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概念为西方国家指示投资方向的时候，西方国家一致心向神往。那里是投资的乐土，生产利润的宝地。他们纷至沓来，欣喜若狂。他们喜欢“金砖国家”，他们也热爱“金砖国家”，然而当“金砖国家”以实体姿态从概念中走出来时，西方似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一些西方媒体的评论指出，四国外长会晤实际上已经勾画了一个“国际联盟组织”的“草图”，这令北约国家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北约国家在会议上讨论了北约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其中就谈到中、俄、印、巴、四国外长会晤的问题。会上指出，北约和欧盟目前正积极行动，以期阻止上述四国结成联盟。北约和欧盟担心，一旦中、俄、印、巴感到自身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同西方国家对抗并联合起来结成联盟，“将阻碍其他制造水平高、但能源有限的国家的发展”。面对这样的挑战，“金砖国家”将做出怎样的选择?能在改变世界时，实现和平崛起吗?
一、改变世界是促成“金砖国家”的基本动因
“金砖国家”各自历史不同、发展程度各异，选择工业化的道路有所区别，但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努力拼搏、完成工业化，实现向现代化的迈进，是它们共同的历史使命。过去的20年，“金砖国家”都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见表7-1)。
表7-1 经济指标:金砖国家主要年份GDP占世界的比重
注:2012年资料来源于IMF2012年4月7日。
“金砖国家”和其他所有后起国家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现代化、步入强国行列。然而当他们奋起直追、努力赶超时，却发现遭到了来自国际秩序诸多方面的不公正的待遇。这使他们具有了强烈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内在动因。其表现主要有:
(一)经常给予歧视性待遇
以中国为例，中国早已是贸易大国，对世界贸易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西方社会却经常以所谓非市场地位为由，刁难中国;同时中国也是被无理进行“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仅此中国每年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实力、所作贡献明显与享有的国家地位不符
在国际体系当中，一个国家地位与扮演角色与其实力有确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实力越强地位和角色相对较为重要，自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可“金砖国家”在更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话语权。国际规则的确立、标准的设定、议题议程设置上都难有作为。
(三)有明显的被边缘化的倾向
发达国家不仅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之上，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自己包揽，任意处置，完全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这对随着不断壮大和拥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利益关联，而且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方面不仅构成天然大国，同时还具有实现国家兴盛强大的内在动力和远大抱负的“金砖国家”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金砖国家”这些曾经通过自己勤勉，想实现国家富强的新兴经济体，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国际压力、共同的不公正待遇，迫使它们把拥有投资“黄金”回报的“金砖”概念聚合起来，砌成“金砖国家”，愿以集成之力，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平正义。所以改变世界就是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规则和现象。
二、改变世界的条件与方法
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而建立起来的，由一系列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组合而成，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自建成延续到现在没有根本改变。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它包括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强国倚仗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行“炮舰政策”，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追求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力。它的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它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但它经过一整套华丽包装，看起来似乎很合理。因此不仅很具欺骗性，而且也加大了改变它的难度。从历史角度看，处在非主导地位的国家要想改变对主导者有利、对自己不利的国际秩序，沃勒斯坦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反体系运动的反体系力量，它的主体是一些有抱负且有一定实力，同时又常常被现有体系维护者打压的国家或实体，它们是现有秩序变革者。现在“金砖国家”就要扮演这个角色。在历史上这种变革往往表现为冲突，那么“金砖国家”想以冲突解决吗?
(一)改变世界应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是避免冲突、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改变收益的理想做法。其实“金砖国家”并不想通过冲突方式解决问题，因为“金砖国家”建立的主要目的与功能就有协调，而协调一方面是内部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部协调，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协调使发达国家做出妥协，接受国际秩序的改变，时机在此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现在提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变正是难得的机会。
1．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遭受严重打击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经济大幅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萧条，美国货币三次量化宽松依然未能挽救颓势。欧盟情况更为糟糕，债务危机挥之不去，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一份来自高盛高华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我们预计2013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速仍在2%以下。财政紧缩步伐加快的不利影响可能会超出私营部门复苏和“桑迪飓风”过后经济状况好转的积极影响。我们预测经济面临的风险趋于下行;财政悬崖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国经济2013～2016年才能走出困境。现在这一预测正在变成现实，捉襟见肘的美国和欧盟经济对世界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就在他们经济处于困境状态时，相反“金砖国家”经济表现相对较为抢眼，此时实力相向而行、此消彼长，不仅发达国家无暇顾及打压“金砖国家”，相反，其艰难处境还指望新兴经济体为其解困。
2．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受到质疑甚至批判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在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以沉重打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的局限。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一度标榜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无比优越性，并以此作为制度优越性的基础，发展出软实力，把它作为对付新兴经济体的利器，置自己于道德制高点上，经济制度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他就指责你，政治制度与他不符，他可以批评你、围攻你。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你得听他的，因为他曾经是成功的。总而言之，因为他强、就应为人师。而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使情形出现逆转。
3．连续的对外用武已使霸权者身显疲态
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始，至201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连续在海外用兵，这是自越战以来美国用时最长、用兵规模最大、耗费最为昂贵的对外战争。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自2001年至今，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开支已经达到2．3万亿至2．7万亿美元。如果算上2012—2020年的预期战争开支，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总开支可能达到3．7万亿至4．4万亿美元。而这场战争共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根据同一份报告，10年来美国的战争行动夺去了世界上22．5万人的生命，致36．5万人受伤，使780万人成为难民。而美国军队也伤亡6 000人，盟国伤亡1 200人。这场战争使人们重新审视美国道德法官形象，沉重的军费负担也使美国自身不堪重负。这也是美国在面对中东乱局时，左右为难，不能决断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美国面对乱局却不得不做出裁减军费的尴尬事情的原因。一句话:美国确实有点累。
总之，美国现在内外交困，内有金融危机、难以自我解套，外有反恐残局难以摆脱，还有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战争中滥杀平民和“棱镜门”人权败绩。这一件件、一桩桩美国都不好扛。面对如此困局，美国维护以霸权为核心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志必然会削弱，因而此时提出改变国际秩序是绝好机会。
(二)改变世界的条件
机会只是指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集团，其力量出现了障碍，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改变国际秩序获得成功。要想使得国际秩序发生改变，对变革者而言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对国际环境而言也有一定的条件要求。具体说来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变革者应具备一定实力
实力不仅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建立、确认、维护、改变乃至废除国际秩序的本钱。自古以来世界就是比拼实力的舞台，如英国称霸世界时所有的游戏规则必须由英国参与制定或认定，规则就是国际行为体——即国家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相对较为抽象，即使二战后美国建立起的霸权体系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每个国家一般会按照自利原则行事，追求自身利益，这易于导致国际冲突。这时实力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实力具备的情况下，确定与实力相称的国家利益目标，国家会当仁不让地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水涨船高”式的共进关系，国家实力越强，确定利益目标也会越大、越远。霸权国正是利用世界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这一政治逻辑，攫取巨大利益的。首先，利用制定规范之机使游戏规则对自己有利。其次，利用维护所谓国际秩序的幌子扩展自己的利益。因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体系，国家间的利益天生具有冲突的一面，这决定了每个国际行为体因利益而冲突是一种社会常态。霸权者或现有秩序维护者集团，会利用这一现象谋取私利。当冲突涉及的利益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时，它会公然偏向一方不会顾及公平正义;如果冲突一方实力够强，对霸权者或现有秩序的主导集团形成潜在威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压所谓的潜在威胁方，绝不会顾及事实本来的是非曲直。
现在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国际现实，为此要挑战国际秩序必须直面秩序的维护者实力的阻遏。对此新兴经济体如果单独面对绝无胜算，联手合力也许才是正确策略。“金砖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聚合在一起。2013年，“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据有关国际组织计，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见表7-2)。
表7-2 世界前十及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列表(2012购买力平价)
从某种程度上讲，“金砖国家”具备了与现有秩序主导集团进行博弈的实力。
2．变革者应具有清晰的变革思路
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等于拉开了与现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博弈序幕。既然竖起大旗，就得有一套与既有秩序相对决的改革方案，这是前提。目前“金砖国家”关于国际新秩序就原则上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看法上，各自都有不同的构想。就中国而言已有系统表述，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国际政治新秩序。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进行开发，实行有效控制;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和货币、金融等主要领域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做到经济上互惠互利。
第三，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任何国家不能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具体表现为:各国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商的新安全观，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的国际新秩序，基本涵盖了新兴经济体的主要诉求，指出了既有秩序的问题和缺陷，重点体现了国际政治民主化和世界经济公平化以及安全领域共筑互信、维护和平的要求。这是国际秩序变革的依据和蓝本，同时加强“金砖国家”间的沟通协调，这是实现变革的关键。
3．维护者与变革者有一个能对话与协调的平台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在艰难挣扎。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构建起的世界经济体系问题重重、广受诟病。发达国家经济本身也危机四伏、难有起色。曾经的发动机，现在却重疾缠身。这使发达国家也意识到现有的经济秩序确实存在问题。这就使双方出现交集，应积极采取对话来解决问题，不能因为目前美国的实力有所削弱，就过度低估其实力，应认识到他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拥有关键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仍然拥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同时，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也并未丧失，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与美元竞争国际货币的货币。政治上美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强大的军事实力无人匹敌。目前美国控制力降低，同时也表现出愿意协商姿态，因此应抓住机会，切莫坐失良机。这时搭建对话平台就很重要。可喜的是G20已成为双方对话的平台，只要组织好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凝神静气、谨慎处置、认真对待，应该不会辜负G20这个平台。
4．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新、旧国际秩序平稳过渡的必备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没有腐朽到完全阻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程度。如果这样，两种力量将会上演生死搏杀。而依据美国及西方世界现有的实力，任何挑战者，恐怕都不会有取胜机会。反观现有秩序，经济全球化是其重要现象之一，而全球化是新兴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起点，仅此一点说明现有国际秩序至少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全球化突破了主权边界和市场割裂的樊篱，推动了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这就为新兴国家的内部变革提供了知识技术上的准备。正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下，大部分新兴国家开始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由于改革所具有的开放特征，这些国家在释放经济潜能的同时又重新加入到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之中，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全球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国家无疑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正是变革者对现有秩序怀柔和某些容忍，也才使变革显得较为温和，而这也为双方在不冲突的条件下，通过博弈、妥协实现新、旧秩序的平稳、有序过渡提供了可能。
(三)改变世界的方法
对国际秩序的改变有通过革命式，也有通过改良式的。革命是彻底的颠覆、摧毁重构。而改良相对较为温和、部分改变。不论是革命式的还是改良式的，其实都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限制。目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的改变从具体方法上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采取改良式变革是较现实的考虑
从要求变革的力量角度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力量得到壮大，但相对于对方的力量仍显单薄，力量对比远没有达到摊牌决战的时候，因此在对秩序变革的态度上，应以温和改良为上。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功能上讲，一些规则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如市场、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政治上如: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中也有很多原则发挥作用，而且世界整体局势保持稳定。只是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快速发展，引起部分规则不能适应，有些还是主要规则。因此变革是必要的。
2．采取由点到面、成熟一点收获一点的操作方式
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机制、规则、条约、协议、组织等构成，涉及内容十分复杂，而且相互联系，相互牵制。因此改革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在不影响国际体系正常运转，同时还要在利益存在分歧和冲突双方博弈情况下，达成相互谅解和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应采取分点试验，再由点到面。且成熟一点，收获一点，巩固改革成果，逐渐取得改革胜利。如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中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进行点状变革。
3．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方法
国际秩序虽然是十分复杂的系统，但在分布上难易程度是有区别的。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冲突烈度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事件上是有明显区别的，针对于此，可以设计由简到繁、先易后难的基本路径，打开缺口、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完成变革者的历史使命，使国际秩序“升级换代”，实现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和公平合理化，造福人类。如在某些方面先求话语权，暂不涉及实质变革，这就相对容易切入。
三、实现和平崛起
“金砖国家”作为国际秩序的变革者，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代表人类绝大部分的利益，是社会进步和正义的力量，维护和平、实现永久和平是其肩负的使命。因此改良有缺陷的国际秩序只是使命开始，实现自身和平崛起是完成使命必备手段，让新兴经济体包括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使人类共享繁荣才是使命的完成，其中自身和平崛起是关键。那么如何实现自身崛起呢?
(一)“金砖国家”协调机制的形成、完善是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
“打铁先要自身硬”。现有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后，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有一群国家是这一秩序的获利者，他们会极力维护现有秩序。而且他们在长期获利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实力，并具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和体系“作战”能力。因此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首先得拥有与此体系抗衡的能力，这就必须完善自身体系、壮大力量。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金砖国家”机制，提高组织能力
“金砖国家”如果从2008年第一次外长会晤到现在，已历时六年，首脑会晤已达五次。但与国际组织尤其是成熟的国际组织相比，只不过是刚呱呱坠地的婴儿，还十分稚嫩。其机制还在初步形成阶段，制度建设更是刚刚起步。对于国际机制，理论界的较权威的定义:是指一系列隐含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它们聚集在某个国际关系领域内，行为体围绕它们形成相互预期。这里面的行为体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主要是指主权国家。“金砖国家”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有许多相似的主张和诉求，国内发展阶段相同，在许多问题上也会有很多默契，正因为如此才走在一起。但究竟还处在磨合初期，相互预期不够远大，规范、规则不够完善，甚至还有些模糊，决策远远谈不上程序化。机制的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制度表现。“金砖国家”就目前而言只是才搭建好一个平台，所以机制建设工程浩大。但目前“金砖国家”面临的压力，有利于这一工作积极推动。美国正加紧整合各种力量，加强与G7的联系，以期扩大影响力。正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谈判过程最后阶段，实际是在“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金砖国家”必须加强合作，加快机制完善和制度建设，实现协调有效、制度完备、组织有力、决策高效，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又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即致力于使它发展成另一个G7而非会晤机制。这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
2．扩大力量不断吸收新鲜血液
“金砖国家”的使命不仅是自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且要帮助和率领广大新兴经济体摆脱贫穷，共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此“金砖国家”不能仅仅做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而应与他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把他们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壮大“金砖国家”的力量。目前金钻国家、展望国家、灵猫国家、迷雾国家等十数个不同的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群体集群发力，是新兴经济体的后起之秀，你追我赶，有着很大的潜力和十分诱人的前景。他们与“金砖国家”同为新兴经济体，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只要“金砖国家”拥有大批的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并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就有足够的实力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3．做好与发达经济体的协调沟通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
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广大新兴经济体的支持和加盟，具有了体系“作战”能力，这会引起现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警觉和戒备，容易引起双方冲突或对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金砖国家”还必须具有强大的对外协调功能，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使自己期待和平的预期，让对方接收、理解，并产生预期契合，从而使双方能在竞争中博弈，在博弈中妥协、互谅。这是和平崛起重要的条件。
(二)异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注定和平崛起
“金砖国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它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冲突更不是灾难，而是繁荣。其成功的经验，还会给广大的新兴经济体一个灿烂的明天。“金砖国家”发展模式包含以下几点内涵:
1．集成式的工业和现代化道路
“金砖国家”属于后发国家，因而具有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是与其经济相对落后性共生，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经济学家阿伯拉莫维茨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首先，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即: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其次，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通过全新理念的引进，所产生的制度变革，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这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一般来说后发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成本优势，即后发地区直接模仿、吸收和采纳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有效的制度，与先发地区的制度创设变迁相比较，避免了因不断“试错”而支付的高额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所具有的优势;第二，时间优势，指与制度创设变迁往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相比，后发地区对有效制度的及时模仿、跟进和移植只需较短的时间而具有的优势;第三，经验优势，就是通过吸取先发经济体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获得的后发利益。制度性后发优势使后发地区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金砖国家”的后发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与世界尤其发达经济体相互融合，已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而且在资源和能源节约方面，大大低于发达经济体工业化时期。据首创“金砖四国”称谓的高盛公司调查显示，预估至2027年，“金砖四国”的GDP总和将超7大工业国(G7)，西方国家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风暴中受挫严重，相对“金砖四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速度很快，四国的地位也日益看涨。也许超越时间还会提前。这表明“金砖国家”已然成崛起之势，对有如此良好发展态势的“金砖国家”而言，完全没有理由不选择和平崛起。
2．合作式共同发展道路
在“金砖国家”成立之前，各国已在快速发展，但的确出现发展瓶颈。选择“金砖国家”组织架构，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金砖国家”当中:
中国——世界工厂，堪称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区域，引进外资额最高，成为全球最大企业集团的生产基地。拥有13亿居民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充裕、廉价、可靠的劳动力驱动了中国经济繁荣，除了无与伦比的价格优势之外，就业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但原料不足、能源缺乏等为中国经济制造了瓶颈。
巴西——世界原料基地。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拉美地区的1/3。除传统农业经济之外，生产、服务行业也日益兴旺，更在原材料资源方面占据天然优势。巴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铁、铜、镍、锰、铝土矿蕴藏量，另外，通讯、金融等新兴产业也呈上升趋势。但发展资金不足，尤其立足于巴西市场的长期投资比较缺乏。
印度——世界办公室，被认为是亚洲经济奇迹的象征，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2011年人口超过12亿，经济稳定增长，而在经济前台的背后，是一支高素质的就业大军。据初步统计，在印度约2 300万高校毕业生在西方企业眼中越来越富有吸引力。印度软件开发世界著名，印度药业也在全球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同时印度在经济方面存在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高额财政赤字、能源及原材料依赖性过高等问题;在政治方面有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等一些不可忽视的弱点。
俄罗斯——世界加油站。走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俄罗斯经济就像从灰烬里飞出的一只浴火凤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无疑为俄罗斯经济增添了双翼。这两大工业血脉的开采和生产，创造了50%的出口贸易产值和40%的国家收入。另外，俄罗斯还是钯、铂、钛的第一大生产国。当务之急是致力于现代化改革进程，提高生产效率。但在政府当局处理尤克斯石油公司一案之后，俄罗斯远期投资受到重创，资金问题成为隐忧，进而波及金融市场。
南非——“彩虹之国”，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陆地面积为1 219 090平方公里，其东、南、西三面被印度洋和大西洋环抱，是非洲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背靠广袤的非洲腹地，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南非财经、法律、通讯、能源、交通业发达，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股票交易市场。资源丰富，黄金、铂族金属、锰、钒、铬、硅铝酸盐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国民经济各部门、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黑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存在失业率高企、犯罪率高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虽同为新兴经济体，都处在工业发展的中后期，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错落有致，天然禀赋，各有所长、相互补充、浑然天成。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巴西与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高，但工业化则显得滞后;印度、南非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都相对落后，这种有差异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合作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各国资源市场互补性强，为国家间合作空间扩宽和共同发展提供了保障。如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工业制造能力强，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主要需求国。而印度则拥有较为发达的计算机、软件产业，但工业制成品竞争力相对不足。巴西农牧业发达，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主要的原料生产国。俄罗斯有强大的航天产业和军事工业，拥有极为丰沛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南非一样拥有丰富资源。“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和极强的资源互补性，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通过自我循环，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如果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惠特曼·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金砖国家”目前基本处于经济发展起飞阶段或者起飞——成熟过渡阶段，中产阶级队伍迅速膨胀，加上人口多、数量大，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高盛预计，2020年“金砖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就能超过美国，对世界消费市场的贡献率超过50%。“金砖国家”就是通过相互合作，互相提供发展条件，以推动互补增长。这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它只是在和平发展。
3．避免了西方通过扩张掠夺实现工业化的模式
后发优势正在发力，相互合作拓展了市场、创造了需求，也为发展开辟了巨大的空间。“金砖国家”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彻底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既有逻辑。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是:蒸汽机动力出现，机器大工业迅速推广，需要劳动力、土地和市场，于是就开始了掠夺和扩张，进而瓜分世界，并强制被占领地区和民族，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价值观及其他社会观念，以配合西方发达国家廉价掠夺全球资源，支撑利己主义发展模式，从而造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掠夺、扩张和强制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利己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现代化，并一直设法阻挠。值得庆幸的是“金砖国家”通过准区域一体化，实现资源整合，拓展了市场，扩大了资金来源和规模，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需要扩张，没有了掠夺，避免了冲突和对抗。这是一种自助模式，因此“金砖国家”创造了和平崛起新途径。
(三)已有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平台是和平崛起的制度保障
“金砖国家”和平崛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即国际政治经济已经演化出过去历史所没有的、较为完备的协调机制和平台，从全球到区域，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安全，从双边到多边，覆盖面广、功能齐全。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不合理成分，但通过对话和磋商可以进行预处理，避免一些冲突发生，算是一道防火墙。加之现有市场体制也大为完善，贸易体系也更加完备，通过普通贸易能获得的资源和市场，为什么非要用坚船利炮打开呢?正是这些制度保障，不仅使“金砖国家”间合作越来越紧密、矛盾越来越少，而且其与世界的矛盾也会不断被化解，越来越少，这是“金砖国家”实现和平崛起重要的外部条件。
(四)“金砖国家”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
“金砖国家”是否能和平崛起，不仅取决于内外部条件，更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意愿。“金砖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上赶超，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之所以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目的是优化国际制度环境，为实现目标创造条件。因此“金砖国家”自成立以来，所涉及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即使有话语权的诉求，也是与发展有关。就内部制度建设而言，也是围绕自身合作与经济发展来布局。所以“金砖国家”不像北约那样，一出生就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而具攻击性，只是一个想发展而寻求国家间合作的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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