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把身体看成是权力控制的重点，认为身体被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力量所控制。对此，吉登斯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特别关注身体形象和身体控制的现象？如果说福柯从身体背后的各种规训与惩罚的技巧入手得出上述结论，那么，吉登斯则是根据身体背后的各种惯例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通过惯例，身体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可见的携带者。惯例在吉登斯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身体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戈夫曼强调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他在著作中花了大量笔墨论述身体在日常交谈中的重要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身体的培育等，而对这些问题的论证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进行。吉登斯从中得到启示，把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与身体联系起来，认为惯例的存在对身体存有消极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身体带来了积极的意义：“正是借助它，自我认同的个人经历才得以维护；而与此同时，自我依据其肉体化或多或少不停地‘展现’在他人面前。”[45]
认同是一个过程，包括对自己时间上的认同，也包括对外人的认同。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即作为个体动作系统连续性的结果，而且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因此，对自我认同来说稳定的惯例起着定心丸的作用。认同在这里仍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在一种当地性以及全球化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叙述在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景的关系中被形塑、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它需要自我源源不断地进行反思，但是，自我需要能力来保持这种反思。“自我认同被创造出来，并且几乎一直是在重新排列，以便抗拒日常生活变化的经验以及现代制度的细碎化倾向。”[46]吉登斯认定只有负载着价值和文化意味的生活方式才能抗拒巨变的作用。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而有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结起来，以便把过去和目前的片段拼接成一个融贯的整体来实现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的叙事性统一。
吉登斯强调，身体成为一个自我认同的可见的携带者，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个体所养成的生活习惯中。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朝向身体的回归，产生了一种对认同的新追求。身体作为一个神秘领域而出现，在这个领域中，“只有个体掌管着钥匙，而且在那里他或她能够返回来寻求一种不受社会规则和期望束缚的再界定。如今，认同的社会属性侵入到了传统上受‘私人空间’界限所保护的所有领域中”[47]。所以，身体本身的调节有助于自我认同。戈夫曼所称的“正常外表”（normal appearance）是互动的日常场域的主要部分。正常外表是身体举止，个体在“常态”情境中借助它们主动地再生产保护壳。“正常外表意味着个体可以继续现行的活动而无需对环境的稳定性投以太多关注”[48]。在何种程度上，正常外表能以一种与个人自传的叙事相一致的方式保持下去，对于本体安全感是决定性的。在通常情境中，个体所保持的身体定向体现了戈夫曼所称的“适意控制”。身体与本体性安全有关：身体不具体地与现代性相联结；在社会生活的时段中，它是行为流的持续特征。最为重要的是，“身体的惯例性控制是能动的本质及他人接受（信任）为有能力的存在本质的内在组成部分”[49]。身体在行动流中的这种活动直接关系到本体性安全或“信任”，即相信日常生活绵延中包容的自我及世界具有连续性。本体性安全体现在可预见的例行活动中，行动者在控制身体方面具有某种自主性。因此，“在日常互动情境中，对身体的惯例化控制，对与个体保护壳的保持是关键性的。”[50]
生活制度之所以对自我认同具有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们把习惯与身体的可见外表方面联系起来。比如，提供食品和其他基本机体必需品的模式，可以很好地理解为生活制度。生活制度的组织总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比如，穿着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身体保护的手段，它明显也是符合表演的手段，即赋予自我认同叙事特定外在形式的手段。
所有的社会惯例需要对身体加以持续的控制，而生活制度则是领会的实践，它对机体需要加以严密控制。生活制度专注于满足与剥夺，因此也是动机能量的焦点，或者如弗洛伊德所清晰阐明的，它们是对现实的无意识调适的开始。个体作为行为习惯而建立的生活制度的形式，成为行为的无意识条件因素，并且与持久的动机形式相联结。此外，身体实践有助于保持记忆。康纳顿（Paul Connerton）总结了记忆在身体中的两种积淀方式：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前者强调身体的在场性，用在场的动作和语言来表达记忆；后者则强调身体在非在场环境下对记忆的摹写，可以表达为一种习惯，而“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51]。身体实践不仅构成了社会，而且也重构了社会，它表达和保持着集体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的来源是个人在各种仪式化操持中的行为和感受。对集体记忆的维护，同时也让自我认同得以顺畅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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