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枷锁的代价

中国，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亚洲文明的火焰在抖动摇曳，它遭受着毁灭的危险。

——乔启明

人口，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世界50亿人口、亚洲30亿人口的数字无情地推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大地和生态学》一书写道：“地球能够为如此众多的人口服务吗……如果人口继续爆炸，大批人将陷于饥饿……一切主要的环境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人口，特别是过多的人口。”中国，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人满为患已不是耸人听闻。错批了一个马寅初，一个孤独不安的灵魂，中国人口魔术般地长了3亿，这正应验了R. L. 海尔布鲁诺的忧虑：“逻辑往往是不会赢得人缘的，一个坦率指出社会悲剧收场的人，几乎肯定是无法获得众望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到公元2000年，中国人口将势不可挡地冲破12亿大堤。此可谓“大官非不忧、主上非不谘”。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虽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力、愚昧的民众意识、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阻抗，要实现国策须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啊！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专职干部（简称“计生专干”）——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干部，在神州大地上发出了沉重的呻吟和呼号，留下下腥红的历史血迹和印记。

1985年12月，河北省满城县龙门乡，村民杨秀平计划外怀孕第三胎6个多月，为达超生目的，跑到徐水县白岭村大姑姐家躲避。12月22曰，龙门乡党委副书记侯树祥、计生助理员高明海等四人跟踪追随到杨秀平大姑姐家，动员杨回县采取补救手术。杨秀平的姑姐夫对搞计划生育工作的早有成见，怀恨在心，今天一见此状，便大声叫骂：“搞计划生育的没有好东西！都是些土匪流氓。”他很快召集了上百人，对高明海等人进行围攻，一伙人向高等人的头部、前胸、后背拳打脚踢；高等人几次被打倒在地，头发也被揪下几绺。高明海被打倒后，几个人狠狠地用脚踢高的要害部位，围攻殴打持续一个多小时，高当场晕了过去。经满城县医院检查诊断：高明海鼻骨粉碎性骨折、轻度脑震荡，失血严重。高虽经多方治疗，住院两个多月，花去了上千元钱，但仍未痊愈。

1987年11月10日清晨，河南省辉县常村乡村民郭小虎来到村党支部书记张庆芝家，要张批准他孩子上户口。其妻多次不内诊也没上环，第一胎刚满两岁，二胎已出生六七个月，仍未去内诊过。张庆芝未答应。中午12点，正当张办理“五保”老人的丧事时，郭小虎拿着一块厚厚的砖头气势汹汹地走来，威胁道：“你办不办？不办就说一声。”“你什么时间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什么时间给你办。”张回答。郭小虎举手就打，幸而被在场的人拦住。“张庆芝，有种的在这等着；我回家去咱再说。”张庆芝道：“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国策，你威胁我也不怕。”“那你就等着看！”午饭时，郭贞（郭小虎的六叔，共产党员）远远便骂开了：“土匪，他妈的欺负到我郭贞家来了。我怕过谁？乡清财组的人，我也打过，也没能把我怎样！你小庆妞（张庆芝的奶名）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张庆芝的老伴实在忍受不了郭贞的叫骂，又怕老头子被打，忙从厨房跑出来劝说了几句，郭贞便指使其儿去打张庆芝老伴。她被一拳打倒在墙下，刚站定，又被一拳打倒在煤堆上。张庆芝老伴被他们打得出血不止，周身疼痛至今未愈，医药费花了一千多元。第二天，张家责任田里的树被砍了63棵（已是第四次），第三天，村里的扩音机被盗（宣传计划生育用的）；没隔几天，五间新瓦房被炮崩，300多斤重的大肥猪被毒死。在此之前，郭贞曾在村里的戏台上大叫要崩张家的房、杀张家的人，不然他不姓郭。对此，张庆芝曾上诉过，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7年11月21日晚上，广西宾阳县六新村公所村长韦仕英因抓计划生育而受到打击报复，四亩多未收割的晚稻被人用棍棒全部打倒在地，谷子脱落田里，损失约两三千斤。同一天晚上，韦仕英儿子的一头几百斤重的大猪被人毒死。今年以来，村里的一些人对韦及其堂兄弟的打击报复有增无减：韦家的一头牛被人用刀刺伤，伤口深达四五寸；一些人教唆村里的小孩，经常将韦及其堂兄弟拴在屋边的耕牛解脱去损害他人的农作物，然后处以罚款，因此，他们的五头耕牛已被迫卖掉了三头；去年春季，韦家承包的九亩多水田的田基被人挖塌多处，最长的缺口达10米；韦家在村边有一块菜地，一些人常把垃圾倒进去，致使不能种菜；韦家的两株龙眼树，被人砍光树枝；韦买了一台粉丝加工机，不敢在他所在的石牛屯安装使用，就拿到其女婿所在的六新村安装，但电线还是被人钩断两次，至今未能接上，只好停机；石牛屯仅有一处公用水龙头，韦家妇女一去那里挑水、洗衣，就遭到在场的人排挤、辱骂，只好到两里外的邹圩去洗衣服；韦的三个孙子和堂兄弟的小孩也受到“株连”，经常被成群结队的儿童驱赶、殴打，使他的三个孙子不敢外出、上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些人扬言：除非你韦仕英迁家到别处住，否则就别想安宁！面对种种打击报复，韦全家不堪忍受：其堂弟已带着儿子出走；韦的大儿媳之母多次登门，要求韦的大儿子与其女儿离婚，以使其女儿早日摆脱连累之苦。目前，韦仕英心灰意懒，觉得在村里实在呆不下去，要求把房子交给政府处理，由政府安排，将他全家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以求过上安宁日子。

是的，我们的基层计生专干为历史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付出了代价——肉与灵的代价，他们肉体上遭受毒打，精神上经受折磨，甚至濒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边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农村生产还是由几千年来的原始工具和人工操作来完成，劳动力就是生产力。男劳动力又是家庭生产力的支柱，生一个男孩，就是一份强有力的财富；更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健全，养儿为了防老，多生为了保险“有种”。当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封建意识在人们心中的长期积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人治”社会里，调节人们关系的原则不是法律，而是家族表现出来的力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凌弱，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虐地位。因此，正是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思想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决定这种生育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大锅饭”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导致个人经济行为的丧失，生育决策的经济依赖由以家庭为单元变成以社会为单元。于是“一双筷子一个碗”就成为农村生育孩子的成本，投入如此之小，而产出却很大，何乐而不为？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微观家庭生育意愿与从理想模式出发的宏观国家生育政策相去甚远，群众无法接受，而计生专干迫于上面国家政策、人口计划又不得不去做工作，于是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988年3月15日，下午2点左右，安徽灵壁县浍沟镇计生干部杨勇，被村民彭庆山爷俩用菜刀将左面部砍伤，伤口长3厘米，深2厘米，缝了4针。

1988年5月17日，下午3时许，江苏靖江县柏木乡副乡长王士珍右手虎口被计划生育手术对象当众咬掉一块肉。

1988年5月8日，陕西丹凤县毛里岗乡乡长徐新民的左眼球被一计划生育手术对象的家属陈虎存用伞尖戳破，流血不止，虽经县、区医院抢救，但左眼已失明；加之交叉感染，已影响右眼视力。

1988年8月12日下午，四川荥经县计生委副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刘泉兴被石桥乡邓国林等四人围困毒打达半个小时，造成重伤。

据湖南省计生委报道：湖南省1986年以来，计划生育干部因宣传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而被打事件627起（轻度被打者不算），被打人数935人，其中乡以上干部被打者287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更为怵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基层计生干部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害。

1987年7月7日上午7点，湖南麻阳县平溪乡政府派出计划生育工作队黄雨育等人，到竹子青村第五村民小组计划外生育第二胎的张长元家宣传计划生育。这时，张长元的哥哥张长银（聋哑人）突然手持柴刀闯来。工作队员见状立即躲闪。张长银追上走在后面的黄雨育，向其头部砍去，黄抓住一把木椅奋力抵挡，右腿还是被砍伤。两天后，副乡长欧民众率几位计生专干途经竹子青村时，张长银又手持柴刀，从家里冲出来，为了避免张再次行凶，欧让大家撤离。51岁的李叶荣（朱木村党支部委员、会计）由于年纪大，动作慢，被张在颈部猛砍一刀，当场鲜血直流。李受伤后，还与张奋力搏斗，又被张在额部及手臂处砍了两刀。这时，欧率五人返回救人，并用棍棒挡住张正在挥舞的柴刀。高芳秀等人护送李叶荣经兰村乡送县医院抢救。这时，张长银其兄张长金、弟张长元等数人闻讯赶来，明知张长银杀人，还问为什么工作队打人。他们一伙抓住副乡长欧民众毒打，张长元手持匕首，连向欧猛刺两刀，幸欧提防未被刺中，但被追逼跌入水田。李叶荣被护送大约三华里，终因流血过多死于途中。欧民众跌入水田后，立即躲到村支书张再均家中，张长金兄弟及叔父等人还不罢休，一起闯入张再均家。欧发现后，想越墙逃离，被张长伍发现，他手拿石头，扬言“不出来就打死你！”欧被迫走出，又被张一伙捆绑毒打。

湖南省新田县陶岭乡李被发的妻子怀第三胎，乡计划生育专干雷宝翠和另外三位工作队员上门做工作；李的父亲出面大骂计生干部。当晚，其父在自己家里喝了一些自己做的酒后，感到心闷而死亡。李被发硬说其父是计生干部气死的，便纠集一些人将计生干部雷宝翠和另一计生专干捆在一起，逼着他们为死者吊孝，对其进行侮辱和殴打。并强迫未婚女青年雷宝翠用嘴吸死者的生殖器。

更不可思议的是罪犯大多逍遥法外。1988年7月23日，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局井处机修总站计划生育宣传员李瑛，被本单位超胎生育的保卫干事藤新社用匕首当场捅死，同去的另一名组织干事曲桂金也被捅伤。然而，处理该事件的有关单位和领导却互相扯皮推诿，久拖不决；而且遁词隐实，玩弄花招，上瞒下压，妄图包庇罪犯，使罪犯一度逍遥法外（李瑛死后一个多月，凶手仍未伏法）。

基层计生干部抓计划生育、完成国家人口计划，是为国排忧，为民解难，可谁又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为此不时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执法反被犯法打，犯法者逍遥法外，我们不禁要问：法律何在？其实，法律有条可查，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就是他们依照有关法律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任何拒绝、阻挠其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处罚。对于以暴力或威胁方法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推行计划生育工作，情节严重的，已触犯了《刑法》第157条之规定，构成妨害公务罪。《刑法》第134条还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法律条例确乎明文规定，但为什么该判不判，致使违法者气焰嚣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政法部门理应支持计划生育工作，但各地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能尽如人意。1988年4月1日，《中国计划生育报》（现为《中国人口报》）披露了湖南省海湘县五星牌乡党委书记李斌生和副乡长王友体在动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被县法院以“非法拘禁罪”而判刑的情况，在计生界引起轰动，并得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湖南省计生协秘书长周汉川满脸困惑：“《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推行’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来保证？基层干部不能空谈理论，他们面对的是人们强烈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的矛盾，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无忧无虑放开胆子开展工作？”山西省稷山县计生委张谦益给编辑部《对此案要重新复查和审理》的信中提到：“此案的审结，对计生干部的心理，尤其是基层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既然‘政策面前人人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对于阻挠国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而先行骂人打人的人，为什么不进行任何追究，而只是一味追究在执行公务中有失误的干部的法律责任，这难道是依法办案吗？”

这些来信、发言和谈话，反映了他们对我们基层计生干部艰辛工作寄以的无限同情，同时也表示出他们对法律的懵懂和困惑。我们呼吁《计划生育法》尽快出台，以解决目前计划生育无法可依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鹏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困难的、复杂的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社会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的障碍，也会遇到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保障条件还不能使计划生育走向自愿，于是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人们对计生干部工作的对立情绪日积月累，顽而不化。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局的计生宣传员李瑛被捅死，其石油局的人非但未洒一掬同情之泪，反而说：“杀得少了，多杀一些才好呢！”四川某县计生委刘泉兴副主任被打，一部分超生受罚户兴高采烈地说打人者带了好头，“看他还整计划生育不？”

计划生育是国策。是国策，总得有人去执行！计生干部也是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计生干部也需要理解，需要尊重，也许，“理解万岁”在这里是最需要的了。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包括我们的政府部门、政法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他们的工作也不重视，不关心，口头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连自己也鄙视他们。

基层计生干部为执行国策、实现国策的目标而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们“硬着头发、厚着脸皮，磨烂嘴皮、跑破脚皮，饿着肚皮”地工作，他们挨打受骂、财产被毁，甚至牺牲生命，可他们收获的是什么？

政治地位高？

党的第十三届代表大会，连个体户都有代表参加，但以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身份参加的代表一个也没有。全国劳动模范大会也不见计划生育系统代表的身影。

江苏省规定：市以上劳模家属可以转农业户口为城市户口，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却不能享受这一待遇。有的县规定文教、民政助理为科员级，月工资62元，而乡（镇）计划生育助理员却只为办事员级，月工资56元。

河南省鲁山县的换届选举工作结束了，可落选的大部分乡长都是抓计划生育工作的。抓计划生育的“不得人心，不得好死”，哪来深得民意的选票？抓计划生育不能像抓经济工作那样，短期见效，政绩赫然，哪来上级领导的赏识？更何况抓计划生育还可能得罪了某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呢！

党员，政治地位的一种表现。山东省沂水县朱戈镇的计生干部中最早的在1973年就参加了此工作，但除了从部队回来的三名党员外，其余二十多人没有一个被吸收入党，难道他们中没有一个够条件的吗？

社会地位高？

做计生工作的与他人交谈起职业来，说者难以启齿，仿佛低人一等，是二等职业，听者往往“哈哈”一笑，这一笑之中包含着千言万语，它道出了计生工作者社会地位的“真谛”。村民认为他们端的是泥饭碗，比正式干部低一等；村干部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对他们布置的工作抱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工作积极时，有人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出什么风头，看你能神气几天？”他们到村里去做宣传工作，有的群众便说：“你们有什么资格管我？”甚至骂他们是“灭种队”、“阉猪佬”。

计划生育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触及三亲六友，邻舍百家。工作中得罪了人，之后随时都可能遭到报复和刁难。山东沂水县圈里乡计生办主任解宗平工作到晚上10点多才返回，因患急性肠炎想搭顺路车，但司机一看是搞计划生育的，根本不让上车，开车就跑。计生干部本身办事难，命运也牵连到子女身上。马站镇计生办主任高维信的女儿没能升学，要求回校复习，被学校拒之门外；而农电、税务和派出所等部门的子女却都回了学校参加复习。有的同志孩子转学，不敢说是计划生育部门的，托人顶其他单位的名才送进去。计划生育干部连找对象也成了难题，一说就是：“千万别跟那些绝户人家。”

福利待遇高？

1987年统计：农村乡（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的平均工资为62.81元，平均工资在60元以下的有7个省（安徽、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四川、贵州）。最低工资在20—30元的有5个省区（内蒙、江苏、江西、山东、河南），在31—40元的有8个省，41—45元的有5个省，46—50元的有6个省。

四川省计生委数据显示，全省计生专干工资在52.50元以下的占71.4%。

山东沂水县计生专干210人，工作10年以上的49人，7—9年的68人，5—6年的61人，5年以下的32人，但其工资最高的只有46元，其余的什么洗理费、副食补差费、报刊费、独生子女费等都一概没有。

他们不能享受劳保、医疗等待遇，没有奖金、没有补贴，仅靠几十元的基本工资，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些基层的计生专干如何维持生计？如何养儿育女、养家糊口？

山东临沂市白沙埠镇计生站放环员侯志英，担任放环员已20多年了，共放环25000例，取环8000例，流产5000多例，接生4000多人，从未发生过事故，多次被评为镇、县先进个人，1986年还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先进事例曾多次在省、市报纸上刊登宣传。但每月工资只有21元，全家6口人，公婆均70多岁，丈夫有病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她本人也患有慢性肾炎，家里每人平均只有6分田，打的粮食仅够糊口，现已欠债千余元。尽管每日粗茶淡饭、节衣缩食，生活仍收不抵支；工作得罪人多，责任田里的庄稼常被人毁掉，自留地里的蔬菜也常被人糟蹋，生活几乎过不下去了。

呜呼！吃的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在民族行为短期化、政府行为短期化、企业行为短期化、个人行为跟着短期化的当今社会，谁叫你计划生育工作来一个看不见的长期效应呢？

光投入没产出，严重的投入产出失衡，哪还有什么“效益”可干？还有什么干劲可谈？于是，许多计生专干纷纷“转业”，一些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也不愿再抓这项工作。湖南省邵阳市计生委许英杰同志对7个县的调查显示，7个县计生委共有干部101人，想转行的78人，占77%；区、乡计生专干共有328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230人，占70%；城步县计生委的3个正副主任联名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辞职书……

如此下去，又将是一次恶性循环！

马克思早在1850年讨论中国社会远景问题时就曾指出：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而那时中国人口才是四亿一千四百多万人。对此，马宾在《论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曾感慨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在人口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另一方面忽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口规律和特点，曾因政策失误而使已经过剩的人口又两度剧增，1981年总人口达到10亿。对于这个沉重的枷锁，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是啊，“如果我们像野兔那样繁殖，从长期来看，我们便不得不像野兔那样生活和死亡”。

（此文发表于《时代杂志》1989年第3期，之后被1989年3月16日《文摘报》刊用部分内容）