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两会”期间，“供给侧改革”成为会场内外代表和委员们热烈讨论的高频词，也是海外观察人士的热议词。代表、委员纷纷从各自角度畅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和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海外专家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加减法”并举，将使中国经济获得持久健康的发展动力。
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首先从理论上说，需求是原生动力，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现实经济并非通过“完全竞争”自动实现结构优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通过“制度供给”激发增长潜力释放。
其次从调控实践说，政府供给管理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通过“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为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和具体国情看，特别需要注重在供给侧对“三农”、区域协调、环保等方面补短板，特别是以制度供给即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形成可持续发展后劲。
贾康说，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是贴标签式选择新概念，而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赶超。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面对矛盾凸显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依靠供给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支撑力正在衰减。为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科技和制度，打造发展升级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具体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供给，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等等。
贾康说，虽然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以上这些，中国就不仅可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
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所作的大会发言同样是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常态”。
厉以宁说，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供给侧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看来，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究竟如何理解供给侧发力的主要内容？简要地说，就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更是当务之急。
结构调整必须同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高效化。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很难取得成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国有企业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呢？厉以宁谈了他的想法。
第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和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而区别对待。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主要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必须是奖励给为本企业作出贡献的人；二是必须公开化，防止个别领导人说了算，或为了平衡企业内部矛盾而违背当初实行股权激励制度的初衷。
第三，根据企业状况，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而不能采取“人人持股”“免费赠股”“企业内部自由转让”“企业职工可以任意将股票出售给非本企业职工”等不规范的做法。二是什么样的本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把职工持股视为本企业的一种“福利”，更不能形成在企业大门外摆地摊出售职工所持股票等做法。持股的职工应当有一定的本企业工作经历，职工所持股份如何转让也应当有规则。
第四，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职业经理人是企业聘任的，实行任期制和责任制，由董事会任命，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作出决议，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一结构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也适应于市场环境。但存在一个问题，即我国至今仍然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供给以及供方和需方的交流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至今尚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队伍不可能迅速成长起来，符合条件的职业经理人显然供不应求。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仍是可以补救的。比如说，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如果以前有行政级别的话，那么从此取消原有的行政级别。
改革“加减法”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不仅是代表和委员们在“两会”发言时畅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常态，海外专家学者以及一些跨国著名企业管理者也对中国发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海外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在多个改革领域统筹布局“加减法”，努力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在保证经济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完成结构性调整。
如果说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是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就是做减法；如果说搭建新平台、发展新产业是做加法，那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就是做减法；如果说减税降费、简政放权是做减法，那么精准扶贫、完善社保就是做加法。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认为，改革的加减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他指出：“在产业政策领域，做好加减法便于让市场尽快出清，为新产业发展腾出必要空间，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在财税、行政和社会政策领域，做好加减法便于让企业轻装上阵，并确保公平和效率互为促进。”
谈到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尔指出，伴随中国人口和资源红利减小、投资规模和边际效率降低，要改善经济效益还有赖于提高生产率。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财税改革、结构调整、简政放权、产业革新等多种手段，理顺市场供需关系，引导市场发挥应有效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改革“加减法”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新旧转换“动”了起来，新产业兴起的同时，传统产业也迎来重生。这种现象引起经济界广泛关注。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刊文说：“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努力加快转变步伐，从大量燃煤的重工业走向更加环保的未来……根据即将出台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中国将帮助老旧产业的工人掌握现代‘朝阳’产业如生物技术、航空和智能制造等行业的新技能。”
新动能的培育和传统动能的转型正聚成中国经济的“双引擎”。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聂军说，中国某些传统行业可能增速放缓，但一些新产业比之前增长得更快，特别是服务业增势迅猛。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推进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构建新的动力机制，这对于企业来说也将产生新的机遇。
通用电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说，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发展清洁能源、深入环境治理的政策都成为关注的热点。“对于通用电气在中国而言，都是积极正面的信号。”
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副总裁张建弢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给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制造业向高端的转型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都给跨国公司发挥自身创新能力、领先技术和全球作业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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