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还有区位因素、人为因素。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均衡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平衡、不匀称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经过30多年的非均衡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不论在收入分配领域,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领域都存在许多问题。在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采取非均衡发展的战略,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最终表现于收入分配的非均等性[1]。它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改革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也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既带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一是高资本投入引起劳动者报酬比重的下降。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实施的是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相关产业就业弹性较低,直接导致更低的就业增长率,从而使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二是垄断行业带来的不平等竞争。一些垄断行业、部门的存在,扭曲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垄断的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其本质是政府权力对市场分配的过度干预,初次分配中政府行为失范的结果。
二、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影响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割裂的二元分配机制,是导致我国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长期的城乡资源配置剪刀差,使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市场自由配置,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水平的制度性障碍一直存在。三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公平流动,是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四是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仍偏低,尽管近年来在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仍偏低,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0%左右,城乡固定投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这种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限制了农产品市场的扩张,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一情况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消费市场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等级,使得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
三、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
当前,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分配主体方面都有涉及,具体表现为:
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现象屡禁不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得了较多的额外收入,形成了“工资不高、收入不低”现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李爽主持的一项课题发现,政府机构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合法途径,收取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形成大规模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此外,政府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也很混乱,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收入。尽管国家近年对公务员工资实行了改革,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有了提高,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部分企业通过违法行为侵蚀社会公众收益。一些国企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把国有企业股改转制当成自己“合法”敛财的一次机会,在国家法律和法规面前打擦边球,借机侵蚀企业知识产权、低价评估国有资产、降价转让或以低价拍卖等形式,把国家所拥有的各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变相转变成个人所有;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国有企业经营存在着大量短期化现象,“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个人的薪酬收入普遍存在过高分配的问题;另外,在其他企业之中,尤其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着较多的设立多本账的现象,偷税、逃税、漏税、骗税问题较为严重,将巨额应纳税所得额转变成企业盈余资金。
居民个人不规范收入缺乏约束。一是国企内部职工所享有的补贴、津贴、奖金以及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十分繁杂且数目较大,这些工作外的奖励没有可靠的发放依据,但也没有受到太多限制;二是职务消费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开销中比重较大,且报销时基本不受约束,操作空间很大;三是地区间、行业间、单位间从业人员水平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分布匹配不当,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四是私营企业在确定职工工资水平时随意性较大,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这些行为是分配起点不公平和分配过程不公平的重要表现。
四、劳动者收入保障机制的缺失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原则是指把劳动量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主要标准和形式,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对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原则对于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作用。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入受到阻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投资和资本的优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在企业时有发生。三是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许多企业工资增长缓慢且具有随意性或不规范。四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服务体系正在建设过程中,有待逐步加强,一些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保障,不能实现真正的按劳取酬,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
五、再分配的调节不力
我国的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等措施进行。而由于政策的倾斜不平衡,再分配措施调节功能不足。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有待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减少城镇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作用,但作用不明显。二是在税收调节方面,由于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具体操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了税收的“逆向调节”,加大了收入差距。三是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收入之间税赋不均,各类非劳动收入的税收征管薄弱,导致越是高收入阶层,税收漏失越严重,实际税赋越低,扩大了收入差距。四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工资收入较高的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面大,工资收入较低的民营经济单位职工参保面较小,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存在明显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五是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也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从高地价、高房价中大量得益,使收入和财富大量向他们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形成逆向再分配。
六、地理位置因素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差距大。从自然禀赋的角度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多为平原,而且土壤较为肥沃、水资源也比较充足。而西部地区除四川成都平原和陕西关中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非耕地资源占到该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6%左右,自然环境要比东部地区恶劣很多。东部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生产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大降低,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则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资本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必然会产生生产要素向经济成本低的地区自由流动的现象,因此,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并不会使原先自然环境的影响消逝或者减弱,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
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来看,我国东部地区沿海港口城市很多,在交通、运输、通讯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而西部地区由于处在内陆腹地,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交通十分不便,运输成本比较高昂,这就必然会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动成本大幅提高,投资效益与东部地区相比明显偏低,从而导致生产要素流向东部,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居民收入得不到有效提高的局面。
另外,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从而造成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大多是资源导向型的。东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缺乏,但劳动力资源充裕、技术力量较强,适合发展原材料加工工业。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一个地区经济效益的提升关键在于能否生产出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而资源密集型产业往往因其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获得的利润非常低。这种产业链的现状和产品附加值差距大的原因拉开了东、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依托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产品也可以直接通过贸易进入国际市场,这就使得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西部地区处在了更加不利的地位,进一步造成了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七、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
各种所有制形式与收入分配方式都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只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绝大部分公有制企业主要依据按劳分配的形式,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小,然而非公有制企业实行以效率为主导的分配机制,分配方式的灵活性很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内部职工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一般要高于同类型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从而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后期,我国又引进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模式,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已参与了收入的分配,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参与收入分配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深化。人们收入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由于马太效应,生产要素的参与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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