“政治的”一词专指国家，所以，政治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询问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主导国家对待公民的方式；国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87]

更加糟糕的是，20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伟大成就，唯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使得政治哲学也采用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推行唯实证的研究方法、倡导价值中立为主要特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逐渐兴起。它声称不仅模仿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而且在确实奠基于其上的意义上，它要比孔德的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因此，新政治科学相当于这样的努力，即捍卫现代文明原则。可惜，这种努力非但没有成功，还导致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萎缩，并使当代政治学陷入困境。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贝纳加（Nasser Behnegar）教授指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新政治科学没有充分满足对人类中高贵和崇高部分（指道德）的关注与培养。新政治科学通过忽视人类行为中不确定的道德因素来推导行为法则，以服务于它的预测目的。”^[88]

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开始复苏，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力量。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提出新社会契约论，在倡导“权利优先于善”的前提下，不仅关注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单向度，而且也强调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向度，对世界观多元论和生活方式不断个体化的趋势做出了回应。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提倡价值中立，人类思想本质是历史性的，这不仅削弱了政治理论真正目标的合法性，导致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和狂热的蒙昧主义^[89]，在面对人的“良善生活”这一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上受到质疑，也使得政治哲学在功能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哲学不复具有它在古典时期曾经具有的功能，即提醒警戒政治生活：完美的国家，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典型范例；政治哲学现在只负有近代所特有的任务，即为本质上是未来的完美国家，首次勾勒描绘纲要规划。”^[90]

社群主义直接从尊重、保护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把共同体的善当作首要的价值，强调公共利益，认为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应该被“共同利益的政治”所替代。但是，这些共同体的“善”缺乏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政治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对政治的传统论述方式、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与理性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批判有余，建构不足。

况且，随着全球共同体的出现，阶级、生态、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发生深刻变化。现在的问题在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当代政治哲学面临全球共同体的挑战，急需解决新阶段的行为规范问题和生存性问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说明与探索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探索全球化时期既能够符合全球范围实际状况的新政治制度，又要照顾到世界不同地区的特点的政治制度。

在这种境地中，我们再来看生活政治。首先，就其术语本身，好像是强调政治要关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它是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生活政治的核心是，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从这层意义上看，它关注的不是政治现象、政治方法，而是关注政治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本质关联，直接涉及人的本质与人的美好生活，与政治哲学的最初意义相符合。政治不仅对统治秩序负责，而且要对生活和精神负责。因此，政治制度不仅是关于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制度，还必须包括生活制度和价值观的设计。理由是，既然政治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大权力，它就必须为整个生活的品质负责任，政治权力必须用于创造好社会和好生活，简单地说，“政治不仅事关统治，还事关幸福”^[91]，在今天的世界里这种全方位的政治概念正越来越被证明是对政治的更深刻的理解。

其次，生活政治“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是把抽象哲学、伦理思想和非常实际的关怀融合在一起的问题”^[92]。也就是说，生活政治在普遍性伦理原则被“排挤”到当代政治讨论之外的现实参照下提出我们要直面道德困境，对传统的道德原则和观念重新进行探索，迫切期望找寻新的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出路。吉登斯说，“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由于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而预先假定了对于生活的道德取向——这种取向本身无法得到证明或者再生产。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它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出现在每一个维度上，比如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两极化，工业和科技给环境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监控的强化即权威政体对人权的压制，无所不在的大规模战争的威胁等。”^[93]的确，政治与道德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诚如埃里克·维尔（Eric Weil）所言：“政治所思考的，是某种与道德、法制、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相关的历史性合理行动。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建立在哲学思考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其最原初的根源，乃是道德的思考。”^[94]在奥特弗利德·赫费所谓的没有政治的正义性的时代里，对道德的探询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遗失了道德的支撑力量，政治的命运注定跌宕起伏。众多哲学家为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考，如列奥·施特劳斯强调“返回前科学、前哲学、前理论的政治世界”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倾向于古典共和主义，寄希望于公共领域^[95]的重建能够恢复对政治的信心；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提倡回到前现代，回到亚里士多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致力于恢复法和国家伦理学等。生活政治也意在如此，它的目的就是一个，通过恢复道德在政治中的相应地位，来克服当代政治哲学的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复古或回归古希腊政治哲学，而是立足于当代全球性的实际情况，借鉴政治的原初含义，更好地反思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对当代政治的新形势做出回应，为摆脱目前政治哲学困境提供一种努力的方向。

最后，生活政治的意义不只在于直接应对这些问题，还可以“很好地激发不同于那些在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都很突出的政治形式的突显”^[96]。在《富裕，贫穷和后匮乏社会》一书中，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问题在“后匮乏社会”（post-scarcity society）^[97]之中才会日益突出。所以，生活政治的问题在现存的政治学的框架中并不必然适合。吉登斯承认，生活政治的观点可以向前追溯，但是作为一套完全独特的问题和可能性的生活政治，只有在高度现代性稳固之后才会出现。生活政治的关怀，预示了未来一种影响深远的变迁，“实质上这是在现代性社会秩序形式发展的‘另一边’发生的”^[98]。从这层意义上看，在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在根本上体现为一种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思考新型政治的努力。简言之，当生活政治严肃地提出，在一个传统和自然已经消失、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秩序逐渐浮现的晚期现代性阶段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时，实则是让我们审慎地思考政治的生活向度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