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塔尔人迁入新疆
塔塔尔族的形成是中世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结果。新疆塔塔尔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0年前后，大批的塔塔尔人从喀山、乌法、突曼、西伯利亚、斋桑等地迁入新疆。
19世纪前期，沙俄军队越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边界，建立了侵略据点。为摆脱沙俄的统治，1830年前后，生活在楚河、塔拉斯河、伊犁河下游、锡尔河上游、托博尔河、伊施姆河、努尔河、萨雷斯河流域的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部落中的一些塔塔尔族牧民，翻越阿尔泰山，来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山间缓坡大草原游牧，开始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定居下来[11]。
1831年，沙俄侵占了中国阿亚古斯河流域。为摆脱沙俄的统治，生活在这里的塔塔尔宗教人士、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牧民不顾沙俄当局的阻拦，于1840年后，陆续内迁，大部分来到塔城地区定居。《东方全史》一书的作者库尔班外力·哈力德（塔塔尔人）就是这个时期来到塔城的[12]。“与此同时，在19世纪上半叶，沙俄农奴制危机四起，封建主强行掠夺土地，抢占了伏尔加河盆地内塔塔尔人的大片生存之地，迫使喀山等地的部分塔塔尔人陆续东迁新疆。”[13]这些是最早迁入新疆的塔塔尔族。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大炮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帝国主义者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法国、美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望厦条约》，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19世纪中叶，沙俄利用其疆界与中国相邻的条件，不断向新疆地区扩张。从1847～1851年，沙俄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开辟喀什噶尔、伊犁和塔城为通商口岸，清政府对此一直持回避态度。1851年8月6日，伊犁将军奕山被迫与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建立贸易圈和侨民区；贸易圈内的商人和货物，由俄国官员管束，中国官吏不许过问；沙俄的商人可以在贸易圈内盖房建屋，放牧牲畜。沙俄根据上述不平等条约，在伊宁、塔城、迪化设立了贸易圈和侨民区，迁来大批俄罗斯商人和侨民居住[14]，其中就有许多塔塔尔商人、教育工作者和宗教职业者等。
19世纪60年代，沙俄实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欧洲大量农民迁往亚洲地区，直接危及到塔塔尔人的生存空间，迫使一部分塔塔尔人东迁至中国新疆。19世纪后期，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向中亚的进一步扩张，塔塔尔人在中亚的商业控制权也随之丧失，大批塔塔尔商人东迁至中国新疆[15]。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勒泰县、哈罢河县、布尔津县的一些塔塔尔族牧民，有的迁居青河县城镇和萨尔托海草原谋生，有的迁居木垒县和奇台县山间河谷草原放牧[16]。
1892年，伊犁地区的塔塔尔人口有1900人，在伊宁市的塔塔尔族主要聚居在塔塔尔清真寺周围（塔什来甫开）和波依尼克斯柯一带[17]。伊犁地区的一部分塔塔尔族自20世纪初开始内迁，有的迁居呼图壁、昌吉县牧区经商或在哈萨克小学任教，有的迁居独山子矿区当工人。
1905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境内流离失所的一大批塔塔尔宗教人士、知识分子迁入新疆定居，成为中国塔塔尔族的一部分。1912年，新疆最大的码头——额尔齐斯河码头建成，新疆与维尔内（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地区开展了民间贸易往来，吸引了大批塔塔尔族商人拥向新疆的布尔津县[18]。十月革命胜利后，属俄籍侨民的塔塔尔商人、知识分子和牧民，返回苏联者很少，大多留居中国，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19]。
塔塔尔人向东迁徙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塔塔尔人的祖辈世代游牧于中国北方，与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渊源。第二，要摆脱沙俄政府的压迫获得生存的自由。第三，中国清代新疆的民族政策较之沙俄显得宽松[20]。塔塔尔人的东迁完全是自发的。
长期以来，塔塔尔族与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有的与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兄弟民族通婚，不断接受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经济生活、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塔塔尔族。他们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热爱中国，热爱新疆，认定自己的祖国是中国[21]。
二、经济生活
近代，塔塔尔人主要居住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地带，乌克兰和俄罗斯工农业区与中亚、西亚牧业区之间，拥有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因此特别擅长经商。迁居中国的塔塔尔族，除少数人从事手工业外，大多数人为行商坐贩。中国的塔塔尔族商人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塔城、乌鲁木齐和伊犁，在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和沿海的天津、上海也有一定的势力。[22]新疆的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与中亚地区有着长期的民间贸易往来，清朝末年，塔塔尔商人成为这些城市与中亚地区民间贸易的“主角”。[23]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日益腐败，中国国力衰弱。1851年，清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威胁和压力，于8月6日，由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使者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除了明文规定俄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纳关税外，还规定在这两个地区设立领事馆，建立贸易圈，俄国商人在这两个地区买地盖房，存放货物，放牧牲畜，中国官吏不得加以干涉。从此，俄国加紧了对伊犁、塔城地区的经济侵略。1852年，沙俄在伊犁、塔城设立了俄籍商人贸易圈。1881年，又在迪化设立了贸易圈[24]。在贸易圈中，俄商既不纳税，也不受当地官吏的约束，只接受沙俄领事的直接管辖，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司法权力之外[25]。“贸易圈”实际上就是俄国无租界之名的“租界”，是俄国政府以贸易为名的殖民据点。
贸易圈设立后，大批俄国商人蜂拥而至，开设商行。俄罗斯商人在来新疆之时，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招募了许多善于交际，通晓俄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塔塔尔人，为其在新疆的商业经营当翻译、保管员、采购员、推销员、会计和出纳。这些塔塔尔人后来成为俄罗斯商人的代理人，被称为“阿克沙卡尔”，意为“商总”[26]。设在新疆的大小洋行，由塔塔尔族直接开办的，只占一小部分，多数是由俄罗斯族人开办的，然而分布在天山南北的俄罗斯族商人的代理人，却几乎都是由塔塔尔人担任的[27]。
新疆的塔塔尔族商人，既有行商也有坐商，大部分为坐商。坐商的经营网点遍布各贸易圈，“他们的摊点、商店、货场、货栈、库房、饭馆、旅社沿街而立，比比皆是”。坐商一般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用日常生活品如糖、茶、莫合烟、火柴、香皂、干果、铁制日用品、布匹等换取新疆的畜产品，如羊毛、羊皮、兽皮、牛皮等。行商则利用与新疆毗邻的便利条件，将新疆的畜产品和来自关内的茶叶、绸缎等转运到俄国的中亚地区，与那里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关系。
随着俄国人在新疆势力逐渐增大，俄国洋行成为控制新疆与俄国贸易往来的代表。由塔塔尔人直接开办的洋行，人们通称为“塔塔尔商行”。塔塔尔商行以吉祥涌洋行和天兴洋行为代表。吉祥涌洋行的创办人是来自俄罗斯斜米城的塔塔尔族拉玛赞·恰尼希夫。1861年，为逃避征兵，拉玛赞·恰尼希夫来到塔城，在塔城做店员，为俄商瓦高推销米心茶，积累了一定的经商经验。1879年，拉玛赞·恰尼希夫在塔城成立吉祥涌洋行。1907年，拉玛赞·恰尼希夫与另一位塔塔尔族商人那斯尔·鲍尔那什夫合股在乌鲁木齐开设吉祥涌洋行分店(地址在今新疆教育厅)，该分店后由拉玛赞·恰尼希夫独资经营，资本多达300万卢布。拉玛赞·恰尼希夫死后，吉祥涌的产业由其弟弟的儿子们继承。据1894年的调查，吉祥涌塔城店的经理为拉玛赞·恰尼希夫的侄儿哈森，塔城方面的买卖，“完全由他经营”，雇用的店员有39人。吉祥涌迪化店成立于1904年，经营项目为“杂货、瓷器”，有雇员5人。经理为哈森的兄长侯赛因，他热衷于政治活动。吉祥涌洋行总店设在塔城，分店遍布天山南北，生意做到甘肃、陕西、汉口、天津等地。洋行的经营业务以皮毛、洋货为主，在新疆主要推销俄货，如棉织品等，同时收购新疆的土产。吉祥涌洋行在迪化有四季牧场，兼营畜牧业，在南梁东羊毛湖设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洗毛场”，从新疆收购来的羊毛都在此地加工洗好，按羊毛的颜色和等次进行捆装，运往俄国。[28]
天兴洋行是由斜米城塔塔尔人伊斯哈克兄弟四人创办的，总经理是长兄伊斯哈克，总店设在斜米，在塔城、迪化、吐鲁番等地设有分店。1914年前后，天兴洋行拥有资本100万卢布，合黄金38000两。1884年，天兴洋行在塔城开设分店，从事商贸活动，生意相当兴盛。经理为伊斯哈克的大弟阿里夫，雇佣5人。1897年，在迪化开设分店（地址在今乌鲁木齐缝纫厂和红星综合厂），经营项目为“杂货、瓷器、布匹”，经理是外聘的哈桑·夏库洛夫，为俄籍塔塔尔人，有雇员2人。迪化分店在民国年间的资本达到50万俄贴（每1俄贴为1卢布)。吐鲁番分店是天兴洋行分店中规模最小的，经理为本地人穆海特。吐鲁番是天兴洋行推销俄货的主要基地，该分店主要在吐鲁番、鄯善、托克逊推销俄国的货物，收三县的棉花，业务兴隆，在迪化、塔城、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一带名气很大。[29]
此外，具有代表性的塔塔尔洋行还有塔塔尔人孜牙巴依·外里尤夫在1897年开办的芝盛洋行，经营项目为“杂货、瓷器”，有雇员2人。伊宁市的“阿尔泰公司”，也是塔塔尔富商之一的伯特赫·阿力·嘎力甫和伯孜力江·玉努斯等人合办的，这是伊宁市内俄商贸易圈中最大的洋行。[30]
塔塔尔商人开设的洋行集商贸为一体，经营范围广泛而直接。塔塔尔洋行运往俄国的商品主要有：牲畜、棉花、牛皮、羊皮、驼皮、狐皮、貂皮、银鼠皮、旱獭皮、驼绒、马鬃、羊毛、羊肠以及各种茶叶、绸缎等，在欧亚商人云集的俄国市场上，中国货成为引人注意的热门货。塔塔尔洋行从俄国运入新疆的商品主要有：俄国产的各种棉毛纺织品、针线、文具、瓷器、化妆品、糖果、火柴、纸张和玩具等。
塔塔尔洋行还大量收购活畜，所以许多分店还经营一定规模的牧场，占有水草丰足的草地。如天兴商行在昌吉县三屯河地区有一牧场，1928年，牧放的羊达3000多只、马1000多匹、牛1000多头，还有不少其他牲畜。各洋行收购来的各类土特产在外运之前，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然后进行包装，以便驮运出口，因此，一些较大的塔塔尔洋行拥有自己的加工作坊。如迪化南梁东湖滩有4家洋行设有洗毛场（民间俗称羊毛湖），其中最大的一家就是吉祥涌洋行的。在工作时节，吉祥涌洋行雇用的临时工达上百人，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31]。
三、文化教育
中国塔塔尔族是由俄国、欧洲中部与西伯利亚迁居至新疆的，他们长期与俄罗斯族生活在一起，经常往来，俄罗斯人对塔塔尔人的影响很大，“所有的鞑靼人（指塔塔尔人）都会说俄语，屋子里的陈设也是俄罗斯式的”[32]。塔塔尔人的俄罗斯化程度较高。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新疆塔塔尔族深受俄罗斯族影响。
19世纪，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对原料需求的增长，为俄罗斯塔塔尔族的工商业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商业的发展，一批塔塔尔族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塔塔尔旧式的伊斯兰经文学校教育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在伏尔加河畔掀起了一场针对塔塔尔经文学校的教育改革运动，这一教育改革运动被称为“乌里杰迪德”（新式教学法）[33]。
新式教学法的创始人是哈不都艾尼·胡赛因，民间称为艾尼巴依。1839年生于沙俄鄂尔斯克乌亚孜迪（县）尤里克街一个塔塔尔家庭。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塔塔尔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塔塔尔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而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是传统的旧式经堂教育。旧式经堂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以教授宗教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也十分落后，这些都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1893年6月，艾尼巴依在撒马尔罕城结识了著名的塔塔尔知识分子伊斯玛依勒别克·哈斯皮拉尼等二十几名学者，学者们对艾尼巴依关于旧式经堂教育的落后性及寻求革新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艾尼巴依出资在撒马尔罕城开办了新式学校，试行新式教学法。
在教学内容上，新式教学法除了讲授宗教知识外，还开设塔塔尔语文、塔塔尔文学、算术、历史、地理、几何学、动物学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不再体罚学生；在教学理念上，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主张女子入学接受新式教育。实践证明，新式教学法是有成效的。20世纪初，新式教学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不可阻挡的主要的教学方法。新式教学法的推行是一场划时代的教育改革运动，它对塔塔尔人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塔塔尔族的宗教教育变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的教育。
俄国塔塔尔族的“新式教学法”对新疆境内塔塔尔族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新疆塔塔尔族集中的伊犁、塔城和迪化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以“新式教学法”教学的新式学校。学校除了招收塔塔尔族学生外，还招收其他民族的学生。
伊犁是塔塔尔族较为集中也是塔塔尔族教育较早得到发展的地区。随着与俄罗斯境内塔塔尔人交往的频繁，伊宁的塔塔尔人逐渐认识到新式教学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1885年，塔塔尔族进步人士夏尔甫丁·哈比托夫阿吉在拜图拉清真寺修建了一所寄宿制学校——凯什菲亚学校。该校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的是旧式教学法，但在教材的选择上却使用了喀山铅印的教材，即新式教学法的教材。
20世纪初，伊宁塔塔尔族在民族教育中，除了积极引入俄国塔塔尔族新式教学法的教材和工具书外，还聘请当地教师到伊犁地区从事教学。当时伊犁地区的女子不能与男子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因此，伊犁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专门开办了女子学校，积极倡导女子入学。1905年，塔塔尔族知识分子艾则孜、海迪且、哈依努拉在伊宁市艾来木巴格街红桥旁的两间空房中开办了第一所女子新式文化学校，学生有塔塔尔族、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1910年，在塔塔尔族开明人士的倡导下，对原属于塔塔尔清真寺掌管的经文学校进行扩建。1914年经第二次扩建，盖起了一幢两层教学楼。是年秋天，这所采用“新式教学法”进行教学的女子中学——“曙光学校”正式开学。学校设有初级班和中级班，除讲授文化课外，还教授刺绣、缝纫知识和技能，学校还建有图书室，有图书1000多册。学校由“宗教学校”变成了“科学学校”。在校学生中，除塔塔尔族学生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回族学生以及两名汉族学生。这是新疆境内塔塔尔族开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其影响扩及俄罗斯的喀山市。
1910年，塔塔尔族商人乌买尔阿吉·阿不都琳在塔城开办“乌买尔亚学校”，这是一所采用“新式教学法”组织教学的塔塔尔族学校。学校有3个班级，100多名学生。起初，学校只招收塔塔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哈萨克等族的子弟读书。后来学校也招收了一批女生，成为全疆第一所男女混合学校。该校在塔城地区影响很大。
1911年，塔塔尔族人拜西尔巴依在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后面盖起了一所有6个班级的新式文化学校，并把曾在红桥学校任教的部分教师请来任教，给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女子授课，使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该校于1912年被迫关闭。不久，塔塔尔族人巴吾东巴依在伊宁开办了“女子工艺学校”，聘请喀山来的海迪且等塔塔尔族教师任教。学校在传授宗教知识的同时，还组织学生学习塔塔尔族、维吾尔族的工艺美术，使她们学会了裁制服装、纺线、织毛衣、织围巾、织头巾、刺绣、绣花边的技能，对发展塔塔尔族工艺美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迪化的塔塔尔族群众将一所“诺盖依清真寺”改造为“诺盖依学校”，从喀山聘请了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孜乃吐拉任教。学校以“新式教学法”进行教学，讲授当代新文化知识——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发展史等[34]。1915年，孜乃吐拉到喀山聘请毕业于喀山教育学院的塔塔尔族姑娘买尔燕木·孜格特巴也娃到迪化任教师。1916年，在他们的努力下，迪化塔塔尔女子学校成立，招收塔塔尔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女学生，当时有教室3间，学生48名。在课程设置上，除了设置男子学校设置的课程外，还有民族服装制作、刺绣等课程。它的建立对打破传统的宗教教育是一次挑战，是新文化教育在新疆崛起的象征。
伊宁、塔城、迪化等地开办的塔塔尔族学校是以教授现代文化课为主、宗教课为辅，采用“新式教学法”进行教学的学校。与旧式学校相比，塔塔尔族学校有如下特点：第一，办学经费主要靠塔塔尔族群众的赞助，校舍建在塔塔尔族清真寺旁，无偿使用寺管房产。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给学校交纳一定数额的学费。对困难学生除免收学费外，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第二，按照现代教学方法组织办学。学生按年龄大小、水平高低分班上课。重视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培养。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教室宽敞、明亮，有桌椅、黑板等教学设备。教材主要来自喀山，保证每位学生都有教科书、钢笔和作业本。授课时间采用课时制。每学期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分期中、期末进行考试，每周测验一次。有条件的学校还组织年度公开考试，聘请乡老和学生家长观摩，当场公布考试成绩。第三，通过讲授本民族进步作家的诗歌和作品，对学生进行民主和道德品质教育。在宗教课中，主要讲授阿拉伯语言文字和宗教知识，结合伊斯兰教教义，使学生懂得骗人、偷盗是犯罪。同时，科学地解释善与恶的道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从而达到反对迷信和克服保守思想的目的。第四，德育课具有重要地位。学校采用俄国塔塔尔族学者、记者热扎依丁、帕哈尔丁等人为低年级学生编写的《劝导》《学徒之德》《品德》等教材，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孩子们遵守道德规范，孝敬父母、珍视友谊、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塔塔尔人的新式教学法对新疆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民族教育和哈萨克民族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玉赛因·木沙巴也夫和巴吾东·木沙巴也夫兄弟俩是将塔塔尔“新式教学法”传播到维吾尔族的开路人。1870年，他们在阿图什伊克萨克村开办了第一所文化学校。学校编写了以塔塔尔族教育为基础的教学大纲，聘请塔塔尔族知识分子沙拉一丁、穆凯拉木、穆什皮旦执教。后来，他们成为促进新疆维吾尔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1909年，维吾尔族进步人士买赫苏提·穆依提邀请1905年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塔塔尔族知识分子海达尔·沙依然到吐鲁番阿斯塔那办学。虽然最终没能顺利开办新式文化学校，但通过海达尔对买赫苏提·穆依提的孩子和亲属子女的实际教学和买赫苏提·穆依提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新式教学法”产生兴趣。
维吾尔族教育工作者阿不都拉·塔里甫在自己的《维吾尔族教育史随笔》一书中，对塔塔尔族教育工作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塔塔尔族知识分子、教师和乌孜别克族教育工作者，为了发展维吾尔族新式教育作出了不少贡献，也洒下了许多汗水。他们的业绩将永载维吾尔族教育史册。维吾尔族后人对他们所做的工作会表示无比感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塔塔尔族的影响下，新疆的哈萨克族群众掀起了启蒙教育运动。哈萨克族进步人士邀请了一批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开办学校，建立现代文化学校和经文学堂。在这些学校和经文学堂里，任教的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从喀山、乌法城购进了塔塔尔族“新式教学法”的通用教材，教授哈萨克族学生。1905年，塔塔尔族知识分子阿不都拉接受布尔津县乌木尔泰公的邀请，在他的部落里开办新式学校，教授哈萨克族儿童。1906年，塔塔尔族知识分子穆罕默德·谢皮克来到塔城地区托里县贾依尔村开办新式学校，教授哈萨克族儿童。1908年，应阿勒泰吉木乃县知名人士吉恩斯汗泰公邀请，俄国斜米城塔塔尔人毕拉勒海孜来提来到吉木乃县托斯提乡经文学堂任教，荣获“哈萨克族人民好儿子”称号的哈萨克族著名人士夏儿甫汗·科盖达尤曾在此校学习。1910年，塔塔尔族学者海比布·热合曼·艾孜来提在福海县城库科阿哈什清真寺开办了新式学校，取名“阿克毛拉学校”，教授哈萨克族儿童。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在倡导新疆的新式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政治生活
早在19世纪中叶，沙俄把新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将已定居中国的塔塔尔人，也视为自己的属民。十月革命之前，沙俄在新疆地区擅自设置的“阿克沙卡勒”（原意为白胡子老人，即部落头人），即直接受命于沙俄领事馆。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塔塔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都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塔城、伊宁的塔塔尔族纷纷集会游行，首先提出了废除“阿克沙卡勒”的口号。一些塔塔尔族职工和各族职工一起建立了职工会，以抵制资本家的压榨。经过初次斗争，获得了每周半天休息的权利。职工会虽然由于反动政府的禁止未能长期存在，但这些行动一度冲破了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新疆沉闷的政治空气。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新疆处于杨增新政权统治时期，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新疆政治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到中国，唤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觉醒，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由于新疆与沙俄毗邻，早在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时，革命的消息就很快传到新疆塔塔尔族群众中。十月革命爆发后，局势情况的发展通过往返新疆的塔塔尔族商人很快传到伊宁、塔城地区的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中。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互相探询和传递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塔城有一个名叫阿热比卡匹多夫的塔塔尔人，在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塔塔尔族知识分子集会游行，庆祝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此后，塔塔尔族的政治活动更为频繁，在伊犁地区有许多塔塔尔族知识分子散发传单，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当地群众起来革命[35]。
伊宁市塔塔尔族学校（曙光学校）的校长阿热甫·哈比托，早在喀山大学读书期间，就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当地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以曙光学校为阵地组织塔塔尔族妇女、知识分子和学生集会游行，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3月8日那天，伊宁市举行了空前的大游行[36]。
阿热甫·哈比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及市民群众，组成千余人的游行队伍，举着“自由解放”“妇女要解放”的旗帜，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伊宁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们一路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集会游行历时8小时。游行队伍来到沙皇俄国领事馆门前，震天动地的呼声震惊了领事馆当局[37]。
夜幕降临时，曙光学校的礼堂挤满了塔塔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妇女。老年妇女大多掩着面纱无言静观，青年妇女有的高声宣读传单，有的振臂高呼，群情激奋，使会场一片沸腾。塔塔尔族姑娘艾斯买·艾合坦米亚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慷慨激昂地说：“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各族妇女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被关在高墙深宅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妇女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像牲畜一样任人宰割，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和折磨”“愚昧无知的毛拉不让妇女上学……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妇女要勇敢地站起来，与封建主义作斗争，废除压迫剥削制度，争取人身解放。”鼓舞人心的演讲，使她们高呼“妇女要解放!”“妇女要自由!”“打倒封建独裁统治”。当局调集大批衙役镇压，并唆使毛拉带领衙役棍打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逮捕了阿热甫·哈比托和艾斯买·艾合坦米亚。但是，这次塔塔尔族民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起来反对封建独裁的斗争，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伊宁、塔城、迪化的店员和工人，仿效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制度，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不管商店和工厂的老板同意不同意，时间一到即刻下班。如一次由乌鲁木齐运到塔城的茶叶卸货时，卸了一半就到了下班时间，职工按时下班，商店老板横加阻拦并质问职工，职工以“时间到了”作为答复，商店老板只好答应晚上干活给发加班费。这些事例，是新疆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觉醒的标志。伊犁、塔城的塔塔尔族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38]。
五、三区革命时期的塔塔尔族
1944年，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爆发了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并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成立了革命政权及其解放组织。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残酷的大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处于艰苦时期。盛世才为了迎合国民党，推行法西斯统治，大规模地逮捕各族人民的代表、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塔塔尔族的知名人士、商人被关进监牢。
1943年3月，国民党公布了一项命令，要牧民捐献1万匹骏马。命令规定，如不能献马，可以缴纳现金。现金须按政府规定的马价折合，而政府规定的马匹价格又足足高出市场价格一半，即每匹马要折合700元新疆币。此时的苛捐杂税已有22种，每个农牧民一年的税金负担折合新疆币2419元。强迫捐马的命令引起了伊犁地区各族农牧民强烈不满。“伊犁解放组织”认为，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当局进攻，并决定在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发起武装起义。
1944年8月初，受伊犁解放组织的委派，原巩哈县土产办事处副主任塔塔尔族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到巩哈县进行地下活动。[39]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和热克甫·白秋仁（塔塔尔族）来到巩哈县后，找到了哈米提并向他了解了该县的近期情况。接着，通过哈米提与刚从县监狱越狱的艾克拜尔、色依提兄弟两人取得了联系，得知他们早就有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想法。于是，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和热克甫·白秋仁带领哈米提、艾克拜尔、色依提三人前往与霍城县接壤的苏联境内的艾音塔里村筹办武器弹药。在那里，见到了从巩哈县出逃的哈米提的朋友努尔、吾守尔、乌斯曼、格尔彬科夫等人。法提哈·莫斯里莫夫派格尔彬科夫出面与牧民洽谈。洽谈结果是1匹马换1支枪，先拿枪，后交马。法提哈·莫斯里莫夫等5人携带换取的5支步枪、1支盒子枪、6箱子弹很快赶到了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一周后派人送14匹马到艾音塔里，偿还了买枪的欠债。此后，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又派色依提和毛力达江等人前往艾音塔里再次筹办武器。经五六天的活动后，换取了德国式步枪7支、手枪1支、子弹l万发。期间，法提哈·莫斯里莫夫派出纳瓦尼到伊宁找回了从迪化监狱逃出来的艾尼。另外，艾克拜尔的朋友伊万等人也有举事闹革命的强烈愿望，他们也与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取得了联系，要共同行动。法提哈·莫斯里莫夫、热克甫·白秋仁、哈米提、艾克拜尔、色依提、艾尼等人分别深入到阿克沙、阿热西、喀拉苏、加林郭勒、加尔托干等地继续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有许多哈萨克族青年前来参加。至此，成立游击队的条件已基本成熟。8月20日，以法提哈·莫斯里莫夫、热克甫·白秋仁为首的尼勒克游击队正式成立。游击队共有200余人，60支枪，法提哈·莫斯里莫夫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部设在乌拉斯台。游击队成立的消息传遍了伊犁地区的广大草原。接着伊宁县、特克斯县、昭苏县、霍城县、巩留县的塔塔尔族青年牧民也不畏路途艰辛和气候恶劣，冒着沿途国民党军队围追拦截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越过高山森林，从遥远的山区草原奔赴这个人人皆知的游击队根据地。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司令员决定积聚力量，向巩哈县城进攻。国民党省政府闻讯，于9月12日派预七师师长杜德孚飞往伊犁布防。15日，伊犁专区警察局副局长赵中明率领驻伊犁的国民党一二八师第三营、保安四团三连的300多军警，分三路向游击队进攻：一路由麻札赴登鲁斯口，以堵截游击队北上；一路直向乌拉斯台；一路经尼里海去童林木顿。法提哈·莫斯里莫夫识破了敌方的计谋。21日，游击队截击了去乌拉斯台的敌人，打死了1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24日，游击队包围了去麻札的敌人，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敌人损失惨重。28日，游击队占领了麻札，准备进攻巩哈县城。初战告捷。
10月5日下午，游击队和群众1600多人聚集在乌拉斯台山坡，游击队大队长库尔班·尤路满·尼牙孜作了动员，游击队司令员法提哈·莫斯里莫夫宣布了进攻巩哈县的命令。在群众的呼应声中，游击队分三路向县城进攻。10月6日，600多名游击队员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了巩哈县城。城南的是以艾尼、努尔为指挥的第二大队，城西的是以热克甫·白秋仁、哈米提为指挥的第三大队，城北是以艾克拜尔为指挥的第一大队[40]。
攻打巩哈县城的枪声首先由一支10名游击队员组成的突击队打响。突击队先袭击了盘踞在俱乐部的敌军，把敌军逼缩到县警察局院内。警察局周围有用沙袋垒成的坚固的工事，故不易占领。游击队火烧了俱乐部，炸毁警察局的围墙。敌军手榴弹突然落在两名隐蔽着的哈萨克族战士的身旁。哈米提为了掩护战士，将尚未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人，不料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哈米提不幸牺牲。游击队发起了几次进攻，战斗非常激烈，一直持续了27个小时。龟缩在县警察局大院内的140余名敌军，终因经受不住游击队的猛攻，于10月7日正午被迫悬起白旗投降。巩哈县解放了[41]。
游击队攻克巩哈县后，把总部从乌拉斯台迁到了县城，宣布取消苛捐杂税，深得人民拥护。其他地区有许多人不顾生命危险，逃出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游击队，使这支武装力量发展到800余人。他们组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艾克拜尔任队长，色依提任副队长，该队队员主要是哈萨克族，共有260余人；第二大队由艾尼任队长，队员主要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及锡伯族群众，共有230余人；第三大队由西托夫任队长，伊万任副队长，队员多为俄罗斯族，也有其他民族包括塔塔尔族参加，共有200余人[42]。此外，还有一些后勤人员。从10月7日占领巩哈县到10月底，游击队在巩哈县通往伊宁的路上，即麻札、苏布台、鲁拉苏等地，打退了国民党驻军的多次进攻，势力也扩大到巩留、喀什河南岸、喀拉苏北山、包尔包斯、伊犁河东的木沙圩孜、伊犁河南的野马渡等地。1944年11月初，这支由法提哈·莫斯里莫夫、热克甫·白秋仁领导的游击队，遵照伊宁解放组织的指示，放弃巩留县，向伊宁县推进[43]。
巩哈起义打响了三区革命第一枪，揭开了新疆各族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序幕，吹响了三区革命的号角。
1944年11月12日，各地起义代表在伊宁市召开会议，成立了三区革命临时政府。1945年4月8日，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将26000多人的武装力量组成了民族军，在伊宁西公园举行隆重集会和阅兵式。当时，民族军编制有绥定一团、伊犁二团、二台三团、伊犁教导团、特克斯骑一团等，各团都有塔塔尔族官兵。各团团级领导中有1～2名塔塔尔族。三区革命政府民族军成立后，所向披靡。塔城、阿勒泰农牧民起义风起云涌，进而南疆各地革命的力量一度发展到焉耆、库车、拜城、阿克苏、喀什、蒲犁一带。
1945年10月17日至1946年6月6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代表团，在迪化举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和平条款。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正式建立，由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兼新疆省政府委员并兼主席，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和七区代表包尔汉分别任委员兼副主席，又由国民党中央、三区、七区的其他代表分别任委员兼各厅厅长。
三区革命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独裁统治，钳制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军的军事力量，配合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努力。毛泽东在致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同志的信中，对三区革命以充分肯定，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了。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塔塔尔族人民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他们中有曾历任民族军团长、副团长的马尔胡甫·依斯哈科夫、马力克、格马迪尤夫、阿依吐尕尼、热克甫·白秋仁等人，还有塔塔尔族知识分子艾斯海提·斯哈库夫、三区民族军野战医院院长热夏提·哈比布力尼、创建吉木乃游击队的沙迪克·杜捡托夫以及民族军总医院、野战医院的塔塔尔族医务工作者、直属三区革命政府的布尔津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区的塔塔尔族职工等[44]。新疆和平解放后，这些参加过三区革命的塔塔尔族指挥员、战士、医务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六、塔塔尔族人民的解放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5月至9月，陕、甘、宁、青四省及绥远相继解放。形势迫使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作出选择。新疆各族人民以及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渴望和平，迫切希望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而当时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则逐渐形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两种势力，即以陶峙岳、包尔汉等为代表的进步派，希望新疆和平解放；以马呈祥、麦斯武德为首的顽固派，坚持顽抗到底。
中国共产党根据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7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军，经绥远转发电报，劝导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和刘孟纯，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队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发布起义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委员在主席包尔汉率领下发布省政府起义通电，宣布：“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复电，表示嘉许，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起义通电发布后，全疆各族人民欢欣庆祝。
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部队与三区民族军及和平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同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同日，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命令，三区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军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副军长马尔果夫（塔塔尔族），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伊尔（维吾尔族）。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一部分，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新疆的和平解放使新疆的社会经济免遭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建设新新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新疆迅速建立了革命的新的社会秩序，为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生活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
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塔塔尔族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育以及其他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疆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各级党政军部门特别是比较重要的行政部门，都有塔塔尔族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塔塔尔族居住地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中，都有塔塔尔族的代表参加。这一点可以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疆代表团的成员中反映出来。新疆代表共有54名，其中塔塔尔族代表20名。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前，新疆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塔塔尔族干部有17名，省级、军级领导干部2名。在各级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工作的塔塔尔族干部已有200多人。在农村、牧区和城市工商业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使塔塔尔族人民在政治上享受到平等的权利。
新疆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的民族关系，劳动人民之间具有历史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如牧区的塔塔尔族和哈萨克族牧民，原来就长期在一起劳动、生活，1958年，联合建立了人民公社。
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塔塔尔族聚居地区的实施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自治区党委坚决按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积极领导全区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征的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部署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根据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有关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规定，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第125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8月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根据新疆地区多民族的区情，20世纪50年代，全疆由小到大、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1年3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征询意见调查大纲下发。3月8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提出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前进行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积极培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需要的干部。第二，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吸收省人民政府委员、各厅（处）中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参加，研究实行民族区域的意见。第三，做好群众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同年4月13日至19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以统一民族政策思想为中心任务的分局扩大会议在迪化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疆分局委员、省级机关中汉族厅长以上党员干部，少数民族科长（当时部、委、厅、局以下的建制为科）以上的党员干部及准备出席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专员、县长以上党员干部，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军级、师级、团级党员干部共225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120人。会议批评了少数人提出成立“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错误主张，一致拥护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1952年8月，新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同年9月根据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了“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任命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主任委员，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安尼瓦尔·贾库林为副主任委员，有40名各族代表参加组成了筹委会，省政府秘书长阿不都拉·扎克洛夫兼任筹委会秘书长并主持筹委会的日常工作。筹委会设置了秘书、宣传、财务等处室，专设编制11人。筹委会统一领导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全疆各有关专区、县也相继成立了筹备组织。
1953年4月2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批示。中央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基本同意，提出了应注意的意见：第一，新疆有13个民族，其中又以维吾尔族为主。因此，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或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以后，维吾尔族必须主动照顾其他兄弟民族。第二，由于哈萨克自治区内也有13个民族成分，因此，哈萨克族也要照顾该自治区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团结。伊犁划入哈萨克族自治区内，应在该民族自治区附近适当划给一部分农业区。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不仅要照顾目前的聚居情况，而且必须照顾其将来的发展条件，以利于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新疆名称不改，行政地位相当于省级，属中央领导。
1953年6月1日至9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赛福鼎·艾则孜作的《普选工作计划》报告、包尔汉作的《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计划》报告以及《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该计划（草案）提出，新疆除建立全省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外，还建立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行署级1个，专署级4个，县级6个，以及区、乡级等）。同时，省人民政府干部学校为培养从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干部，于5月成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干部培训部，吸收了各地9个民族成分的在职干部和积极分子284人。
1953年11月2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举行第19次委员会议暨111次行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4个条例和在全省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安排。接着于同年12月1日，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新疆省相当于行署及行署以下各级民族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新疆省相当于区一级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新疆省相当于乡一级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同时还发表了《关于建立相当于区、乡级自治区第二期工作安排》。1953年12月22日，政务院批复同意《新疆省人民政府关于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关于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步骤是先建立乡级自治区，再建县级自治区，而后再建立专区级自治区和行署级自治区，最后建立全省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
从1953年到1954年，全疆建立了乡级自治地方9个、区级自治地方7个、县级自治地方6个、专区级自治地方4个、行署级自治地方1个。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到1954年底，全疆建立了相当于行署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个，相当于专署级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共4个；相当于县级的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共6个；相当于区级的乌苏县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自治区、伊宁县愉群翁回族自治区、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自治区、特克斯县库克铁勒克柯尔克孜族自治区、昭苏县察汗乌苏蒙古族自治区、塔城县瓜尔本舍尔达斡尔族自治区、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族自治区，共7个；相当于乡级的有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区、昭苏县群木扎尔特英额艾热克柯尔克孜族自治区、鄯善县东巴扎回族自治区、莎车县孜热甫夏提塔吉克族自治区、叶城县阿扎提阿巴提塔吉克族自治区、皮山县诺吾阿巴提塔吉克族自治区、特克斯县塔温布勒克蒙古族自治区、特克斯县霍吉尔特蒙古族自治区、阿勒泰县康布铁堡蒙古族自治区，共9个。
195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县以下民族自治地方暂缓建立和改变等问题的指示》，指出：“全国各民族自治机关的行政地位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因此，尚未建立的县以下的民族自治区应不再建立，已经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将来应改为民族乡。”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宪法规定，新疆停止了尚在筹建的乡级和区级自治区工作。6个相当于县乡的自治区，于1955年2月5日改称为“自治县”，“人民政府”改称为“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名“主席”“副主席”改称为自治县“县长”“副县长”。
1956年4月26日新疆提出了《关于更改我区已建立的相当于区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报告》。同年7月21日，国务院批准这一报告。同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委）发出《关于更改我区已建立的相当于区一级和相当于乡级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撤销1954年底以前建立的7个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和自治机关，设立区公所，原区内聚居的自治民族，根据居住情况，分别建立民族乡。”自治区人委的指示下达之后，由于农业合作化形势迅猛，改建民族乡未能列入主要工作。当时农村先建初级社，后建高级社，最后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行政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如1953年在叶城县建立的相当于乡一级的阿扎提阿巴提塔吉克族自治区，在公社化时划属泽普县托合其公社12大队。公社化之后，民族乡的体制名存实亡。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
新疆自1952年建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采取了由小到大，乡、区、县、专区、行署五级自治地方步骤，于1954年底完成了全疆各民族聚居区的建立工作，为建立省一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了准备。
1955年9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议案》。
1955年10月1日，赛福鼎·艾则孜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至此，新疆除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和满族因人口较少，居住分散，没有建立自治地方外，其他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治地方。
（三）改革开放以来，塔塔尔族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为新疆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建立民族乡提到了议程。1983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1984年元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了这一通知。同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和自治区的部署，到1990年底为止，全自治区共恢复和新建了包括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塔塔尔等9个民族的42个民族乡。
1989年7月，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民族乡正式成立，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塔塔尔民族乡。它的成立是塔塔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民族乡的成立得到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派出了以自治区民委主任阿不拉尤夫为团长、自治区卫生厅厅长热合甫·阿巴斯（塔塔尔族）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其成员有：努尔·提尤夫（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塔塔西（自治区畜牧厅厅长）、维吾尔·莫尼甫（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马合木提（林业厅厅长）、马合木提·沙迪尔（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帕图西·多来提（自治区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塔塔尔族）、扎内夫·多来提（新疆大学教授，塔塔尔族）、克力奇（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族处副处长）、李涛（自治区财政厅文卫处处长），工作人员有：周建华、昔锦峯、马力克·恰尼希夫（塔塔尔族）。同时，自治区塔塔尔文化研究会的歌舞团在政府大礼堂和大泉乡广场还进行了专场慰问演出。该乡位于303省道乌奇公路两侧，介于奇台县和吉木萨尔县之间，东与农六师108团相连，南隔东湾镇至天山山脉东侧西北处，西与吉木萨尔县相接，北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距离县城西南23公里处是乡政府所在地，也是农牧民的主要居住区，是本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乡由塔塔尔、哈萨克、汉、维吾尔、回、蒙古等8个民族组成，总人口4117人，少数民族占73%。据2006年统计，全乡有塔塔尔族人1450人，占总人口的35.2%。全乡总面积7万亩。全乡实行两级垂直管理，辖有7个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其中牧业村4个，实施定居的有291户1134人。全乡牧业人口3247人，约占全乡人口的78.9%；农业人口870人，约占21.1%。
在奇台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10余年建设，现全乡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89年的不足400元提高到了2000年的3793元，粮食单产从147公斤提高到2000年的360公斤，牲畜存栏从3.48万头（只）增加到3.663万头（只）。第二、三产业总产值达到1034万元，农牧民抗御风险能力大大提高，农技、兽医、卫生、计生、通讯等服务逐步覆盖全乡，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多年来，国家和自治区、自治州、奇台县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塔塔尔民族乡的发展，从水利电力、牲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中低产田改造和中小学建设、卫生所建设、广播电视建设、乡村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具体表现在：
一是加强乡村道路建设。全乡修建乡村砂石路55公里，县乡公路8公里，投资50万元，完成黑沟村沙石路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乡村交通条件。
二是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力度。2000年修建防渗渠2.2公里，桥涵2座；投入资金17.5万元，完成黑沟村上山地区460亩旱地喷灌工程；投入资金85万元修建防渗渠14公里；投资31万元，完成黑沟村8公里的人畜饮水工程。
三是加快乡村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组织实施4.6公里的农网改造工程，全乡大部分村完成电网改造，用电成本明显下降。投入资金80万元，建成占地面积1515.5平方米的塔塔尔民族乡中心学校，在校学生达到320人，乡村教育稳步推进。投资12万元建成乡计划生育办公室、农服站办公室和职工活动室及篮球场，改善了办公条件，丰富了机关干部的文化生活。筹集资金35万元修建乡文化中心，有效地改变了塔塔尔族乡群众文化设施薄弱的状况。争取资金400万元，为大泉湖地区安装了程控电话，加强了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
1989年成立的大泉塔塔尔民族乡卫生院，建筑面积2350平方米，占地面积50亩，绿化面积占40%。2005年，全乡“四苗”接种率达到100%、建卡率达到100%。乙肝疫苗接种率达到100%；孕产妇建卡率达到100%，住院分娩率达到100%，产后访视100%；结核病的防治、地方病的管理已经走向规范化。卫生院下设村级卫生室4个，主动为农牧民上门服务，解决了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成立于1984年的大泉塔塔尔民族乡中心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现有3个分校，在校生320人，包括塔塔尔、哈萨克、维吾尔、回、汉、乌孜别克6个民族的学生。全校21个教学班，其中小学15个班，初中6个班；教职工78名，其中专职教师55名，小学教师23名，初中教师22名，塔塔尔族教师15名；学校总面积l515.5平方米，勤工俭学用地375亩；有教室2栋、实验室2所、宿舍2栋、运动场1个、篮球场1个。学校图书馆有藏书2954册。近3年来，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资金80万元，其中台湾华恩爱心集团捐资30万元，州民委投入项目资金10万元，县财政投入40万元。
四是深入实施草场围栏保护工程。2000年争取资金180万元，完成南山草场180公里的围栏保护工程，保护草场面积3万亩；完成南山及北沙窝2万亩草场的围栏工程；2005年争取国家投资7.5万元，完成大泉湖中秋草场30公里的围栏建设，完成了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工程，缓解了草场压力。
大泉塔塔尔民族乡在政府的扶持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家庭已经实现了小康。如黑沟村司马合赞一家，全家共有9口人，家中有父亲、母亲、1个弟弟和3个妹妹及他们一家三口。司马合赞在乡农机站工作，妻子在乡中心学校当老师。司马合赞一家原在南山放牧，1998年10月，在乡党委、政府的多次劝说下，他们搬迁至平原区定居，乡里划拨50亩耕地供其耕种。近年来，司马合赞一家积极发展畜牧业，目前养殖奶牛30头，羊100只，每年养殖业纯收入达2万多元。他们还在路边开了一家便民商店，每年收入近万元。当然，也存在一些发展滞后的贫困家庭。如黑沟村的夏木先一家，全家5口人，3个孩子。全家有耕地25亩，人均耕地5亩，年人均纯收入700元。因夏木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家中经济困难。多年来，大泉塔塔尔民族乡党委、政府将夏木先列为长期救助户，努力帮助他改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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