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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哲学“生活转向”的路径

时间:2023-03-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随后,各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逐渐兴起,哈贝马斯重建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更是为回归生活的政治哲学带来勃勃生机。我们笼统地称之为“后现代政治”,它们试图根据在社会、技术、经济和每日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定义“政治”。
当代政治哲学“生活转向”的路径_行动的自我与身体: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其实,现代哲学在19世纪早期随着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唯意志主义和基尔凯郭尔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鞭挞就显示出向生活回归的端倪[24],尼采的权利意志论和生命哲学对哲学回归生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从科学危机的角度阐述回到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理论标志着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正式回归;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卢卡奇(Ceorg Lukac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提出了不同的生活世界理论。当代法国哲学家以日常生活和身体的第一感受作为思想的出发点,把日常生活中与各种生活风格、生活态度、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意志、感情、欲望及爱好等方面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25],从而把这股浪潮推向高潮。

相比较而言,政治哲学回归生活就滞后多了。20世纪初第一代实用主义哲学家关切社会命运的传统,政治哲学范围内逐渐出现多元理论派别,把政治本身当成政治非专业化的实际生活领域,使政治从专业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所探讨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包括文化、道德及沟通交往等领域的公民生活世界。现代政治哲学出于反对抽象的社会政治设计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习俗、传统和日常生活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直到人类进入“富裕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政治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才标志着正式出现政治回归生活的趋势:“对集体斗争、联合、联盟政治的现代强调,让位于极端碎片化的方式。早先为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的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26]它表现出一种将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的领域政治化的趋向,试图根据在社会、技术、经济和每日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定义“政治”。随后,各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逐渐兴起,哈贝马斯重建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更是为回归生活的政治哲学带来勃勃生机。

政治哲学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以获得重生的动力,总结起来看,强调回归生活的政治主要有两种回归路径:一条是批判和解构之途,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27],其目的是颠覆霸权语言和社会结构,展现建立在民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实践之上的另类本体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崩溃,种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爆发,文化的破碎,信息技术和传媒文化的产生,现代政治的乌托邦已难以维持,在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当代政治表现出一种将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的领域政治化的趋向,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变成了质疑和论争的主题,而这些领域是“现代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以前忽视或拒不认为是一种正当的政治空间”[28]。我们笼统地称之为“后现代政治”,它们试图根据在社会、技术、经济和每日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定义“政治”。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觉得,哲学回归日常生活,就是焕发日常生活的诗性和生命创造力,“让日常生活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生产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强制下解放出来,分离出异化与本真的状态。”[29]为了彰显出日常生活的本真性和原始性,必须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和控制,回复到其原生态。他说:“日常生活表现为一种批判的日子已经来到,它们所创造的所谓意识形态已经受到了批评。”[30]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变革,而忽视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变革,忽视了微观革命。因此,他反对把日常生活看成一个位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领域,而是视其“为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两个‘平台’之外的一个新‘平台’;并且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位置,取代了马克思的工厂车间而成为社会的核心;扮演了过去‘经济’的角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压迫的核心地区;是新革命的源泉”[31]。他主张将政治、经济变革同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到社会主义变革极其重要的位置内。通过对日常生活层层深入的分析批判,最终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和总体,并通过对现存世界日常生活的改造而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理想,即“总体的人”。

另一条是从日常生活中寻求基点构建伦理—政治之途,以哈贝马斯为例。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的问题是体系脱离生活世界,关键是金钱化和官僚化渗透到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人社会化领域,通过消费和官僚化重新界定生活世界的关系和条件,扰乱了生活世界,削弱了个人积极性。“以交往行动为核心的生活世界理论既构成了区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又承担着解决危机和新型物化的任务。”[32]国家社会实践的失败以及保守自由主义的复活,使他认识到在权力和金钱媒介的圈子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问题不再是在目的理性行动领域通过政治民主保障经济民主的扩大,不再是“通过政治制度层面的合理化使政治与道德的整合问题”[33],而是寄希望于生活世界的特征——交往结构,因此,他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交往理性发展成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从而实现其宣称的自由、平等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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