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老师是知识分子中“述而不作”的典型，在1998年出版《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之后，一直没有出版新书。但在我们平常聊天时，他却是高屋建瓴、新见迭出，我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时常聆听他的谈论，感到受益匪浅。一般是午饭后，我们在附近的小区内，边散步，边聊天，谈论最近的新闻、读到的文章、网上的事件，以及思想文艺界的动态，等等。散步走了几圈，我们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继续聊，直到下午上班时为止。我们聊天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小区里的藤萝架下，那里有L形的两排座椅，上方是密布的藤萝；另一个是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这里有一个石桌和四个石凳，正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明亮，澄澈，而又斑驳，我们坐在这里谈天说地，既是互相切磋、增进学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在研究院的这七年，对我来说，这是最为值得珍惜的场景之一。这样的聊天，仿佛就是一种“游学”，在祝老师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祝老师是很少的能和学生辈的人平等相处的学者，和他聊天，从不让人感到有什么压力，而能够畅所欲言。他包容、敏锐而细腻，同时又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跟他谈任何问题，他都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视点去看，或者他会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你细节中的矛盾，让你论述中的罅隙显露出来，你只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表达更加精确细致——而这样的过程，也正是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它会让你澄清个人意识中暧昧不明的部分，从迂回曲折中寻找到真正能够表述自己的那条小路。
我想大多数读者不会像我一样，有幸聆听祝老师的言谈，因而这本《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弥足珍贵的。此书收录了他近20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涉及政治、社会、思潮、文化、文艺等各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光谱中，祝东力常被划为“新左派”一翼。1997年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成了划分知识分子的标签，即使在当时，这一分类方式也没有尊重每一位知识分子个体的复杂性，而只是陷入了不同立场的攻讦。而在15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分类方法就更加值得反思。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祝东力的思想轨迹，他从个人的经历切入对一代人思想的分析，“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90年代初期，基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敏感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这可以让他对社会与人生有更深刻的体察，祝东力可以说是最早从“新启蒙”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以“新左派”简单地加以概括。在“新左派”内部，如果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做更细致的区分，那么可以说祝东力更偏向于民族主义一翼；如果以庙堂与民间做一个横轴，祝东力则更偏向于民间一侧。我想这大致可以概括祝东力在当今思想界的位置。但是这一位置是动态的，我们只能在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加以把握，思想的独立让他更具超越性，比如此书中关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关于“全球困境的出路”的分析，就与我们通常所见“新左派”或民族主义不同，而他对宪政与民主等问题的思考，更是触及了一般“左派”不会触及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能见出祝东力的思想特色。他总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考，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这里，其实隐含着对“学术”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祝东力看来，学术并非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也不是在搬来的某些理论中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因而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学术的这一理解，让他撇开那些花哨的招式与装饰，而直抵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细读此书中的文章，便会发现祝东力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比如《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而《中国的历史使命》《大目标PK民族主义》《迎接全球动荡期的来临》等文章，则着眼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28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中，祝东力也擅长于在历史梳理中发现新的问题。在我看来，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提出问题之所以必要与有效，既在于祝东力的思想方法，也在于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置身于一个飞速发展而充满激荡的时代，如同跳进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时常会辨不清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大约每过10年左右，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整个社会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充满了“断裂”。不仅当代中国如此，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同样充满了“断裂”，而自“现代性”问题发生以来，500多年来的人类史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建立起内在的统一性，如何面对这些巨大的断裂，便构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对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并从更高的视点加以概括，让我们辨清来时的路，认识当前的处境，并探寻未来的路，便是最值得重视的工作。祝东力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结合政治经济分析与社会结构分析，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的路与世界的路，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承担。他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如对“苏东模式、东亚模式与中国”的分析，对美国霸权来自于“军事—高科技霸权、美元—金融霸权和意识心态话语霸权”的分析，都简洁而深刻，令人难忘。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忧患与思考，构成了祝东力问题的核心。在这里，祝东力不仅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由此理解他的“思想曲折”，尽管与1980年代相比，他的思想、立场与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执着求索，让他改变了个人的思想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祝东力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真正继承者，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成了思想转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继续着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与追索。
祝东力不仅有开阔宏大的一面，而且有敏锐、细腻的一面，在此书所收入的对具体文艺作品的分析中，我们能领略到他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细腻的感受力。对我个人来说，读到他早期的文章《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和《钱钟书现象》是意外的惊喜，这些文章呈现出了他的另外一面。《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的风格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又精辟透彻，《钱钟书现象》指出，“在古今中西浩瀚典籍的运用上，钱钟书的特点是撷取表面，扔弃深部。对于那些博大精深的经典之作，这种取舍之间的反差尤其显著。”——这是很多论者所不及的，而层层深入的剖析更让此文趣味横生。
在约我写此篇“跋”时，祝老师特意嘱我要写写问题与缺点，虽然学生批评老师似乎有些不敬，但彼此之间真诚的交流似乎更加重要，在此我也不揣冒昧简略地谈一谈。在我看来，祝老师文章的不足之处是：他的文章似乎只有观点，而较少展开具体的论证过程，这让他的文章似乎一棵树只有主干，而缺乏枝叶的纷披，这或许也是他文章都较为短小的原因，这样的文章虽然精炼，但有时也感觉不够舒展；在某些文章中，他宏大的一面与细腻的一面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没有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我想这可能与他写作时紧张的状态密切相关，如果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去写，或许他能为我们奉献出更好的文章。就像我们坐在那棵大槐树下闲谈一样，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
（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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